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上午停电，我们那座靠电运转的现代化的办公楼顿时瘫了，电梯、电灯、电热水器、电脑甚至水都没了，电老虎空前显示了其威风。下班时间一到，人们逃也似的离开了这幢房子。平日一派喧闹的大楼死一般的寂静。没处可去的我只好要了个盒饭没精打彩地叫起来。

     突然一股农药味飘来，令人窒息，但闻着我渐渐地由习惯到贪婪地呼吸。放下碗后我来到花圃中，烈日当头，空气凝固了似的丝毫不动，整个世界仿佛象个蒸笼，这正是消灭害虫的绝好电动机。站在花圃中，我宛若置身于七十年代初期故乡的田野里。

     那时，我总是赶在正午太阳最毒的时候喷洒农药、施肥再接着中耕。中耕是公社书记和广播里讲的，我们习惯叫“来田”。用双手将田空中的泥表疏松，便于禾苗吸收营分，并除去草和稗子。来田不是大农活但也不轻松，因为在正午，草和稗子容易晒死，这时往往是头上烈焰，水田滚烫，禾苗刮手，不时还要把成团未腐化的黄坨坨人粪抓烂，粪水溅到脸上、嘴边是常事，再加上农药刺鼻，很不好受。埋头干久了，透不过气来，少年的我便直起腰站在田里，双手叉腰、望望天上的蓝天白云或远处的青山，十分的舒畅。那时候天总是很蓝，云也常常很白。看了王蒙的小说《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不由骂了一句粗话。最好的表述由这小子他妈的给占先了！

     所以，亲爱的读者，当你坐在空调中看到田野里、烈日下站着位歇息的少年，千万别一厢情愿地可怜他们。他们是在进行不可多得的享受呢！此刻他们才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类似的享受还很多，比如“双抢”时节受伤后不能下水，被安排放牛，把牛栓好，人跑到松树林中躲阴，也是惬意得不得了。还有在月色下“赶夜工”，太阳不晒，水不烫，月色如水，还有人如骂人一样骂蛟子的声气，也还有姑娘媳妇被蚂蝗叮上后的尖叫声，都能引来一阵开心的大笑。冬季搞农田基本建设，都是带饭去吃，饭冷了，但大家都吃得很香，很多。我们还常常跟几个不安分的大青年挖神仙土，充满了冒险的乐趣，别人越阻止、越惊叹，我们越觉得过瘾。那时我最大的愿望是当大队书记，带领大家改造家乡的山河。少年的我也的确显示出某种先天禀赋，虎背熊腰，在整个生产队乃至大队我的脚已是最长的了，饭量也可堪与大人媲敌，生产队出工被叫做磨洋工----出工不出力，而我早上四点起床赶到乱坟山上担石头，等大家来出工我已挑了一大堆了，几次生产队临时抽查，我都挑得比全劳力还重。闲扯中有人没把我算作未来的劳力，说我长大后定会到“外面干事”，我极其委屈地跟那人急了半天，很长时间都还心存芥蒂。我豪情满怀又踏实万分，颇有点力拨山、气盖世的味道。但父亲的英年早逝却突然改变了我的人生。

     刚到西安那两年，我不肯上学，总闹着要回乡去改变家乡山河。曾经当过妇联主任的母亲现身说法，但我始终认为她是用世俗的眼光小瞧我，对我赤诚的热望泼冷水。直到早两年回故乡，听支书说人们至今在传颂着母亲带领一帮女将，为了等棉花高产而睡在棉田的事，我才相信她也曾经有过忘我奋斗的时候。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很愿意沿着少年的足迹走下去，没准真能弄出个“小康村”什么的，最起码也没有现在这许多无奈、与一身赘肉。

作为一个骨子里的农民，离开了自己的土地后我也感染了都市的浮燥、虚妄与忧郁，文学热、哲学热、吉它热、武术热、气功热、围棋热、麻将热、测字算命热、下海热一个不漏，追逐时尚，如狂蜂浪蝶般轻狂，猴搬包谷般颗粒无收。在都市里，我找不到自己的耕种的土地。

真想回到那些阳光灿烂、农药飘香的日子去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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