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是一种AA制行为
文/本刊记者 冯 欢 摄影/本刊记者张立洁 《三月风·新闻人物》2006年第8期
虽然在电话里透露过因为连轴转的演出有些“身心疲惫”，但在同我们交谈的一个多小时里，他不曾表现出丝毫的懈怠，并没有一句常见的应付媒体的套话或官方说辞，每句话都很实在，有时甚至来上几句“私房话”，坦诚且淡定。
年轻时积累下的“德行”
濮存昕是迄今为止第一个走进艾滋病病房的中国内地演艺界名人，也是以自己名字命名“公益纪念基金”的第一人。他以信托方式建立的“濮存昕爱心公益基金”设立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主要用于帮助贫困的艾滋病家庭以及贫困地区孩子的教育，到目前为止，濮存昕已向“爱心基金”注资120余万元。
“应该说做慈善是我们这代人所受过的教育，我们曾经年轻的时候积累下来的所谓‘德行’。”这句话，濮存昕说得很冷静。
小学二年级时，濮存昕的小儿麻痹已很严重，只好用一个四条腿的板凳当拐杖。为了能像别的孩子一样健康，他一共经历了５次手术，每次手术都非常痛苦。“我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爱，有一个同学每天早晨到我家一块接我上课，我走不动他能背我，我能拄着拐走的时候，他能够陪着我一起走去上学。我们俩有的时候迟到几分钟，老师说没关系，别人这么对你有热情，其实是对你的一个教育。也就是说你感受到了爱，那么你就应该有这种生理愿望和心理愿望，也表示爱。”
1969年，16岁的濮存昕在“保卫祖国、保卫边疆”的口号中，到黑龙江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7年多的时间里，他学会了很多农活，人也变得沉着坚定。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濮存昕一直是个默默无闻的话剧演员，生活比较清贫，用他自己的话说，1999年之前没有属于自己的房间。“一家三口挤在一间房里，上厕所要到
艾滋病宣传员的“防艾”情结
2000年，中国艾滋病蔓延势头迅猛，感染人数达到60万，地图上再也没有被艾滋病遗漏的省份。此后几年，艾滋病病例报告数的年增长幅度都在30％以上，其极高的感染率和死亡率使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受到了极大威胁。也就在这一年，濮存昕临危受命——接受卫生部之邀，出任预防艾滋病宣传员。
“当时，青基会的秘书长和我聊起设立个人基金的事，一提出来我就觉得好。既然卫生部让我带头宣传，我就打算把这件事给做长了，做实了，不想总耍嘴皮子。我也在这方面动了不少脑筋。比如，我想做一些‘大项目’，要用自己的艺术活动，为宣传预防艾滋病多筹集一些善款。但这种事必须有政府行为，被国家承认、受法律监督，才能得到民众支持。所以当一个机构给你提出来，一下子就找到了契合点。”
担任艾滋病宣传员几年的时间里，濮存昕深深体会到了艾滋病的灾难性，并且身体力行地从精神上或者经济上帮助艾滋病患者和他们的家庭，“关心艾滋病人现在已不能只停留在和他们握手上，我们应该更关心他们的生存问题”，而其中他最有感触的就是受艾滋病影响的家庭的孩子的教育问题，这也是“濮存昕爱心公益基金”投入最多的项目。
2004年，濮存昕与中央电视台一起在山西拍摄和艾滋病感染者生活一天的专题片，发现不少艾滋病感染者是夫妻，确诊后不仅治疗费用无力支付，他们的生活和孩子上学的费用也难以解决。他当即将带去的钱都捐给了其中家庭最困难的一个感染者，并马上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取得联系，从他设立的“爱心基金”中拿出1万元支付孩子的学费。
“爱心基金”最初的启动资金只有10万元。“每年我都会为这个基金充值，而且还会发动身边朋友都来做善事。”到目前为止，他已向“爱心基金”注资120余万元，使用的大概在70万左右。“小谷，我们又该做些什么事情了？我们的账上还有钱吗？我是不是又该充值了？”这是濮存昕给青基会艾滋病项目负责人谷岚打电话时常问的问题。尽管濮存昕很忙，但只要是跟艾滋病有关的事情需要他出面，只要不与他已有的工作安排冲突，他总是会非常积极地参与。
现在，“爱心基金”每年有一部分用于青基会和濮存昕双方通过商议后确定的资助项目。在河南的一个艾滋病村，所有贫困的艾滋病家庭的共100多个孩子都在接受这一基金的救助。山西、云南的一些艾滋病高发地区的200多个孩子，包括学前班的孩子、小学生、中学生直到大学生。受到这一基金资助的孩子能够完成中学学业，并且，如果他们考上大学，也不必为学费发愁。这样的项目都由中国青基会操作落实，而濮存昕对基金的管理和使用有监督权。中国青基会艾滋病项目负责人谷岚说，青基会的艾滋病救助项目的实施，是在濮存昕的推动下开始的。
当记者问起基金的主要来源，濮存昕毫不讳言：“都是依赖我的个人力量，参加一些企业、社会活动得到的酬劳，以及拍广告得到的一部分资金。现在操作方式已经相当成熟，我为企业做事，钱不走我这儿，企业直接把钱转到了青基会的账户里。我现在年富力强，正是人生中的一个饱满期，可以集自己的能力，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筹集资金，这并不是从家里的存折里拿钱，而是凭借社会的力量做我想做的事情。”
我做公益也是“有私”的
公益慈善对濮存昕的意义绝不仅仅停留在无数个光环上，对此他有更深的思考。他眉头紧锁，掏心窝般地告诉记者：“我其实是‘有私’的，得到的比付出的多得多，一会儿是感动中国，一会儿是公益十大人物，大伙给了我这么高的知名度。我没有好处么？于公于私，都是有好处的。”
有一天，濮存昕正在北京街头开着车，接到了四川云阳县咏梧小学的孩子们的电话，邀他到大山里看看，电话那头，孩子们扯着嗓门喊：“感谢濮叔叔！”一个孩子带头，所有孩子齐声唱起了《红梅赞》，“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向阳开……”，“我直接就把车停在马路边，听完歌，有一种快慰”。濮存昕回忆当时的情景，脸上挂着感动的笑容诚挚地说：“其实，做公益的事情会有一种满足和快乐，它不是无私的奉献，也是有回报的，但这种回报是精神上和心灵上的东西。”
2002年，在四川演出的濮存昕通过朋友获知，咏梧小学是以彭咏梧烈士（江姐的丈夫）命名的小学，教学条件异常艰苦，教学设备奇缺。从小受的革命教育使濮存昕对革命先烈有一种特殊感情，觉得基金惠及到此义不容辞，当即捐助5万元，为这所小学建设了“音像电子馆”，孩子们能通过电脑、闭路电视等接收到最新信息，当地农民也能学习到科学的养殖知识，实现发家致富。3年后，他带着价值2万多元的图书来到这个离重庆有7个多小时车程的偏僻山区，见到了曾在电话里为他唱歌的孩子们，他们打着腰鼓，摇着彩旗，整齐地排列在校门外
2004年7月，濮存昕飞赴雅典担任2004雅典国际奥运会火炬传递手，与他一同担当此任的还有成龙和中国女足前队长孙雯。“刚开始我难以置信，一个是国际巨星，一个是体育界的‘铿锵玫瑰’，我是什么，想了半天，最后我想明白了，我是老百姓的代表，是中国人推出的一个为老百姓做事的人。我获得了社会的掌声和支持，这是用钱买不到的最高荣誉。”
专心做自己的事业
就在我们采访当天，一位烧伤的残疾人找到濮存昕，想获取帮助。濮存昕有些无奈：“她烧伤得很厉害，说自己是青海的一个演员，一会儿说身体弱，一会儿又说要租一个平房，我很清楚她的这种激动是因为苦难带来的无助。但是我能做的只是安抚下来，委托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接待一下，问清楚你到底要做什么，我能帮助你什么。”
还有一次，一个自称农大毕业的男孩说办公司破产了，发不起工资，在人艺门口堵了三天，央求濮存昕“救我”！濮存昕当即用戏里的台词回了他：“能做梁的做梁，能做柱的做柱，不能做柱，当把柴烧吧。你没有这个能力，你可以做点别的吧。”说了半天，男孩“嘭”地一声跪下来，濮存昕也着急了。“你要是回老家，我可以资助你一些钱，”听完这话，男孩不再说办公司了，也没有宏图大志了，赶紧要了500块。“当时，我心里有一块石头落地的感觉。但是听说他对别的演员也如法炮制了一番。类似这样的事情，真真假假的说不清。作为我个人来讲无能无力，所以拒绝了很多。”
对此，濮存昕建议，面对各种等待救助的群体，中国需要的不仅是某一个部门去建立相关机构，而且是政府多级组织共同投入，建立一个包括民政部、公安部、教育部等部门在内的、从上到下的救助网络。“对于艾滋孤儿，我觉得还是应该通过政府系统，比如民政系统啊，教育系统啊，应该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记录，或者把他们系统地管理起来，国家的四免一关怀，政府的承诺，通过政府渠道把它完善。”
“不可能什么都做，很多来信还都标着‘SOS’，我的公益事业都是做一个系统性的东西，基金的计划及实际投入都是通过青基会的。”濮存昕的语调沉稳有力，“发达国家有一整套的保障和救济体制，在中国，这就是一个救火的概念，一人拉一下，力量肯定不够，但是我们国家有很大的动员力量，我们社会是有能力的，要有一定的方式。现在我们很多是通过民间团体、NGO、社会的主动民间参与、个人参与。我相信，随着社会越来越发展，会出现更多的类似青基会、残疾人基金会这样的系统，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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