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行业中饱含的大量“油水”，不仅来自医生们推销药品的巨额回扣，同时，还包括在医院出入的各色人等上交医院领导干部及医生的红包。“进医院送红包”，似乎已经成为医疗行业众所周知的“潜规则”，而收受红包的医务人员在“红包黑风”的狂刮下，渐渐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湖南攸县人民医院院长王景奇的办公桌上，总是摆放着一台微型计算器，医院每天方方面面的开支……他过目签字时，会习惯地抓起计算器认真地复核审查一遍。由于王院长精打细算、勇于改革、善于管理，医院在短短的3年内，一年一个台阶……职工们亲切地称‘王院长是我们医院的好管家’。”

这是2002年10月24日，刊登在湖南某报一篇名为《我们医院的好管家》文章的开头语。谁也没有想到，事隔三年多后，文中提到的“好管家”王景奇会走向监狱，成为一名罪犯。

嗜赌贪财

主任科员桌上豪赌

近90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今年五一前夕，拥有丰厚旅游资源的“湘东明珠”攸县，已沉浸在一片节日的忙碌气氛中。该县数十家大小宾馆正在紧张地做最后的设备检修与卫生大扫除，准备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光临。

4月29日下午，攸县卫生局。因王景奇落马一事，多次接待过媒体采访的县级卫生局的领导对记者的到来，并不感到意外。一位姓蒋的副局长在办公室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尽管这位负责人反复表明，卫生局对王景奇的个人情况不太熟悉，但他仍然表示，王景奇的落马可能与他的非正常消费有关。据他介绍，王景奇特别喜欢打牌，早在其任县人民医院院长时，很多圈内圈外人就知道他的这个爱好。2004年退任到县卫生局做主任科员以后，王景奇喜欢豪赌的习惯也并没有改变。

“他到局里上班以后，只做了个主任科员，每个月的收入都很透明，钱并不多，但王景奇很喜欢在一些公开场合打牌，下的注也很大。按照他的收入匡算，他是不可能有这么多钱拿来打牌的。王景奇收入与支出的严重失衡，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有关部门找他谈话后，王景奇便再没有回单位上班了。事后检察院查明，王景奇竟有近90万元巨额财产不能说明来历，他也因此成为攸县有史以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第一人。”该局另一位熟悉情况的工作人员这样说道。

关于王景奇喜欢打牌的说法，攸县人民医院现任副院长谭卫波和该院医务科主任李某给予了证实。李某称：“王院长很会打牌，他的牌技在攸州（攸县的古称）城很有名的。”李某甚至认为，在王景奇的近90万元不明来源财产中，不乏他在牌桌上赢的钱。

前腐后继

前任院长受贿落马

新院长上任就捞钱

现年55岁的王景奇，只在攸县人民医院的院长岗位上干了三年多。医学院科班出身的他，直到50多岁才走马上任，当上医院院长。而在此之前，他是县卫生局的一个副局长。

“王景奇能坐上院长这把交椅，与另一个人有关。”蒋副局长说，这个人就是该院的前任院长向某。2000年春节过后不久，向某因受贿2万元东窗事发，被政法部门依法处理入狱服刑。当时，已在该院兼任书记的王景奇继任代理院长。2001年，王景奇获得正式任命，成为该院的代院长。

向某已于几年前刑满释放，现在攸县城关镇与人合伙开办一家民营医院。“向某的骨科技术非常强，他是业务出身的院长，刑满后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历程。”蒋副局长在介绍完前任院长向某的去向后说，王景奇虽然也是医学院毕业的科班生，但他的经历与向某完全不同。“王景奇从医学院毕业以后，只在医院工作了不长的时间，便被抽调到县委机关工作，具有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出任人民医院院长之前，又在卫生局担任了9年副局长职务，是一个管理型的干部。”长期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经验，让王景奇走上医院院长这个岗位后，在医院内部展开了一系列改革，正是这一系列改革，使得攸县人民医院的规模迅速扩大。王景奇的名声在这个小县城里不胫而走，成为当地的名人。

“王景奇的起步还是晚了一点，如果早十年起步，他的成就还会更大一些。”蒋副局长如此感叹道。

与其他贪官往往要在领导岗位上呆上一段时间再下手不一样的是，王景奇还没将院长岗位坐热，就开始施展其捞钱的本事。

变相圈钱

自认“发明”十分稳妥

“曲线战略” 收受红包

王景奇是2001年6月被任命为代院长职务的，但早在这一年的4月，他就将手伸向了医院的一次医疗设备采购，从中受贿3万元人民币。颇有意味的是，王景奇在操作这次采购回扣时，将其同在医院工作的妻子作为“道具”，演绎了一出曲线受贿的闹剧。

2001年4月，攸县人民医院从上海环洋医疗设备有限公司购进一台价格为105万元的彩色B超。该公司长沙办事处业务员罗某以业务费的名义送给王景奇人民币3万元。但刚刚上任的王景奇并没有直接从罗某手中拿现金，而是“拐了个弯”。

4月的一天，罗某给王打了一个电话，询问王在哪里，王接到电话后告诉罗某，其妻吴新娥正在长沙，有事可以直接找吴联系，末了，王景奇还将妻子的电话告诉罗某。与罗某通完电话后，王景奇接着马上给吴新娥打电话，将与罗某通话的内容告诉了吴新娥。罗某接完电话后，立即与吴新娥取得了联系，并将3万元现金转账送给了吴新娥。吴新娥回到攸县后，将存折交给了王景奇。稍后，王景奇授意吴新娥与其女婿湛某，从长沙将这笔款项连同利息取了回来。

案发以前，王景奇一直认为，自己“发明”的这种不直接接触当事人钱物的做法十分稳妥，检察机关不能认定其有受贿行为。因此，在随后的若干次受贿行为中，王景奇故伎重演，多次使用其曲线战略，收受当事人的钱物。

高位即贪

“想不要好处都不行”

落马院长被判刑5年

攸县人民检察院在对王景奇受贿案进行侦查后认为，王景奇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财产高达114.5809万元，攸县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最后确认王景奇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财产为89.9805万元。

记者查阅攸县人民法院第21号法院判决书时注意到，现年55岁的王景奇直到1993年，尚欠别人10000余元外债。当时，参加工作近二十年的夫妻俩，除在攸县城关镇胜利居委会盟楼组建了一栋私宅外，没有其他积蓄。然而，从1993年起到案发时的2005年上半年，王景奇一家竟拥有145万余元人民币、3180元美元、11660元港币等家庭财产，再加上12年的消费性支出26万余元，总收入达到170余万元。其中，除法院认定的受贿所得8万余元和全家的合法收入近64万元外，还有近90万元财产无法说明来源。

2005年7月20日，已调任攸县卫生局担任主任科员的王景奇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攸县人民法院于2006年3月10日，以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分别判处王景奇有期徒刑5年和1年（合并执行5年）。虽然检察机关目前无法认定王景奇的近90万元财产是否属于受贿所得，攸县人民法院最终也是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给予定性，但这并不能阻止人们将这笔巨额财产与王景奇的院长职务联系起来进行遐想。

4月30日上午，记者来到攸县人民医院进行采访调查时，一位要求身份保密的医生告诉记者，王景奇为人除了脾气较大外，对待职工态度还是可以的。“他从来没有处理过别人……”在记者的追问下，这位医生道出了他的想法：“王院长从来不处理人，是不想得罪任何一个人。因为他知道，这么大一个医院，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变得满城风雨。他不想得罪人，就是为了保护自己！”医院的另一位医生也表示，医院院长这样的岗位“很来神”，“别人求你办事，比方销设备、进药尤其是推销新药，你想不要好处都不可能！还有医院一年总有好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基建工程，都是要打点好处费的。”“这一点，不仅内部职工都知道，就连社会上的人也知道！”

那么,王景奇到底是如何落马的？在攸县人民医院，记者听到了另外一种版本的说法。该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负责人称，王景奇虽然非常注意处理好与职工的关系，但与其有业务往来的单位之间可能存在利益矛盾，王之所以“出事”，估计是有生意人向有关单位进行了举报。

专 家 观 点

可怕的“行规”与受贿常态观

“这个职位是一个高危职位，你不要，别人硬是要送给你，很多人就是在这种‘没办法’的情况下铸下大错。”攸县人民法院刑事庭庭长刘伟良，对攸县前后两任院长因收受医疗设备和药品采购回扣相继落马的原因进行解析时，将人民医院院长这个职位定位为高危职位。坐在这个职位上的人如果自己不能把持住原则立场，就很容易身陷“泥潭”不能自拔。

医疗行业的红包黑幕和回扣黑风为何会愈演愈烈？一些被人们看好的能人、好人，为何一走上医院的关键岗位，就纷纷被红包击倒？刘伟良在分析原因时，指出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权力过于集中，监督机制形同虚设。以王景奇案为例，作为一名院长，手头过的钱数上千万，这样巨大的现金流量，却没有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来约束他；二是医疗设备的订购与药品采购过程中，生产厂家与经销商迫于竞争压力和回款（商品价款到位）压力，必须给相关环节的工作人员好处，以便打通关节，将设备和药品（尤其是新药）打进医院；三是违法、违规成本太低，收受红包或者拿取回扣后，当事人即使受到了法律惩办，但与其非法所得的好处相比，不成比例。

刘伟良说到第四点原因时，用可怕一词来形容某种趋势的危害性。他说，目前社会上逐步形成了一种行规，而这种行规竟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同，这一点非常可怕。“现在社会上很多人认为，医院（关键人）吃回扣，医生拿红包是一件正常的事。例如，很多人在有亲人住院或做手术的情况下，都会选择向医生送红包，向医生送红包虽不合理却很合情。而在医药市场上的竟争，给点（回扣）已演变成一种惯例。网上甚至有人说，如果让雷锋来当院长，他也会这样做，这种说法虽然极端了一点，但反映出这个行业出现的违规行为的确存在非常现实的土壤。正是这种看似合理的逻辑，造成了一些医院负责人在收受回扣时无所顾忌，以致走向犯罪的深渊。”

在谈到如何防止王景奇案重演,切实有效堵绝医疗药品回扣之风蔓延这一问题时,刘伟良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要加大违法犯罪的成本,对那些敢于触犯法律的人,应该加大法律惩治力度,让后效者望而却步;二是形成权力制约机制,形成公共决策机制,重大事件不能由一个人说了算

回扣吃得手软 药品贵得离谱 医药代表变成行贿代表

回扣腐败毁掉一代白衣天使

“我是湖南某知名大医院的医生，按照规定，我的工资每月只有2000多元，但自从我成为一些新药的经销商后，月收入一下子超过了2万元。我根本就不必到外面去推销，只需向本院的医生推介新药……”

尽管医生吃回扣，已成了公开的秘密，本报的封面新闻抖出的回扣内幕还是具有足够的震撼力。

回扣吃得手软，药贵得离谱，医药代表变成行贿代表，主治医生变成推销员……这就是当今许多医院与一代医务人员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如出一辙的是，本报记者的调查与来自新华社的一篇《院长带头搞腐败，七成医生吃回扣》所披露出的关于广东省江门市新会人民医院，200名医生中有140多人收回扣的医生集体腐败案件有惊人的相似。新会市人民检察院的调查表明，新会人民医院的大批医务人员，特别是手握处方权的医生大肆收受回扣，胃口也越来越大——从医院院长、药剂科领导到有处方权的医生，逐渐形成了多开多得、利益均沾的回扣食物链。

知名社会学者巩胜利认为，回扣食物链不但将腐败成本转嫁给了消费者，更可怕的是，长此以往可能毁掉一代白衣天使。

挑战公众想象与承受极限的回扣黑幕

“我一直关注医疗行业的腐败问题，但读了贵报提供的材料还是很震惊。”知名学者杨冰如气愤地说，这其实就是犯罪，没有起码的职业道德与操守，连一个人的道德底线都没有了，“每月两万元的回扣，几乎相当于湖南省城镇人口年可支配收入的两倍。”知名社会学者巩胜利说，“一支售价76元的抗生素，落入医生腰包里的回扣就达50元以上。 可怕的是，这还只是冰山一角” 。

陈正义的说法令人胆寒——没有回扣不开药，无病看出有病，小病治成大病……医疗领域出现的回扣食物链在挑战公众想象力极限的同时，更在挑战患者及家属承受能力的极限。难怪乎，看病贵、房价贵、学费贵成了新世纪中国人头上的三座大山。小病拖、大病熬成了许多工薪阶层与弱势群体的常态。甚至有人戏言，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生命可掌握在票子手里。

“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形式多样、危害严重。医务人员在灰色利益的诱惑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回扣链条中的一环，这样见者有份、雁过拔毛的医疗领域怪现状于近年来愈演愈烈。许多医务人员为获得回扣、提成，滥用某些药品和高值耗材，既损害患者健康，又加重患者经济负担。”巩胜利说，哈尔滨的天价医疗案与媒体间或披露出来的医疗黑幕都是明证。

“一边倒”向“二元结构”的可怕衍变

“在某些行业，不腐败就无法生存！”知名学者杨冰如说，蛋糕有限，竞争激烈，一些领域的商业贿赂从最开始个别企业的不正当竞争发展为全员默认的行规。

行贿者对贿赂的普遍认同反过来又“惯坏”了受贿者，以致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没有回扣就办不成事。行贿与受贿互相推动，使腐败呈恶性循环与加速发展态势。株洲市攸县人民医院院长王景奇的腐败史就是又一个生动案例。

商业贿赂虽然见不得光，却能大行其道且呈蔓延之势，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屈从于“潜规则”。“以前说起行贿，那是人人喊打。现在再谈贿赂，大家的态度似乎动摇了。”

“这就很微妙也很危险，太多的腐败现实已经茧化了公众的心理，不但如攸县人民医院院长王景奇之类的当事人觉得医疗腐败是稀松平常，社会公众一改原来坚定不移的反腐决心，由最初的对腐败的深恶痛绝慢慢过度到有点听之任之了。”巩胜利说，认同腐败，还是与之斗争？这是一个问题。民间心理和公共语言出现分裂，社会心理对腐败问题的认识从“一边倒”逐步发展为“二元结构”，这是泛化的商业贿赂带给社会的重大创伤。

回扣食物链可能毁掉一代白衣天使

“使我深感忧虑的还有，陈正义揭露出来的黑幕中，吃回扣已经成为一种职业常态。”巩学者说，正如攸县人民法院刑事庭庭长刘伟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的那样，目前社会上逐步形成了一种行规，而这种行规竟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同，这一点非常可怕。“现在社会上很多人都认为，医院（关键人）吃回扣，医生拿红包是一件正常的事。实际上是回扣已衍变成一种惯例。

近日《半月谈》杂志的记者也采访了一名自称颇有“门道”的商业人士。回想起自己的“成功之路”，他对《半月谈》记者坦言：“现在很多商人并不以行贿为耻，而是以能找到‘关系’、办成事、赚到钱为荣。”商业贿赂的流行在一些地方甚至演化为“笑廉不笑贪”。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称，在株洲市攸县人民医院院长职务上工作过的人，受到纪委或检察院质询或谈话的，绝不止已经先后落马的向（因收受贿赂被叛缓刑三年）王二人，而有权从药品采购或开具药品处方环节捞取好处的人，除院长这个岗位外，还有很多其他岗位上的从业人员。仅2003年，该医院就先后有30多名医务工作者到纪委或检察院接受过调查。

“这种腐败生态与社会心态可能会毁掉一代白衣天使”，巩胜利忧虑地说，为什么这么多医务人员陷了进去，而如陈正义一样勇于出来揭黑幕的医生少之又少。从某种意义上说，很多医务人员已经做好了一条路走到黑的准备。“毁掉一代人的代价比任何其他损失都要大啊。”巩胜利忧虑道，“腐败导致的价值观与人生观的扭曲非朝夕之功可以修正的，毕竟，长城易毁却难修啊。”

把脉治疗医疗领域“回扣毒瘤”

虽然说，社会转型期是整个社会寻找新的坐标的一个特殊时期，但无论如何，一个行业不能失去公众起码的公众信任。尤其是关涉生命，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医疗领域。

巩胜利表示，株洲市攸县王景奇案与已经披露的广东新会人民医院的案子的三个诱因都很相似。首先，招标环节存在漏洞。因为监管不严，程序混乱，招标变成了行贿比赛；其次，医院的绩效管理没有脱离以药养医的老框框，医务人员的收入与处方药紧密挂钩；三是职业道德教育缺失，许多医务人员把自己从事的职业、拥有的权力资源当成牟利的工具。

“一个好消息是，今年是反商业贿赂年，近日，多家主流媒体对包括医疗腐败在内的商业贿赂进行专题报道，当然这只是个风暴的预兆而已。”杨冰如学者对治理商业贿赂表示谨慎乐观。

“把医疗领域涉及到黑色交易的一块提到商业贿赂的高度，是一个信号。”巩胜利说，但如果没有配套的制度跟进，如修订《刑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加快制定《反垄断法》，进一步完善规范市场竞争行为和惩治商业贿赂违法犯罪的法律规定等等，包括医疗腐败在内的腐败就很难根除

来源：法制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