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是谁？对不少人来说，他们是一个模糊的群体概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有一面“哭墙”，上面刻了3000多个遇难者的名字。这和一般认为的大屠杀遇难30万人的数字，相差太大。正在进行的纪念馆的扩建工程中包含着寻访遇难同胞名单的工作，研究者的预期是将有名有姓的遇难者名单扩大到1万人。
1343个名字
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是谁？对于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二年级研究生石维军和他的几个同学，这个问题在3个月前仅仅是一个数字，来源于教科书的30万。而现在，成为了一个个有名有姓的人，一个个曾经在这个世界上走过的有血有肉的生命。
今年7月1日至8月19日，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二年级的12名研究生走遍了南京市城郊的江宁区270多个行政村进行“地毯式”调查，对南京大屠杀期间江宁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进行了全面的了解。通过对1038位健在的幸存者和目击者的访谈，他们调查出江宁地区有确切姓名的死亡人员1343名，不知名死者6018人，总死亡人数7361人。
此次调查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找到了1343名遇难者的名字。1343个名字是什么概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有一面“哭墙”，上面刻了3000多个遇难者的名字。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说，根据现有的档案，“大约能找到5000-6000个遇难者的名字”。纪念馆正在进行扩建，其中一项工作便是寻访遇难者的名单，研究南京大屠杀20多年的学者孙宅巍说，“如果我们能把名单扩大到1万人，就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每一个鲜活的生命
调查中，对于遇难者常常都只有很简单的信息。
“魏家村有个老头子叫余大富，他跟鬼子讲道理，鬼子不讲道理，就用刀把他戳死了”；
“钱家增的母亲三十来岁，喊着：‘日本人来了，小姑娘们快跑啊！’就被旁边的日本人一枪打在肚子上，肠子都打出来了，然后就死了”；
“我们村上有个老太年纪大了，鬼子来的时候没跑，被鬼子用提灯笼的铁钩子从下身扎了进去，姓什么记不得了”；
……
可是，在调查的学生们看来，能抓住任何一点点信息都是好的，“哪怕只知道是一个卖豆腐的，高的矮的，瘦的胖的，也能刻画出一个真实的人了。”苗李华同学说。
两个村子的纪念碑
调查中，有两个村子的情况很特殊。江宁区汤山镇的湖山村和西岗头村分别在2005年8月15日和2006年4月5日在村公墓旁立了一块纪念碑，刻上了本村死难者的名字，表达对他们的缅怀。
对湖山村的调查早在2003年就开始了。那年暑假，中国青年报江苏记者站站长戴袁支和南京农业大学部分学生对湖山村进行了十分系统的调查，80岁的苏国宝老人一个人就提供了43名遇难者的姓名。后经多次走访全村各户之后，共获得十分准确的64个人的名单。获得名单之后，苏国宝和戴袁支筹划为遇难者立一块碑，记录下他们的名字，教育子孙后代。
200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60年之际，湖山村的碑终于建起来了。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索赔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在为纪念碑揭幕时说，“这是国民意识的进步。”
2006年4月5日，同在汤山镇的西岗头村也建了一块纪念碑，刻上了在这里遇难的37个人的名字，其中包括两名外村人。
我们错过了很多时机
遇难者名单的缺乏正是和对人数认定的争议相伴的。孙宅巍说，“我们走过了一条坎坷的路”。这个问题上，很多人都提到奥斯威辛和广岛的例子。2005年1月23日，荷兰人在阿姆斯特丹的荷兰剧场举行了宣读奥斯威辛集中营被残害犹太人名单的活动。近700人接力朗读，共用5天时间念完10.2万个名字。阿姆斯特丹市市长科恩说：“只有念出每个人的名字，人们才不会将他们遗忘。”而在日本广岛和平公园原子弹爆炸死难者纪念墙上，刻着237062个死难者的名字。
孙宅巍说，“我们动手的时间，和欧洲人、日本人比起来，间隔比较长。他们在战后马上开始搞，他们甚至是真的把人数精确到了个位，把人的名单住址都搞出来。我们呢，抗战胜利后马上就是内战，内战后又是朝鲜战争，紧接着又是一次次的运动，民国史就成为禁区。而南京大屠杀正好是民国史的一段，所以对它的研究就受到了限制”。
1984年，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正式开始了。从1984年到1987年，南京市完成了修史、建馆、立碑的工作，“写了一本《南京大屠杀史稿》，建了一个纪念馆，立了15块纪念碑。到今天已经是19块了”，当年亲身参与的孙宅巍说。孙宅巍介绍，现在纪念馆内“哭墙”上的名单正是这个时候从国民政府1946年调查留下的档案中整理出来的。
“我们错过了很多时机。如果20年前来做这个工作，会好一些。但话又说回来，事情发展到今天，我们能够发现了这么一个不足，下大力气去做，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孙宅巍说。（据《南方都市报》）
京公网安备1101020004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