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罗斯的新艾滋群落 |
| 来源：凤凰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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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娘们好，你好，啊，这里又暖和又舒服，请坐，别客气，你在找什么？安全套，什么？只要一个？是的，她需要安全套，要绿色的，我要红色的，要很多，今天很安静，安静什么？有很多女孩子生意很火啊，跟我说说，生活过得还好吗？吸毒的人有什么生活可言？吸毒的人哪有什么生活？根本没有生活，其实你真应该戒掉毒品，哪那么容易？你试过戒毒吗？没有，为什么不试试？不需要，因为我知道戒了后还会再吸，所以为什么要受那份罪？ 从机场就可以感受到俄罗斯的与众不同，英国人称这里是谜一样的国家，现在这个谜团内部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矛盾与变更。 世界各地约有4千2百万人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其中大部分人生活在非洲大陆，然而在俄罗斯和前苏联，艾滋病正肆虐而来，目前俄罗斯是世界上艾滋病传播速度最快的国家，在俄罗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人数超过100万，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到2020年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将达到1千200万人。 对多数俄罗斯人而言，为了获得有限的政治、经济自由，他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失业率攀升，住房紧张，医疗保险和社会服务明显不足，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灰色经济蓬勃发展，随着苏联的解体，对社会管制和预防犯罪的放松，腐败蔓延，性服务业大行其道，跨国武器买卖与毒品交易导致大量海洛因从中亚流入。 在俄罗斯年轻人中，海洛因和自制的安非他命鸡尾酒很受欢迎，在西方那些娱乐场所内偶尔吸毒的人，通常采取鼻吸或吞食，而在俄罗斯大部分吸毒的人使用针管，因而共用针头，成为艾滋病快速传播的主要途径。 绝大部分30岁以下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用针管吸毒，而且多数人性生活混乱，因而近年来，艾滋病危及的不仅仅是高危人群，在大众中性服务和不安全性行为，造成了艾滋病病毒的快速传播，然而这一威胁，常常被普通俄罗斯人忽略。在俄罗斯很多地方，国外机构为减少艾滋病危害，作了很多贡献，他们试图减少因共用针头而造成的病毒传播。 自1997年以来，亚历山大在圣彼得堡开展了各国医生交换针头项目，该组织为那些声名狼藉的吸毒犯提供建议和帮助，这些人因害怕处罚和歧视而不去公共医院就医。 没有谁否认俄罗斯的问题，问题是我不知道怎么描述才好，但绝不是简单否定艾滋病患者人数的问题，我记得当时在俄罗斯南部首起住院儿童，大规模感染艾滋病事件曝光后，所有人都在谈论这起医疗事故。 这件事已被记录在案，我想这件事有深层次原因，说起来很复杂，原因是在苏联模式崩溃后，人们的心理状态发生了变化，但这就是俄罗斯的现状。人是抽象的概念，除此之外，还有这样的趋势，与众不同的人受到打压，问题是在经历了多年的共产主义和上百年的东正教后，在俄罗斯高高在上的是集体、社会、群众，还有那些条条框框，与众不同就意味着你是坏人。 改革初期，我从军队退役，当时国家很混乱，突然之间人们纷纷失业，大家不知何去何从。 凌晨2点，我们在老地方遇到奥卡娜，她在等客人，可是没什么生意，她同意与安德列和阿列金斯交谈，安德列和阿列金斯来自圣彼得堡，来这里帮她拍摄短片。
我十五六岁的时候，和一个有钱的老头住在一起，6年当中我见不到父母，突然有一天他失踪了，你是说他被人杀了？是，被人杀了，十五六岁？那应该是在1993年前后了？是啊，就是那时侯，我的很多女伙伴和我一样，她们的男友要么被杀，要么入狱，当然有人帮我们，但人家也不会帮一辈子，我们还得自己想办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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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后的圣彼得堡，性服务业生意火爆，大家都在谈论这件事，纷纷发表文章，性服务业成了合法的事，很多色情场所开始营业，媒体上开始出现有关的广告，这个行业的公司超过300家。很多来圣彼得堡的女孩子，交不起房租或者没钱上学，没人收留她们，从事性服务业成了她们唯一的路，我知道她们不愿意干这一行，是为生活所迫。 你还记得第一次的情形吗？当然记得，感觉怎么样？感觉？我把自己灌得大醉，那家伙是个法国人，1小时后我回到家里，精神都要崩溃了，我在浴室里整整呆了两个小时，从那后我常常精神恍惚，而毒品能使我安静下来。你还在吸毒吗？吸啊。 随着西方市场对俄罗斯的开放，整个俄罗斯掀起了一股西化浪潮，苏联的偶像被推翻，在以前红旗飘扬，摆放斯大林雕像的地方，出现了美国快餐店。前苏联的官僚们，把俄罗斯轿车换成了德国车，在地铁站，领养老金的人贩卖万宝路香烟，小孩子在精品店前乞讨，到处是豪华夜总会，俄罗斯卷入了新享受主义浪潮，但人们很快意识到，市场经济不是灵丹妙药，受益的是一小部分人，而多数人挣扎在贫困中。 1995年我们为街头流浪儿童开了家医疗中心，但我们很快意识到，很多孩子是隐君子，我们把情况报告了巴黎，得到的答复是各位听着，等待你们的是艾滋病的大爆发。我记得在项目一开始，与我们合作的是波特金医院，俄罗斯最大的治疗传染病的社会机构。波特金医院是当时圣彼得堡最大的收治吸毒者的地方，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在医院里毒贩来卖毒品，而瘾君子们就在医院里吸，你想想，医院的大夫、护士有多害怕，他们纷纷递交辞职报告，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对付这些人。 阿扎诺娃是圣彼得堡的首席医疗官，尽管当时收治吸毒者的医疗机构，已从公共健康体系中分离出来，阿扎诺娃意识到，必须采取新的非常规措施，以控制艾滋病的传播。 第一批艾滋病传播者是那些接触外国留学生的妇女，第二批是同性恋者，而第三批就是吸毒人员。爱滋病防控工作很不顺利，跟吸毒者打交道并帮助他们不是一件容易事，在他们中间制止艾滋病的传播尤其困难，有时我想，我们还有可能抵制艾滋病吗？ 对于政府在对待艾滋病问题上的短视行为，瓦丁医生提出了最直率的批评，他警告说，在俄罗斯，不久将有数万人死于艾滋病。
一个防止艾滋病传播的方法，是降低毒品的危害，就是使用美沙酮替代毒品，或者实施所谓的针头换新计划，该计划的意义不在于交换针头本身，因为事实上，我们不可能为所有吸毒者提供针头，而是给吸毒者介绍更安全的吸毒方法。 1996年我们决定开始实行这个计划，我们的巴士在1997年1月开到大街上，我给大家说说，我们在巴士上是怎么工作的，这里有点窄，但一切都井井有条，车厢里有供我们一天工作所需的物资，吸毒人员可以从中挑选我们提供的针头，我们发放针管、安全套、消毒液、酒精条、针头和药棉。很多人也需要心理治疗，所以我们向吸毒者提供心理咨询，也给家长提供咨询，因为家长常常为如何与吸毒的孩子打交道而发愁，看起来一切正常，她看起来很高兴，这很重要，因为当人们情绪低落时，常常会行为失控，无所顾忌，而恰恰在这时候，人们该想想，如何才能避免染上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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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卡娜确信自己没有被感染，尽管她吸毒多年，从事的行业又是艾滋病高发区。 不会吧？你说你和别人共用勺子熬毒品？即使你用自己的针管，加热的时候也不可能杀死全部病毒，你的意思是？加热不会立刻把病毒杀死，海洛因的沸点不是100度，我说的不是100度，我知道80度就能消毒，反正不能保证100%杀死病毒。 在圣彼得堡，多数的站街女郎有吸毒史，所以她们到大巴这儿，领针管和安全套，我们很快认识到一辆大巴不够用，所以我们现在又加了一辆，一辆大巴用于降低吸毒者因吸毒产生的毒品危害，小巴为一般应招女郎服务。 嘿，安雅在这儿啊，小心点，安雅你好，你好，我在休息，我们的安雅要戒毒了，她在毒品上花了太多钱，可她仍然戒不掉，可我10年第一次来诊所，什么？你吸毒10年了么？你参加了12个疗程的治疗？你为什么不来这儿？我来呀，只是来这里的人要脱衣服检查，我做不来。你总来这里吗？是啊，当然，在这里脱不脱无所谓，但要去诊所治疗，你得首先戒毒，我自己知道戒不了，要戒毒得去诊所，兜了个大圈。请等一下，这里是戒毒中心，昨天来了个女孩，她丈夫也一起来的，有人告诉他戒毒是要付费的，但允许他排队等候，我不敢肯定。下次我们给你电话号码，你可以给他们打电话，想了解什么自己问好了，你也可以接受免费治疗，谢谢。你下星期一来吗？下星期一来，但具体时间不确定，有时候有人在排队等着，我们只好等着，没人的时候我们才能就医。有的人谈5分钟，有的人谈1小时，那要看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了。 今天我们得去接另一辆巴士上的记者，我们先从你们开始检查，然后再给其他人检查。我晚一点没关系，比如现在这个时间也可以，星期一见。 作为前超级大国，俄罗斯梦想在国际舞台上重振大国雄风，俄罗斯政治家注重发展经济，而忽略了社会问题。对那些热衷于打造俄罗斯知名度和吸引外国投资的人来说，艾滋病成了棘手的问题，比如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禁止在本市开展“减少毒品危害”计划，他声称该计划会诱使青少年染上毒瘾，而在莫斯科开展的针头换新计划也将搁浅，而暗地里，有人认为艾滋病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生物学方法。很多在前苏联医疗卫生体系受过训练的专家认为，吸毒者在第一次注射毒品后活不了几年，他们对自己的生死不再关心，这些人无可救药。 莫斯科反艾滋病中心主任，医学博士阿列金斯就支持这种观点：为什么向吸毒者提供药棉？为什么给他们熬毒品的容器？本可以在药店买到一次性针管，为什么偏偏要消毒再用？如果仅仅是交换针头，或指导吸毒者怎样将一次性针头安全重复使用，减少毒品危害计划意义何在？难道吸毒者不可以自己花钱买吗？ 43 44 45 共86个，安雅，不要说了，在像莫斯科这样的城市，如果不把针管换新合法化，会造成这样的恐慌，吸毒者都要随身携带针头和针管，如果政治气候不接纳，减少毒品危害计划，或者认为针管以旧换新，甚至发放针管会带来更多问题，我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政治和社会歧视。
我尽量用自己的针管，但有时不得不重复用两三次，这会带来一些后果，你总是用消毒液吗？卡赛妮娅：消毒液？我用开水。听我说，即便是烧开的自来水，效果也和消毒液不同，如果弄不到消毒液，最好买瓶装水，瓶装水至少是经过过滤的，但不要用苏打水代替。你要买什么样的针头？带把手的针头，我已经把针管，我是说针头收起来了，我要大号的，5号的还是6号的？是那种双号的，常常有人来买的那种，那种我们没有了，我们有6号的，给我看看好吗？我听人说小针头有害健康，为什么？对血管不好，不是，那不是真的，所谓针头越大越好是错误的。你从什么地方注射？从大腿上注射，不在胳膊上注射吗？不，我不想往胳膊上打，那很危险，如果胳膊上的血管感染了，你至少还可以把胳膊截掉，如果你在大腿内侧注射毒品，一旦出事命都保不住，当然你自己拿主意好了。 |
经济制度的个体化改革，使俄国政府收税发生困难，税收的不足使公务员工资得不倒保障，公务员正常生活难以维持，在这种形势下任何涉及生存的问题都只能越滚越大。
谈到政府机构和公务员，他们实际上都处在过渡期，因为整个俄国都处在过渡阶段，对这些公务员来说，建立什么文明社会等口号，那都是非常遥远的事情，即使他们公开宣称要达到什么目标，在他们的心理，这些目标还是遥不可及，对他们来说，尽快多挣点钱才是最重要。
在公共健康卫生方面，俄国总是倾向于敷衍，政客们关心的只是自己圈内的事，只有在某时间框架内能见效的事，他们才肯做出决议。而控制艾滋病的蔓延，需要四五十年的努力才能见效，靠现领导决策的国家制度，很难做出实际有效的决定，因为在他们的任期内，通常并无任何回报。
一个社会如果忽视自己居民的健康和福利，否定自己的和国际上的有关经验，无视国民的根本利益和道德准则，这个社会必然就停滞不前，最后走向灭亡。这一危险倾向，引起了西方权威专家的高度重视，一年前艾滋病从相对集中群体内的传播，扩大到了广泛群体的传播，就是说在相对集中阶段，艾滋病只集中在少数吸毒群体，在吸毒者群体里，有不少年轻小姐是应召女郎。据我们了解，其中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人，都是艾滋病毒携带者，我们非常清楚，她们的顾客都面临感染的危险，短期内艾滋病足于广泛传播，病毒可以大量繁殖和传播，从相对集中的群体传播到全社会，现在已经开始传播了，然而更严重的后果还在后头。
为了爱，为了友谊，为了我们的，什么？偶然的遭遇？是的，当然是，真恶心，有巧克力吗？我可不是在说教啊。
我们必须牢记，从总的看来，简直是唐吉柯德向风车发动攻击，因为毒瘾子和应召女郎是分不开的，毒瘾子总要上街，无组织的应召女郎总是存在，作这群体的工作谈何容易，依我看是见效甚微，当然必须说明，这个工作必须要做，没有人说可以忽视此事，显然我们对吸毒者的工作不能停，但重点应放在异性恋者人群里，这样才不会像非洲那样，殃及到另一个高危群体。
仅在12年前，南非只有不倒1%的人感染艾滋病毒，但如今感染人群已经多了20倍，形势如此严峻，严重威胁到了人类的未来。艾滋病如此迅速蔓延，连最保守的政客也意识到，艾滋病问题不仅是吸毒者的问题，对俄国人口也构成了巨大威胁，因大部分感染者年龄都不到30，被艾滋病感染的人群，正是不久的将来，重建俄国经济的骨干力量，因此艾滋病的危害决对不可小看。去年5月，总统普金在国情咨文讲话中，头一次提到了艾滋病问题，使防艾滋病运动看到了希望，至少俄国开始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了。但在每天晚上，像奥卡娜、朱丽、 娜丝塔娅、奥尔卡等这些众多的年轻女郎，仍在继续卖淫挣钱，同时还继续用钱买毒品，继续跟别人公用针管针头吸毒，通过针头将艾滋病传给别人。俄罗斯的艾滋问题，从理性的政治关怀，到确实有效的预防措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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