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2日，国家发改委再次发出通知，决定对99种抗微生物药品的零售价格进行调整，共涉及400多个剂型规格，平均降价幅度为30%，最大降幅76.8%，降价金额为43亿元。这是国家发改委继今年6月出台抗肿瘤药品价格调整方案之后的第二次药品调价措施。

从1996年开始，当时的国家计委(发改委的前身)即开始大刀阔斧地整顿药品价格秩序，从此步入漫长的降价之旅，至此次对抗微生物药品降价，已经是第二十次了。

10年弹指一挥间，经历了20次不同方位、不同品种、不同形式的降价再降价，“看病贵”、“药价高”，依然顽强地充当着报端屡见不鲜的焦点话题和百姓们不绝于耳的议论中心。

从理论上计算，这20次的药品降价金额至少在数百亿元。然而，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对于药和药价却是另一番感受——药品品种以几何级数在增长，而便宜药却难觅踪影，甚至有些大城市里的患者为了开到块把钱的青霉素必须陪上笑脸，搭上人情，仿佛计划经济时代抢购紧俏商品一样。

药价居高不下的原因何在？行政降价为何收效甚微？实行近10年的药品招标采购为何“高价药驱逐低价药”？为何行医几十年的老大夫面对层出不穷的“新药”亦是一头雾水？畸形的价值规律背后，有着怎样的盘根错节的体制沉疴？

一位国家药监局退休官员的调查报告

骆诗文，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副司级巡视员，在药监局1998年成立之后，先后任职于市场司、监察局等部门。在此之前，自1991年开始，骆诗文任职于机构改革前的国家医药管理局。在2005年退休时，他在药品监管领域共工作了15年。从事药品监管工作之前，他是广西医药公司的总经理。

退休后的骆诗文，并未彻底闲下来。自2005年10月起，他开始搜集信息，调查医院药品招标采购价与市场价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经八个月的调查，于2006年6月形成了两本厚厚的调查报告《零售药店、私人诊所、民营医院药品采购价格与国有二甲以上医院药品招标采购价格的比较分析与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