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有关人员介绍，过去死刑犯和家属不允许见面，这次安排死刑犯会见家属，一方面使死刑犯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得到安慰，另一方面也让死刑犯的家属对罪犯行为的严重程度、法律的严肃性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将取得很好的社会效果。(5月23日《法制日报》)

　　笔者以为，赋予死刑犯在执行死刑前会见亲属的权利，是对罪犯权利的尊重，体现了司法对罪犯的人道主义关怀。

　　过去死刑犯和家属之间不允许见面，而由看守所工作人员传递信息。死刑犯在临刑前想见自己的父母、妻儿，交待一下后事，这是他们也是其亲属感情上的需要，是最基本的人性诉求。及时安排他们“刑前会见”，不仅能有效缓解死刑犯的心理压力，减少刑前各种意外的发生，而且也是现代司法尊重人性、彰显文明的要求。

　　这一权利的落实还具有重大的实体价值，是发现冤假错案、防止错杀的最后一个可能途径。

　　我们知道，一个错误的判决在经过一审、二审、复核审等诸多环节之后，仍然可能不被发现。而冤假错案一般都存在刑讯逼供等现象。在遭受过度的身心摧残后，原本脑中已有的“官官相护”观念更加使得被告人对司法机关彻底失去信心，被判死刑的被告人很可能在他所处的客观环境中无法自行申辩冤屈。此时，惟一表达真实案情的途径就是临死前向家人的倾诉。由此，在执行死刑前赋予死刑犯会见亲属的权利，就不单单是一种刑罚执行人性化的体现，客观上更是发现和揭露冤情、防止司法错杀的重要渠道。试想，在即将走上刑场的情境下，有谁能像亲属一样值得死刑犯信赖和哭慰呢？又有谁能像犯人亲属那样关心死刑犯的真实案情呢？一旦亲属获知死刑犯的冤情，就会在监狱外想法设法诉诸法律途径，启动再审程序，从而将私人的传输渠道变成法律的救赎渠道，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司法错杀的几率。

　　遗憾的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只是规定，“执行死刑后，交付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罪犯家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也只规定：执行死刑前，罪犯提出会见其近亲属或者其近亲属提出会见罪犯申请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不难看出，立法并没有赋予死刑犯完全的会见亲属权，是否准许还须由法院决定。虽然有些法院积极批准死刑犯的申请，如2004年北京的两个中级法院对所有提出“临刑会见”申请的死刑犯，都给予了批准和安排(1月17日《北京青年报》)。但由于法律对于这一权利的告知义务、行使程序、会见的时间地点等都没有明确，带有极大的随意性，使得并非所有的死刑犯都知道法律上的这一权利并及时提出申请。而一些法院或是临刑前紧急安排会见，弱化了其发现冤屈的机制功能；或是嫌麻烦干脆不予安排。例如在此前的聂树斌案件中，聂的家人甚至连他什么时候被判处死刑、什么时候被执行死刑都不知道，当然也就排除了家人为其申诉的一切可能。

　　为此，笔者认为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或者做出相关的立法或司法解释时，应当明文规定：死刑犯被执行死刑前有会见亲属的权利，任何机关和个人都不能阻碍和剥夺；同时，最高人民法院也应出台相应的实施办法，详细规定具体的操作规程，尤其是对于会见的时间，应当考虑到执行死刑命令下达后7天内必须执行这一规定，似乎放在死刑宣判后、签署执行命令前较为适宜，为可能发生的死刑犯亲属申诉留下足够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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