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咳~咳~咳~”，凌晨3点左右，记者被赵泽文连续不断的咳嗽声惊醒，只见他一边捂着胸口不停地咳嗽，一边拿出他的止咳药——褐色药末和两粒蓝色胶囊往口里塞，几分钟后，咳嗽声逐渐停止了。
这是记者在赵泽文的不足10平方米的破屋中目睹的一幕。
从今年7月份开始，由于得了矽肺病，赵泽文再也不能像往常那样上矿井挖叶蜡石矿了，只能每天守在断电断水的出租屋房里，等待着奔波了五个多月的劳动仲裁结果。
赵泽文曾在这个有丰富叶蜡石矿藏的北京市门头沟潭柘寺镇赵家台村挖了十多年矿。同样，这里还吸引着众多同赵泽文一样从外地来的挖矿工，他们大都来自四川、河北、河南等地区。
赵泽文还是在刚满25岁的时候来到了这里，如今看上去像60岁的他其实才37岁，头发几乎全白了，眼睛深陷且黯淡无神。
2005年7月10日，他的生活改变了。在这一天，他被检查出患有严重的矽肺病。为了讨个说法，赵泽文一直在门头沟劳动局、卫生所、律师事务所、法律援助组织和神州灵山叶蜡石公司之间来回奔波着。
“哪天憋死了，我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在我国叶蜡石是一种稀有矿物，市场上供不应求，是生产合成金刚石和众多耐火材料的关键辅助材料。目前市场上85%以上的叶蜡石全都由北京市门头沟矿区赵家台村的几座叶蜡石矿供应。
有关资料显示，开采叶蜡石的矿工是矽肺病高发群体，尤其设备不先进、人员的防护措施没有到位的情况下，矿工一般都会得这种职业病。
为了了解矿工的真实情况，12月7日、8日，记者两次来到北京市门头沟矿区赵家台村叶蜡石矿区调查采访。
赵家台村叶蜡石矿区地处北京偏远山区，地势陡峭，交通极为不便，只有一条蜿蜒崎岖的公路，且坎坷不平。
赵泽文是这里最老的矿工，一呆就是12年。
当地一位村民告诉记者，现在在这里挖叶蜡石矿的大都是外地来的农民，最多的时候下矿实行三班倒。
“像赵泽文这样每天凌晨起来咳嗽的不只一个人，几乎每个人都咳嗽，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而赵泽文在这里干了10多年，时间是最长的，他的咳嗽程度比其他矿工要厉害一些。”一位矿工这样说。
赵泽文也这样告诉记者：“每次打岩石找矿的时候，整个矿洞里你就听见不停的咳嗽声，每个人的脸都是绷得紧紧的，憋得慌。20多岁的人就跟个老头子一样咳个不停。从今年年初开始，一进矿洞呆不了多长时间，我的胸口就憋得不行，喘不上气。7月份以前，我只是觉得胸口特别难受，但到保定一家医院检查之后，才知道自己得了矽肺病。”
那么，矽肺病到底是什么呢?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尘肺病康复中心副主任、中国煤矿工人北戴河疗养院副院长陈志远告诉记者，矽肺也叫硅肺，是由于吸入大量矽粉末后，在肺内形成矽结节、纤维组织增生和气肿等改变的一种疾病。这种病是矿工、石工、磨石粉工和开隧道工等的一种职业病。
记者在这些矿工生活的现场看到，他们一般是早晨6点多就开始下矿井，一直干到下午2点左右收工，中间没有休息。
下班后，他们就住在一间不足10平米的小屋里，因为这个村庄比较偏僻，出去很不方便，下山一趟汽车也要爬上30多分钟坡路，这些民工平时只能呆在村民遗弃的老房子里。
这些矿工的房子几乎接近山顶，记者走进赵泽文的屋子，只觉寒气逼人。记者扫了一下整个屋子，所有家当也只有几床单薄的棉被和一个麻袋里的几件衣服，另外还有一台破旧的电视机。
赵泽文告诉记者，现在公司根本不管他们了，停电快半个月了也没人来修，原本晚上有电还可以看电视，现在一到下午5点多，这里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他们只能早早地躲进不怎么温暖的被窝里。
赵泽文打工的矿区属于北京市神州灵山叶蜡石有限公司，在矿上工作的大概有50多人，大都来自四川、河北、陕西、山西和贵州等地，本地矿工只有一个。
这些矿工都比较年轻，大部分是30岁不到，在矿上工作了两三年。虽然没有像赵泽文那样，但是他们表示每天在矿上干完活后，时常会觉得轻微的头痛，头昏，口干，咳嗽及记东西不清楚等情况。
开始大家一直以为是太累了着凉了，但是吃药作用不大，这些症状还呈现出周期性，比如每次打岩石找矿或者出矿洞那会。
赵泽文的弟弟赵文，指着二哥赵泽文对记者说，“我在这里工作了4年，和他一样是打炮眼，没有什么防护的东西，就是一个防尘口罩，每天要吸很多粉尘，刚出矿洞的时候，还会有点呼吸困难，喘个不停。这段时间老是觉得没有食欲，恶心。”
“他是我们这里第一个和公司打官司的，以前来打工的干了一段时间觉得身体不适就回家或者换工作了，所以大家也不知道什么叫矽肺病。这个病搞得我弟弟整天咳嗽，半年来没见过什么笑脸。”赵泽文的哥哥赵泽实望着弟弟比自己多几倍的白发，难以相信站在眼前的是那个半年前还被人叫做“胖子”的弟弟。
当记者对“胖子”的称呼表示疑惑时，赵泽文解释说：“是的，大家都叫我‘胖子’，开春上工的时候，我还有135斤，现在只有105斤。最严重的时候，我是吃完就想吐，没有什么胃口，半年了，跑来跑去为找个说法就没有吃过什么安稳饭。所以我说自己一直在‘减肥’。”
对于叶蜡石矿是否存在矽肺病，公司总经理王建才表示：“没有，一直没有听说谁得了矽肺找过公司，赵泽文那是想讹诈公司，不劳而获。我们是不会让这种骗子得逞的。”
对于这个问题，赵泽文对记者说，“我在公司工作了三年了，而且我还有公司替我办的保险证明。此外，我怕保定的医院弄错了，8月22号那天又跑到北京市矿务局职业病防治所检查了一次，结果还是一样。”
陈志远院长告诉记者：“矽肺是因为人长期吸入粉尘引发的，多见于矿区，患者由于出现进行性胸闷、气短、胸痛、频繁咳嗽及易患上呼吸道感染及肺部感染而加重尘肺病的进展，最后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及活动能力，引起肺心病而危及生命。”
“只有我们这些外地的才进矿，本地的早就不干了!”
当记者问及是否其他矿上生这种病的也挺多时，赵泽文很是激愤地说，“不是，绝对不是!像国有矿上每年都要体检，身体不好的不让进矿，这样可以早点看病。我们没有什么体检，只是干不动了，自己掏钱检查这才知道生什么病。”
赵泽文说，7月10号上午的职工大会上，鑫磊矿矿长李五辈说了两件事情，一件是因为最近出了点事故，要求大家注意安全生产；另外一件就是对赵泽文说，“胖子，看你病得不轻，你先回家瞧病，瞧好了再来。”
由于公司一直没有发工资，平时的花销都是赊购的，赵泽文找到李五辈希望能借点钱做路费，可后来赵还是只从老乡那里借到了100块钱。
赵泽文在河北保定市兴安县安家，他的妻子是河北人，他们是在矿上工作时认识的。在县医院他开始被认为是肺结核，隔离了20多天，最后确定不是肺结核，后来保定职业病防治医院确诊为矽肺。
看病期间，车费和吃住花了5千多元。此外，半年的药钱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赵泽文每天吃的药要12块钱。对于这个7口之家的矿工而言，现在没有了工作，每个月的360块钱药费不是一个小数目。
公司总经理王建才则认为，“我们每年开工都会组织工人体检和安全生产考试，要是没有体检，国家也不会让赵泽文上工伤保险，实际上我们给了他上了保险。”
对于王建才的说法，赵泽文说，“考试是有的，但从来就没有什么体检，那个所谓保险我自己到劳动局查了，是4月1日到8月份的，但是我们工作一般是3月到12月。”
据赵台村村民孙朴勇介绍，北京市神州灵山叶蜡石有限公司是2003年在赵家台叶蜡石矿、赵家台一分矿和鑫磊叶蜡石矿基础上组建成立的，王建才为总经理，村长孙占东为法人代表。
孙朴勇告诉记者，赵台村原先好多村民在矿上工作，后来大部分都是外地的民工在挖矿，本村村民很少在矿上干活。
对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矽肺，赵泽文和其他民工认为罪魁祸首是“粉尘”，因为神州灵山叶蜡石有限公司采矿用的是打干眼，“这是国家禁止的，因为这个采矿时粉尘很大，一般采矿都要求用水降尘，我们在矿上的这十几年都是打干眼，没见过一滴专门降尘的水。”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律师肖卫东曾经调查过陕西省山阳县石佛寺乡44名农民工挖矿期间患矽肺病案件，他介绍说：“国家明确规定采掘工人井下作业要有严格防护设施，分发劳保产品，要边采矿边洒水减少粉尘。长期处于重度粉尘作业环境下，最快的只要2个多月就会患上矽肺。”
赵台村村民孙某证实了赵泽文打干眼的说法，他说，矿上平时没有什么防护设施，只有一个防尘口罩。
赵泽文认为公司为了节省成本，没有按照国家安全和生产规定办事，“打干眼的机子只要1万多，那种有水的要两三万。”
由于赵泽文一直在白窑干活，有着丰富的经验，因此他一直干着打炮眼的活，“每次我们钻进500多米深的矿洞，一个工作面10多眼要不停工作至少5个小时。每次我们都被叶蜡石粉尘灌个足。尤其每次找矿打岩石都是用风钻，粉尘就更大，一百瓦的矿灯就像点蜡烛，什么也看不见。”
公司副总经理刘成林认为，“我们给每个人都发了防尘口罩，这是符合国家安全生产要求的。”
据记者了解，2001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醒目位置设置公告栏，公布有关职业病防治的规章制度、操作规程、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措施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以前没有谁跑到公司来，说得矽肺要求赔偿的，赵泽文是第一个。另外，矿区的生产安全环境上个月刚刚通过北京市环保部门检查。”王建才告诉记者。
但是在鑫磊矿的办公室里，记者发现墙上大约挂了16个规章制度，没有一个涉及国家规定的职业病预防，多是安全生产及矿长和工人权责条款。
“太累了、经常加班”，赵泽文认为他之所以今年会病倒很大一个原因是加班多，“今年公司把任务承包给矿长，每吨130元，每吨矿长给我们40元。现在每逃诩有外地的车子等着拉货，加班经常的。另外工作量也加大了，鑫磊矿原先有20多人，现在只剩下七八人。”
村民孙朴勇告诉记者，这些矿原先都属于赵家台村，后来公司以每年300万承包了。矿长都是本地人，原先矿上人本地多，后来他们怕本地人知道的事情太多，都招外地人。
孙朴勇还说：“按照前几年北京市赵家台村搬迁计划，我应该有权利搬到山下的别墅，因为我经常反映问题，村长就不给我房子。外面人都说我们赵家台村守着‘金山银山’，每年村里都会有350多万矿山承包费，但从来没有分过红，在赵台新村各家都是借钱买的房子。”
记者在整个矿区采访时，发现除了矿长和守山的是本村的，到处是操着方言的矿工。
在赵家台新村别墅，好几排两层的小别墅整齐地立在镇政府旁边，记者随机采访了几户别墅主人，他们都表示，这些原本北京市拨款建的房子，大家却是借钱买的。
“求求你们先开个证明，让看个病行吗?”
赵泽文在保定看病时遇到一个令他至今仍不解的事情——住院看病必须要单位的证明，否则医院不开诊断书。
当时医院执意要求见到单位的公章才看病，没有办法，赵泽文拿了一些止咳镇痛的药后，第二天坐车回到了鑫磊矿上，“当时，我想开个证明还不容易?可是，没想到这个东西这么难，谁都不给开。”
赵泽文先找到矿长李五辈，李说，“这个我开不了，你自己去找公司开，找王建才开。”
当赵泽文找到总经理王建才，王说，“你现在不在我这里干活了，我怎么开这个证明。我们这个是承包给矿长的，这个我们不管，你找李五辈去。”
赵泽文再次找到李五辈，李说，“这个我不管，你去找孙占东。”
最后，赵泽文找到了公司法人孙占东，孙却说，“这个证明我开不了，我也是替人打工的，从王建才那里领工资的。”
就这样，在矿区、公司和镇里半个多月跑来跑去，赵泽文一直没有找到能够开证明的地方。
赵泽文又回到了那个矿上，“那些日子，他的头发一下子白了好多，白天也不吃饭，就是喝一些白酒。”赵泽实看着日渐消瘦的弟弟不免心酸，但也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
“后来到了劳动局工伤科，他们告诉我说每个月20号是门头沟领导信访日，让我找找看。当时我又觉得有一点希望了，他们告诉我这个事情可以找区卫生监督所。”
于是，赵泽文找到了门头沟卫生监督所，“开始，接待我的是一个女队长，他们答应一定去调查一下，当时我媳妇还哭着，希望他们能够帮助我找到公司开个证明先看病，他们对我们说，‘现在是法治社会，一定有人管。’”
赵泽文告诉记者当时他还是抱着很大希望的，因为信访日当天接待的领导曾经告诉他情况属实的话，卫生监督所有权把这个窑给关了。
“当时我是过不了几天打一个电话问我的事情怎么样了?但是他们一直说在查，让我等等。”
一直等到10月份，赵泽文都没有得到卫生监督所的最终答复。期间他的病又严重了，因为他住的房子在山顶上，入秋着凉感冒了，“这个病一感冒，就喘不上气，老是咳嗽，疼得胸口像扎了针，钻心的疼，什么止痛药都没有用。”
后来，赵泽文又找到了卫生监督所，但是他没有找到当初接待他的那位队长，而工作人员对他说“我们打了电话给公司，但是他们不接。让他们来，就是不来。他们不开这个证明，我们也没有办法。你还是按照法律程序自己解决吧。”
“我就越来越不明白开个证明看病怎么这么难。”
赵泽文那天在门头沟繁华的街区待了半天，一包为了出门办事而专门买的红塔山香烟楞是抽光了。
金秋10月，赵泽文一个人又回到了在顶上老村的屋里，村子里除了几个老人，大部分人上矿了，整个村子静悄悄的。
后来，通过和公司刚刚打过工伤官司的老舒介绍，他的这种情况可以到劳动局申请工伤，就这样，赵泽文又花15块钱坐车走了30多分钟盘山公路到了山下赵台新村，再坐上一个小时的盘山路到了门头沟劳动局。
“到了劳动局工伤科，他们要我把劳动合同和病历都准备好了再来，我连个病都看不了，还有什么病历，劳动合同出来都是由矿长代签并保管，我也没有看过合同是红的还是白的，也不知道有没有我的。”
赵泽文一时没有了主意，再次找到孙占东，“你是法人，你要开这个证明，要不我就去法院告你。”“孙说，你告去，告赢了，赵台村的人都会感谢你的。”
几个月的劳累奔波，赵泽文却一直没弄清谁管这个事情，
后来通过老舒介绍，赵泽文找到了北京市承光律师事务所。“开始他们要3000块钱，不管打得赢还是打不赢都要交这个钱，当时看病花了快1万多了，家里早就没钱了。工资一直没有给，还是借的路费回的家。”
因为没有钱打官司，赵泽文那天从律师事务所出来就一直静静地坐在大楼的台阶上，“那次我媳妇也去了，一直哭个不停，我当时就在想，这个事情就这样算了吗?我的这个病就没得治了?
后来，我去了门头沟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但是他们认为我这个不符合条件，也没有说为什么。”
记者采访了潭柘寺镇安全和生产监察部门，答复是“没有听说谁得矽肺，也没有谁因为这个打官司的。”
“要不是我那天碰巧看到丰台有一个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的新闻，我们还不知道该怎么办，”赵泽文的亲戚对记者说。
“就着报纸找到了那家在丰台的专门援助农民工的工作站，听说是免费的后，我就放心多了。”
赵泽文告诉记者，援助他的徐玉领律师在了解情况后，告诉他先要求劳动仲裁确定他和公司的劳动关系，然后再进行下一步工作。
“现在他只是第一步，之前的几个月简直就没有摸到门路，也没有谁能告诉他该怎么做，找谁。一般情况，职业病赔偿的官司时间是很长的。最后仲裁结果要半个月以后才出来。”徐律师说。
12月9日上午九点，赵泽文和神州灵山叶蜡石有限公司劳动纠纷仲裁在门头沟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开庭了，被告鑫磊矿没有人参加。
王建才对此解释，“我们公司和赵泽文没有任何关系，鑫磊矿是独立的法人，公司只是和鑫磊矿有业务关系，赵泽文出了事找鑫磊矿负责，不要动不动就跑到公司来。”
记者在12月9日上午看见，矿工们因为停电事情到北京市神州灵山有限公司，刘成林副总经理表示等要王建才回来，后来一个高个负责人表示公司下午派人上山检修。
12月10日，赵泽文回河北了，“这里每天吃饭喝水都要钱，这是借了3000块钱打官司的，半个月了，现在只剩700多，回家至少吃饭不花钱。”
“农民工打官司很难，他们要面临很多阻力!”
赵泽文告诉记者他心里一直憋着一股气：“打这个官司，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其实得矽肺的光他们赵家台村的有好几个，但是他们现在都是看着我，等我这个官司打赢，他们就会像鸭子样成群成群地上公司要钱。”
记者在矿上的几日看见赵泽文力劝有病村民上医院检查，但是很多人对此避而远之。“我希望能够像12月4日中央电视台作的那期矽肺的官司一样，有病的人大家一起打官司，至少也去医院检查一下。”
因没有其他人和他一起打官司，赵泽文觉得很心痛，“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在采访赵台村叶蜡石矿的时候，记者发现潭柘寺镇处于北京西部众多山脉包围中，整个镇的经济主要是采矿业，在前往北京市神州灵山叶蜡石公司矿区沿途大都是大小小的石灰石矿、煤矿和石矿。
“这里很多都是外地民工，本地的不中用的才上矿，有能耐的当矿长，把矿给承包了，一年少则20多万，多的有上百万。”在潭柘寺一司机对记者说。
《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执行人、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律师肖卫东介绍说，他曾经对陕西省山阳县石佛寺乡数名在洛南县陈洱金矿打工期间患上矽肺病的农民工案件进行过调查，这种矽肺职业病多是涉及群体诉讼，周期很长，个人能够把官司打完几乎不可能，要赢官司更是难上加难。
中国资深劳工问题专家、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说，公司遇到这种官司，一般都会利用各种变数拖延案件的审理。“公司会坚持把官司打到底，为了完成工伤认定，走完认定申请、行政复议、诉讼等程序，有的农民工要等上三四年的时间，有的农民工等上六七年仍然不能解决。”
刘开明认为：“职业病是群体性的，许多受到伤害的农民工无法举出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尤其是职业病鉴定是由卫生防疫部门在见到单位证明后才作出诊断，所以很多农民工无法取得医院的诊断证明书，导致工伤迟迟不能认定。此外，他们想获得工友的帮助，但工友却面临被老板解雇的威胁，他们想获得民间志愿力量的帮助，但没有人指点或者遭遇来自地方政府部门的种种限制。”
村民孙大爷从小在矿上工作，对于赵泽文的遭遇，他表示很无奈，“那年我们到镇里医院检查，但是一直就没有结果，后来找到院长，他告诉我说像我们这个村多少都有矽肺，但是上级不允许他们说，不敢说。”
肖卫东则认为劳动关系是像赵泽文这样的涉及职业病赔偿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赵泽文各处奔波，历时半年才找到一个帮助他的机构，刘开明认为这其中存在两个缺陷。第一，工会对于农民工权利保障问题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全国1亿多进城务工人员大部分游离于工会组织之外。现行工会法律法规中没有关于建立农民工工会的刚性的、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定；第二，相关的生产安全、防疫等监督职能部门不得力。农民工的流动性非常强，而且大部分干的是苦脏类活，劳动关系不太稳定，一般干两三年就离开，有些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不是很情愿为这些农民工做一点实事。
赵泽文告诉记者，他家有7口人，两个70多岁的老人，一个12岁男孩，另一个2岁，还有一个没有劳动能力的小舅子，现在他基本丧失劳动能力，可他的官司才刚开始。
在即将结束采访时，记者问及赵泽文有什么打算，他说，“像我这样得了矽肺的人，可能再也来不北京了，得了职业病谁还会找你工作?我只能回家养些小鸡，鸭子，干些轻活。”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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