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困难，找警察。安徽民工朱三清夫妇连续三天找上门，结果事情突然变得更加困难，警察对朱三清的妻子来了一句粗口：“去你妈的×！”夫妇婚后生活14年，从未骂过对方一句这样直白的粗口，朱三清深感尊严尽失，冤屈之下当街**，“我只想一死了之，我是被逼的！”此前，朱三清驾驶无牌摩托车在街上逛，被当成非法营运逮进去蹲了10天，罚款1000元，出来后夫妇二人想讨回被扣的车，海峡都市报3月20日的这个长篇报道，被我贴在天涯论坛后引起关注，但说到底，这事情来龙去脉就这么简单。

　　骂人确实可以夺人性命，先例早就有了，更遑论是鲁迅先生定义为国骂的骂，此乃骂中极品，杀伤力自然不可小窥。但这骂的背后，是警察与民工夫妇一瞬间的紧张对立冲突，细细品味，简直犹如今届奥斯卡最佳故事《撞车》的中国版现演。在影片里，黑人夫妇被白人警察当街拦下检查，老婆被搜身时遭遇性骚扰，以致于老公事后再次直面白人警察时情绪激愤差点碟血街头。导演哈吉斯冷静的叙述直指人际冲突的路径隐伏之处：排外、种族歧视、肤色偏见，等等。片中角色无一例外地在人际交流出现问题时立即指向歧视，这似乎成了美国人思维逻辑中的一个默认程序，对此中国观众如我者，觉得不可理解：“要在中国，这算什么？”美国是多元社会，歧视似乎是多元文化结构下的一个必然衍生品。中国不是多元文化，至少目前还不能算是，但无论是警察还是民工，他们的思维逻辑中亦潜藏着某种默认程序，比如社区但凡有乱警察首先怀疑外来人员，比如民工被警察误解立即陷入绝望进而自杀，警察国骂、民工**，二者竟可以看作中国人思维逻辑中默认程序的经典类型，其背后的深层文化结构又是怎样的？

　　台湾作家柏杨先生说，传统社会最大的特点是：不把人当人，尤其不把女人当人，这一类的恶行，多半来自警方。特定时代的台湾，全岛所有警察局和派出所墙上都写有九个字的斗大标语：“作之师，作之君，作之亲。”柏杨给警察取了个绰号“三作牌”。中国文化结构，尤其是行政文化何以积淀到阶层交流过程中默认为冲突程序？众所周知，儒家是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表层外衣，其内衣或实质，则是黄老加刑法。老子提出的是“弱民”观念，而商鞅《商君书·弱民》将其演变为一整套管理文化，“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羞辱之以刑作为弱民的具体策略，在中国竟有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了，积淀到今天，化作一句粗口，这看似偶然的事件固然有必然的深层原因。

　　接下来，最令我叮叮担心的，就是这事件大事化小，警察道歉秀一把，这又是中国行政文化中的另一个特色：道歉秀。设若此事就此平息，必然彼事再起，警察转身再去羞辱他人。不过中国法律还没吃过伟哥，不够“威而刚”，无怪乎这句国骂几千年来生生不息，在自诩文明的国人的唇齿间流转，断无消失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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