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６岁的陶敏显得特别老成。

    “是的，别人都说我至少２０岁了，但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有多大，是哪一年出生的。”陶敏低声说，“我只是听奶奶说，我是１９８９年生的，可她临终前又说我是１９８７年生的。而且，我还怀疑，我的爸爸妈妈是不是真的还活着，要不，我为什么老找不到他们呢？”

    不知道自己生于何年，不知道奶奶说的是不是真话，不知道父母是否还活在这个世界上……陶敏的疑问实在太多太多，这是一团仅凭她这样一个柔弱的女孩儿无法穿越的生命迷雾。

    陶敏一直和奶奶生活在一起。由于生活困难，陶敏７岁那年的一个夏日，奶奶带着她离开了四川峨眉山老家到了安徽省马鞍山市，开始了她的乞讨生活。“那时我还不会说话，只听奶奶说我的父母早死了，她就是我的亲奶奶。为了生活，我们必须去要饭，必须每天下跪。”陶敏说，９岁时她终于学会了说话，从那年开始，奶奶不再陪她一起去乞讨，她必须独自出门去要饭。

    “那时候，安徽要饭的人不少，但给吃的东西的人很少，我要来的钱都必须交给奶奶，我就经常挨饿。有时，饿得实在受不了，我就使劲喝水，连马路边脏水沟的水都喝。”陶敏说。

    更让陶敏难过的是，她差不多每天都要被奶奶很凶地打。她１１岁那一年，正端着一只大破碗在街上走，“突然，奶奶不知道从哪里蹿出来从背后踹了我一脚，当时我就撞在了路边的一辆三轮车上，脚撞肿了，我哭了。可奶奶却跑过来，抓着我的头发把我拖了１００多米远，边拖还边骂我为什么逛了半天不去要饭。还有一次，奶奶要我去偷别人的钱，我不肯，奶奶就把我拉到一间破房子里，把我的手和脚绑起来，拿出一根缝衣服的针往我脸上划。”陶敏说。

    说话时，陶敏撩起刘海，让记者看她额头上一道隐约可见的伤痕——“那是奶奶当时用针划下的。”同时，她卷起衣袖，让记者看她手背、手臂上一个连着一个，黄豆般大小的伤疤——“这是奶奶生气时用烟头烫的”……

    “不只打我，她还卖我，我１１岁那年把我卖给别人做养女，可别人嫌我不好养，把我送了回来；我１２岁那年把我卖给一个穷得要命的人家做儿媳，多亏我逃了出来，逃的时候正是冬天，我掉到了池塘里，冻得不得了；我１３岁那年，她又要卖我到山东去，我从火车上跳了下来……”

    “她太狠了！好几次，我都想跑，可一想到她是我惟一的亲人，就忍了。”陶敏望着窗外，眼中泪光闪动，“当时，我就总想我的爸妈如果没死的话，他们肯定不会打我、卖我的。”

    陶敏说，很多次，她都鼓起勇气问奶奶：“为什么我没有爸爸妈妈？”

    “他们都死了。我就是你的亲奶奶！”每一次，奶奶都是这样生硬地对她说，到后来小陶敏问的次数多了，奶奶就开始打她，不许她再问起父母。渐渐的陶敏不敢再问了。

    可是，２００２年５月的一个晚上，当１３岁的陶敏乞讨了一天，回到安徽省马鞍山市郊外一个破旧的小屋时，躺在地上的奶奶却告诉她：“我不是你的亲奶奶，你的父母也没有死，你妈叫阿依古丽，在新疆乌鲁木齐，你爸叫魏世雄（音），在北京有正式工作，我死了你就去找他们。”一向黑着脸、语气生硬的奶奶这回出奇地温和，并往她手心里塞了张字条，上面写着一个手机号码。

    “你是个骗子，我恨你！”霎时间，陶敏仿佛明白了，奶奶为什么会那么狠心地打她，原来她不是自己的亲奶奶。她哭着跑出了屋子。

    在屋外清冷的月光下，陶敏哭了很久很久。当她再次跑进屋子里时，奶奶已经蜷缩在地上死去了。

    “屋里一下变得恐怖极了，我像疯子一样跑了出来，跑了很远很远，直到再也看不到那间屋子。”陶敏说。

    那一晚，陶敏在马路边哭了一个晚上：哭奶奶为什么要骗她说她的父母死了；哭自己这些年遭受的打骂；哭自己的爸爸妈妈为什么不要自己；哭中国那么大，自己到哪里去找亲生父母……最后，陶敏想到了死。

    第二天上午，她花一毛钱，在路边小摊买了包老鼠药吞了下去……

    幸运的是，她被路人救起送往医院。在医院醒来后，她悄悄地从医院里跑了出来。走出医院抬头看到太阳的一刹那，陶敏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奇异的想法：“我没死成，肯定是爸爸妈妈不让我死，等着我去找他们呢！”陶敏决心去找爸爸妈妈。

    陶敏想继续乞讨，等讨足了路费，就去北京找父亲。可当她沿街乞讨３天，攒了只有不到５块钱时，她失望了，决定向警察求助。“警察把我送到了马鞍山市救助站。在救助站里，叔叔阿姨问我有没有名字，我说没有，奶奶一直叫我丫头，他们就帮我取了一个名字叫‘逃免’，意思是希望我逃离苦海、免除灾难。”于是，陶敏有了有生以来第一个名字“逃免”。记者与马鞍山市救助站取得了联系，值班的工作人员说，救助站２００２年确实收容了一个叫“逃免”的女孩子，但这名工作人员不清楚这个女孩子的具体情况。

    “救助站里有人管饭，啥都不用干，我终于睡了几个好觉。可到２００２年１２月，我又想去找爸爸，就向救助站的叔叔阿姨求情‘我要去找爸爸’，救助站的叔叔阿姨都哭了，就给我买了到北京的火车票。”就这样，陶敏到了北京。

    “我从海淀区的派出所找起，一个警察帮我打了奶奶留给我的电话号码，可是是空号，警察查了后说他们辖区内没有叫魏世雄的，叫我到朝阳区去找。朝阳区没有找到，我又到宣武区、昌平区、东街口、天安门等地的派出所找人，都没有找到。我找了４天，每一个地方都是走路去的，连晚上都在走路，实在瞌睡了，我就在街上找个地方睡，可老被人叫醒赶走，我只好闭着眼睛不停地走路。饿了，就向路人要点吃的。”没能找到爸爸，陶敏气馁了，又想到了死。正当她往立交桥护栏上爬时，一个交警抓住了她，并将她带到了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在这里，她呆了３个月，并有了一个正式的名字“陶敏”，这个名字是取“逃免”的谐音而来的。

    “那段日子是我一生中最开心的，那里有叔叔阿姨专门教我识字读书。我还在那里过了我记得的第一个年，收到了好多好心人送来的礼物。”陶敏说，她认识的字，全是在救助站里学的。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３０日，记者拨通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中心的电话问起陶敏时，工作人员直夸她表现不错：“那姑娘是个苦命的孩子，可很勤奋，几乎天天都泡在图书室里学习。”

    幸福的日子总是短暂的。３个月后，陶敏被送回老家四川成都救助站。

    由此，陶敏开始了在各个救助站辗转、流浪的寻亲生活。

    因为没有户口、身份证，也说不出老家的具体地址，在成都救助站呆了两个月后，陶敏再次要求救助站将其送回北京寻找父亲。

    “可我先被送到了宝鸡救助站，然后又被转到了江苏的徐州，又到郑州，最后才在２００３年‘六一’儿童节那天到了北京未成年人保护中心。”３个月后，由于种种因素，她又被送往上海。

    在上海，一个２０岁左右的女青年劝陶敏挣些钱再找父母。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她就跟着那名女青年到了湖北十堰市。不承想，女青年却把她带到了一家美容美发店，并要她“坐台”。小陶不从并报了警，民警给她买了到湖北省襄樊市的车票。到达襄樊市后，小陶在一家小餐馆打工，可干了８天就被老板辞退了。万念俱灰的她又想到了死，再次被人救起。

    记者电话联系了襄樊市紫贞派出所民警，值班民警回忆陶敏被救的情景时说：“那是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９日３时许，我们突然接到报警，说有个女孩要跳诸葛亮广场的广告牌。那广告牌可有２０多米高，我们就联络消防队去救人，到现场后，救援人员架起云梯从后面摸了上去，好不容易把她救了下来。”

    被救后，在紫贞派出所所长宋克敬和襄樊市劳动就业训练中心主任孙光付的帮助下，陶敏免费学习了初级电脑和美容技术。感恩于宋克敬的帮助，陶敏主动认他为干爸爸。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陶敏一直在一家饭馆工作，其间宋克敬及民警刘咏梅时常关心照顾她。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初，眼看春节又要到了，陶敏又想到了找父母，想和父母一起过个好年。于是，她辞别了宋克敬，带着挣来的一点钱再次踏上了寻亲路。这一次，她找到湖南电视台，当天，湖南卫视晚间新闻以《流浪女陶敏的故事》为题对她的寻亲故事进行了报道。

    很快，报道引来了全国各地众多观众的关注，内蒙古一对刚刚失去女儿的夫妇表示要收养陶敏。在晚间新闻工作人员的安排下，陶敏坐飞机飞到了这对夫妇的身边。但陶敏失望了：“他们每天把我关在屋里，不让出门，也不让我见人。我害怕极了，在一次民警查户口的时候，逃了出来，被好心的民警送到了通辽市救助站。”陶敏说。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２日，陶敏再次被送到了北京。“我怎么老被这样送来送去？我找不到自己的父亲，呆在这里又有什么意义？”当天下午２时４０分，陶敏站在一处３０米高的广告牌上，准备跳下去再次结束自己“糊里糊涂的生命”时，被民警救了下来。

    “你这孩子，怎么能寻死呢？”海淀区双榆树派出所的民警认识陶敏，很心疼她，就给她买来了衣服和到乌鲁木齐的火车票，叮嘱她“到新疆找母亲吧”。

    ２００５年的１２月２９日下午３时许，陶敏在乌鲁木齐火车站下了车，就从火车站开始打听“有没有认识叫阿依古丽的人”，每一个被问的人都摇着头笑着告诉她：“孩子，这里叫阿依古丽的有一大把呢！”

    “我找不到妈妈了吗？”在和陶敏交谈的过程中，她反复问记者。

    目前，陶敏已经被乌鲁木齐市救助站收留，并在这里度过了２００６年元旦。那么，她能在这里找到她的母亲，圆她的过年梦吗？我们无法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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