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男孩为中国孤残儿童筹善款
2011年08月03日
对很多人而言，这是一个感人的故事：一个孩子试着帮助其他的孩子。
11岁，他独自一人来到中国留学。16岁，他凭自己的实力创办了中国关爱基金会这一美国民间组织，为中国孤残儿童筹集善款，让他们有更好的生存环境
7月22日，北京的一个“桑拿天”.在位于双井桥西的“关爱之家”,一件浅蓝色的大号隔离衣，迎来了特别的临时主人。
这是一位名叫麦修（MattewA.Dalio）的美国青年。个子高大，深蓝色的眼眸中不时流露出温和的笑意。
11年前，麦修在美国康涅狄格州成立了中国关爱基金会（ChinaCareFoundation），为中国孤残儿童筹集善款。同时，年仅16岁的他，也成为了这家基金会的董事会主席。
“关爱之家”是中国关爱基金会在中国的主要项目。在北京的“关爱之家”,80多名孤残儿童，来自于中国各地的福利院。他们或等待着一场改变命运的手术，或正接受术后观察。
麦修每年都会来中国几次。北京的“关爱之家”,是他忙碌行程中不会漏掉的一站。
在这个夏日，一个男孩顽皮地从看护人员的怀抱中挣脱出来，跌跌撞撞地向麦修走来。不等麦修俯身，孩子伸出双手一把抱住他的裤腿。
麦修赶忙抱起孩子。他身上的隔离衣，这才真正发挥了作用。
并非所有造访“关爱之家”的人，都记得应该穿上这里准备好的隔离衣---这是为了防止外来者接触孩子时，将可能携带的病菌传给他们。
但麦修却从没忘记过。这或许是经验使然。从2000年至今，中国关爱基金会已经救助了千余名中国孤残儿童。
这也是麦修“完全没想到”的。他告诉记者。一路走来，就像那句中国老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慈善目的是让社会更美好
记者：你在美国康州建立中国关爱基金会，需要办理哪些手续？
Mattew:在美国，成立一个基金会并不难。我已经记不太清，有哪些法律上的要求，以及当时具体办了哪些手续。印象中，有一个要求是，必须有5个人，出任基金会董事会成员。
记者：办理这些手续，花了多长时间？
Mattew:注册一般的基金会很简单，大约只用1个小时。但成立一个非营利性的基金会，从申请到最终成立需要3个月至6个月的时间。而之所以我申请成立一个非营利性的基金会，就是因为在接受善款时，相应的所得税可以免除。
记者：成立中国关爱基金会是否要经美国政府部门的批准？
Mattew:我甚至不记得是哪个部门，我也不关心。因为在美国，成立中国关爱基金会和政府部门并无多大关系。要做的，填好申请表后申请盖章。唯一要常常打交道的是美国的税务部门。因为税务局的工作人员需要审查我们的基金会是否是营利性的，捐款是否投入了慈善事业。这样，也才能够确定，是否免除捐款人相应的所得税。
记者：16岁，你就成为了中国关爱基金会的董事会主席，当时，是否明确知道自己的职责？
Mattew:有两个人给了我很大帮助。在法律程序等事务上，有一位律师给我指导。还有一个关键人物是顾阿姨，她是位中国人。顾阿姨退休后，专程飞到美国，并在美国住了6个月，帮我打理基金会的工作。
记者：在美国，中国关爱基金会筹集善款的过程顺利吗？
Mattew:你能想象，当一个16岁的孩子站在你面前，对你说：“给我钱好吗？”（笑）募集善款并不是很容易的。在基金会尚未成立的时候，我拿着各种证明材料包括报道过我创建中国关爱基金会的中国报纸，找了很多认识并相信我的人。很多美国人都捐款了，有个人还捐了7000美元。在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下，我筹集到了第一笔资金。对很多美国人而言，这是一个感人的故事，一个孩子试着帮助其他的孩子。
记者：还记得中国关爱基金会的第一个项目吗？
Mattew:我们用最初筹集到的5万美元，启动了第一个项目，帮助中国孤残儿童找到了寄养家庭。那种感觉真是太好了。后来，有段时间，我每天都去美国的咖啡馆募集善款，告诉那些正在喝咖啡的人：“你可以给这些孩子们一个家。”一年夏天，我在美国看到了关于我筹集善款的报道，足足有4页。
记者：中美两国在文化上、制度上都存在着很大不同。作为一个美国注册的慈善基金会，在中国的工作情况如何？
Mattew:中国关爱基金会在美国并没有项目，只是募集善款。所有的项目都在中国展开。也正因如此，在中国我们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我们需要照顾孤残儿童，并防止在这一过程中发生意外。比如，我们要协商孤残儿童的手术到底由谁来负责。当然，如果我们在美国也有帮助孤残儿童的项目，我们在工作中也需要得到政府部门的准许。
记者：如何保证基金会收到的每一笔善款落到实处？
Mattew:这是一个好问题。对于任何组织而言，我想，每收到、花销一笔钱，都应该非常清楚：它最终去向哪里。在中国，我们专门雇请了一位审计人员，审计内容详细到为孩子们购买的每一块尿布花销。在美国，我们请了审计师进行审计。他会对在中国审计过的财务数据进行再一次核准。一次花销只要超过一百元人民币，会计师就必须依据发票，进行严格的审计。而在美国的这位审计师，也同样会接受另一层监督。也就是说，共有三重审计，追踪中国关爱基金会的每一分善款的去向。而这些财务数据，都可以被查到。
记者：中国关爱基金会为何选择成为“半边天”基金会旗下一个项目？
Mattew:中国关爱基金会成立之初，我们意识到，孩子们康复后仍需要家庭式的关爱。我们和“半边天”有类似的理念、互补的工作项目和同样的最终目标，这是我们合作的原因。孩子们在“关爱之家”接受完医疗服务后，也能进入半边天现有的培育、教育项目。而半边天是在中国（香港）注册的一家慈善基金会，那么我们就不再另注册了。
记者：除了为中国孤残儿童募集善款，中国关爱基金会还有其他项目吗？
Mattew:为中国孤残儿童募集善款，并为有需要的孩子安排手术，是中国关爱基金会的一个项目。另一个项目叫“中国关爱俱乐部（ChinaCareClub）”,旨在让年轻人从慈善事业中获得力量。从我在哈佛大学校园里组建第一个俱乐部至今，我们已经在美国的许多高中、大学校园，成立了共计57个俱乐部，有上千名志愿者。
记者：这些志愿者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Mattew:志愿者们需要为中国关爱基金会募集善款贡献力量。比如，安排、组织在美国的募捐活动等。另外，很多中国孤残儿童被美国家庭领养之后，他们脑海中的中国记忆也逐渐模糊了。我觉得这并不是一种健康的成长方式。毕竟，他们来自中国，应该传承中国文化。我们的志愿者，包括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热爱中国文化的美国人，都会带着这些孩子，用做游戏、制作中国食品、学习汉语等方式，让他们了解中国文化。
记者：你对中国发展慈善事业有何建议？
Mattew:我想告诉更多的中国人，给予能够带来巨大的价值。慈善事业并不一定就是捐款。更重要的是，人们需要为此付出时间。比如，成为福利机构的一名志愿者。而慈善的目的并不止于帮助一个人，而是要让社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对我个人而言，余生肯定与慈善事业紧密相连。不管毕业后从事什么工作，都希望我的生命能够更有意义。
初衷是回报中国人
上世纪90年代，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麦修到过几次中国，对中国的印象多与食物有关。饺子、煮鸡蛋是他当时叫得出名字的食物。
但因为在中国没有同龄玩伴，麦修一度感到孤独与不快乐。直到他在北京过了一个别样的圣诞节。
11岁时，麦修成为了北京史家胡同小学的“留学生”.父亲拜托中国朋友顾泽清（后成为中国关爱基金会的董事之一）照顾他。
在这所中国小学里，同学起初围观麦修的眼神，“像看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这种情形令他苦恼不已，但他却也只是安静地坐着。思乡的情绪弥漫在这个小小少年的心头。
不久，圣诞节将至。如果是在家乡，空气中早已充满了节日的欢乐，麦修会与哥哥弟弟一起玩耍。但在1996年的北京，他寻遍了大街小巷，才找到一棵矮小的、挂着彩灯的圣诞树。
可是，令麦修惊讶的是，就在圣诞节这天，同学和老师竟都出现在他的派对上。“每个人端着自己家做的菜，还带着礼物。”这令他感到温暖，“原来这么多人都关心我。”
当圣诞彩灯开始闪烁，音乐声响起，大家不约而同地踩着节奏跳起舞来，这个场景至今鲜活地浮现在麦修的脑海里。
麦修逐渐融入到了北京的生活。从听不懂课到说着“京片子”,从刚到中国时想家到要回美国时依依不舍北京。也就在这时，他希望，将来自己能回报中国人。
一个偶然的机会，麦修知道中国有很多孤残儿童。“我要帮助他们。”他冒出了这样的想法。麦修选择的帮助方法是，在美国创建一家慈善基金会，为中国孤残儿童募集善款。这些善款被用于支付孩子们的寄养费用、手术费用等。
2000年，麦修的中国关爱基金会正式成立了。
并非英雄但不普通
尽管在美国成立一个非营利性基金会并不难，但麦修的故事仍然是独一无二的。一家美国地方媒体很快找上门来。随后，关注麦修的媒体越来越多。知名的《人物》杂志以及奥普拉的脱口秀节目，关注过这位美国少年的事迹。
“我们中间的英雄”,这是媒体赋予麦修的称号之一。
当记者问麦修对这个称号的看法，他轻轻地摇了摇头：“我不认为自己是英雄。”停顿了一会儿，又认真地补充道，“我做的事情不普通，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去做，并且坚持下来。但是，这件事情也不至于那么惊天动地。因为事实上，大家都可以做到。”
媒体的报道，使麦修筹集善款变得容易多了。成千上万的邮件，短短时间，塞满了他的电子信箱。一家着名的投资公司也伸出援手。
麦修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是一位成功的资金管理人，而母亲则出身于纽约名门望族。也正因此，中国关爱基金会的行政开支全部由董事会支付，而不是从捐款中扣除。麦修对记者说，“父母都很支持我成立基金会。”
麦修认为，中国的发展轨迹与他的家族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开始是贫穷，但后来就慢慢地富起来了。”因此，他觉得，慢慢富起来的中国人，应该更多地投入到慈善事业中。
与当年初来乍到时的心情不同，麦修在中国找到了一种亲切感。这种亲切感是在美国难以寻觅的。一次，在北京某工厂后院，工人们喝酒至高潮，纷纷脱去上衣。他也被热烈的气氛打动，干脆入乡随俗，光着膀子和工人们一起大喊：“干杯！”
给予比获得更加快乐
在中国关爱基金会前工作人员王晓更的眼中，年轻的麦修“还是个孩子”.2002年，她就是被这个孩子的故事打动，由此成为中国关爱基金会的第一名员工。
“我为你工作。”王晓更曾对麦修这样说。谁知麦修并不领情：“Youdon'tworkforme,youworkwithme（你不是为我工作，而是和我一起工作）。”这样的理念，令王晓更感动。
王晓更在美国工作过几年，在她眼中，并不是所有的美国“富二代”都像麦修一样。她感慨，麦修的这种特别，让她肃然起敬。“那是个伟大的孩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说。
2003年春天，在王晓更的安排下，麦修登上了中国一所中学的演讲台。面对400多名学生，他不羞不怯，将中国关爱基金会的故事娓娓道来。
“你们平时有多少人做志愿者？”麦修在台上发问。
一片寂静的台下，只有两只手臂举了起来。
演讲结束后，学生们将麦修团团围住，大有要追随他之势。而这也让麦修意识到，中国的慈善事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很多改变可能发生。
改变也出现在麦修身上。“多年前的麦修专注、可爱、富有同情心，今天的麦修已经变得特别有魅力、思想超前，具备了领袖才能。”王晓更在博客中这样写道。
顾泽清也觉得当年的美国小男孩早已褪去青涩，“变成熟”了。在麦修如今的话语中，并不谈论基金会成立之初的艰辛，对中国慈善事业的现状也极少有微词。她表示理解：“谈这些，对我们在美国的募捐有什么影响呢？”
乐观前行。这似乎是麦修当下的态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反复说，给予比获得更加快乐。“就像是过圣诞节一样，送礼物永远比收礼物要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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