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2日河南报业网报道说，平顶山某高校39岁的教师李先生为证明自己的清白，日前在事发现场贴出告示寻找“现场目击者、围观者、好心的施救者、给卫生纸者、扇扇子者，到现场第一个认识老太太的邻居”，他希望有正义感的人勇敢地站出来为自己说句公道话，以便弄清事实真相。事情原因是当日一位老太太倒在了马路上，头部流血，围观者很多，但没人管。后来李先生拨打了120，并将老人送到医院。然而，老人的亲属却认为他就是肇事者。

　　见义勇为的英雄流血又流泪的事件，我们已是屡见不鲜。做好事、学雷锋也要付出代价，也许是我们很多人患下群体冷漠症的最重要的原因。比如上述事件中的教师李先生，他做好事的成本，是把自己也贴了进去，成为被救的老太太付医疗费用的垫底者和牺牲品。如此这般，做好事的成本太过昂贵，那些学会冷漠的人反倒一身轻松，悠哉乐哉，这种本末倒置，直接导致了公众群体冷漠症。

　　做好事本来是人所共向的道义性行为。它也许不为名不为利，但施救者起码应该得到道义上的肯定和嘉奖，至少不应该让他因为做好事而受到事件本身的伤害。而愈来愈多的事实都表明，做好事是要付出的代价的，而且这样的代价是有损于施救者本身的。也就是说，做好事也需要成本。比如有的人救人，非要拉上几个现场的目击者替自己做证。因为和教师李先生的类似的经历太多，他们的后怕可以理解。

　　另一方面，做好事的成本昂贵，也导致了那些本来冷漠的人更加肯定和坚定了自己的立场和“信仰”。也许本来他们还要为自己的冷漠，受到道义上的自我谴责和羞愧检讨。但做好事的成本昂贵，使他们更认为冷漠是人之常情，是正常人趋利避害的行为。它直接导致正常和不正常的移行换位，导致群体冷漠症更是不难理解。

　　暂时的群体冷漠症倒也罢了，但我们不能忽视它的长远和辐散影响。笔者认为，当今人的群体冷漠症和鲁迅先生当年批判和鞭策的群体冷漠症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概括说来，它们是“有知”和“无知”的区别。因无知而冷漠，或许倒可以原谅，更有着疗救的必要和希望；而有知的冷漠是一种更深层的、更顽固的冷漠，他们“知其不能为、不可为而不为之”，他们知道做好事的意义以及做好事能够体现的价值，他们对事件的原委和道理的明晰也许比你还要透彻，但因为做好事成本的昂贵，他们宁愿放弃或者鄙夷做好事，而甘愿做一名冷漠的看客。这样的冷漠是建立在知识，或者说是透彻心智认知后的基础上的。而靠单纯道德的力量和德育的方法、手段很难起到劝说和教育的效果与目的。而既然是道德层面上的问题，又怎样好从法律上来作评价、约束和惩罚呢？

　　这的确是个问题。

(感谢信阳师范学院通讯员李记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