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07-02-07

所有的门都已关闭？ 　　——在《信访条例》实施周年对宜兴民间维权个案的思考 　　 　　作者：FARMER（farmergao@sina.com） 　　 　　对于《信访条例》实施一周年的总结已经开始。根据媒体的报道，大连最近公布了数例因为违反《条例》上访而被处罚的案例，而另一个地方的政府则表彰了一批信访工作“先进分子”和先进单位。如果把这两个消息放在一起看，就显得很有趣：公民的信访行为被“规范”了起来，而政府正在勤勤恳恳为信访者办事。我们现在就等着听一个好消息：信访问题解决率在过去一年有了显著提高（之前的数字是千分之二，就是说，在1000个上访者中，有两个人满意而归）。 　　之所以现在来关注上访，是因为过去几天我了解到一些人的维权经历。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听说了宜兴一些人的维权故事。在仔细思量了这些故事的价值之后，我决定以一个独立观察者的身份前往调查了解并与公众分享。对于当今的讲述者来说，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在你讲述一个人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时，你的听众会觉得索然寡味，有些事情，他们都听了101遍了。比如说，某地人们遭受征地或拆迁的不公，某村的村官侵吞了大部分集体资产引起村民不满，以及这些受害者一次又一次没有结果的上访经历。这些都是当今最为乏味的社会话题，在决定讲述时，不可不慎。 　　宜兴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在沪宁线没有产生如今这样的影响的时候，位于苏、浙、皖三省交界处的宜兴并没有像现在这样被边缘化。从前这里人文荟萃，在近现代尤其集中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徐悲鸿、潘汉年、潘梓年、史绍熙、蒋南翔、储安平、徐铸成、周培源、胡焕庸、吴冠中等知名人士都是在此地出生和成长。连蒋中正总统都到宜兴认祖归宗。宜兴文化教育事业极其发达，是著名的“教授之乡”，目前光是宜兴籍的两院院士就有二十多人。 　　从文化传统上来看，宜兴并非一个出产刁民的地方，相反，在教育发达的地方，知书达理的人们可能更容易较真儿。比如上述储安平，出身于宜兴的名门望族，为国民政府时期著名报人，提倡自由主义的办报方针，只讲真话不看脸色。1957年，更以“党天下”的发言要“看一看有没有这个雅量”，随后被划为右派，几年后在“改造”期间试图自杀未果，并随即失踪不知所终。 　　我们不能牵强地说，如今的民间维权者们就是继承了这样一种传统。但是，我宁愿相信，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之下，哪怕是把该地一半的民间维权者视为“无理取闹”，恐怕也要犯下大错。 　　 　　宜兴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很值得一提。宜兴自古以其紫砂陶器闻名，即使是在上访告状中，紫砂陶器也扮演过浪漫的角色。当地流传的一个故事说，乾隆年间，宜兴某人有冤情，而当地官员包庇不查，某日乾隆下江南，因慕宜兴紫砂之名而到宜兴寻访，含冤者乃精心制作紫砂壶一把，将状子刻于壶内，献与乾隆。冤情既然达于天听，则昭雪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这个故事说明，民间有正义不能伸张，非得得到最高首长的过问才能解决，这种事情自古多有。假如说从前是因为中央集权，基层缺乏主持正义的民主体制，那么如今在各地公、检、法、人大、政协和媒体各种机构齐备的情况下，为什么许多问题仍然无法在地方解决，而要动辄进京上访，动辄致信国家领导人呢？ 　　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在过去，由于交通和通讯极不发达，导致在中国这样一个疆域广阔的国家里，人们要将冤情上陈最高权力机关，是非常困难的事，这无意中帮了统治者一个忙，那就是人们总还对于朝廷的权威保有些许希望：正义不伸，是因为皇上不知道。人们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有一个“超稳定结构”的说法，我认为，有这样一个重要的因素在里面。而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每天都有无数人走在去北京上访的路上，而中央各机关的信访机构也敞开着，即使有人截访，但递进去的材料仍然极多。这种情况下，如果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则人们心中最后的希望也要失去了。于建嵘等学者研究的结论认为：中央权威在这种信访潮中受到了不可估量的损害。大概有鉴于此，去年实施的《信访条例》采取了将信访解决在基层的思路。不过，一年之后我们看到，人们去北京上访的热情并没有减退，原因即在于，引起进京上访的问题原本就是无法在基层得到解决的。显而易见，信访制度的改与不改，根本无关大局，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地方行政区域的司法与监督体制，那么人们就仍然要将希望寄托在英明神武的皇帝或者明察秋毫的包拯身上，而如果最终失望，则矛盾的积聚最终会导致什么，谁也无法预料。 　　这次在宜兴的三天，我接触了三个维权者。一个因不满拆迁补偿而15次进京上访的“模范公民”，一个因村书记腐败而架设私人广播站宣传法律的坏脾气老头儿，还有一个为罹患白血病而死的儿子讨公道的精明人。下面就是他们的故事。 　　 　　一、一个“模范公民”变成了缠访者 　　 　　 　　68岁的魏道华身材魁伟，但明显已呈龙钟之态，说话一多，就会微微气喘，额头上会冒出汗珠。在过去两年多，这个老头儿因为房屋拆迁的事情，或者一个人，或者带领他的邻居们，去北京上访了15次之多，现在又在谋划着再去一次。 　　“上访这么多次没有结果，那是因为没有找到那个能解决问题的人。”他说。 　　到底谁是那个能解决问题的人，魏道华也说不清楚。他在盘算着，如果能够把事情“搞大”，到时候总会有人问问是怎么回事儿吧？ 　　去北京上访，而且要把事情搞大，从前的魏道华不会这样想事情。即使是在2003年拆迁开始的时候，魏道华作为当地一位颇有威望的“乡绅”，还主动劝说群情激愤的邻居们保持冷静，不要冲动，不要搞对抗。魏道华当时告诉人们，国家搞建设大家应该支持，如果说政府的拆迁补偿标准不合理，完全可以通过与政府开诚布公的对话来解决。 　　在那之前，魏道华从未对政府的理性失去信心。他觉得，政府提出的补偿标准是一个明显脱离现实的标准，只要有机会与政府对话，就能轻而易举地改变政府的想法。然而，事情的结果完全出乎魏道华的意料，政府在拆迁补偿标准上未做任何让步，即按计划将他们的房屋拆除，而事后魏道华与政府的多次交涉毫无结果。 　　这件事情成为魏道华的滑铁卢。魏道华虽然没有念过书，却一向是个明白人，他是当地最早的个体工商户之一，生意上小有所成，更难得的是急公好义，常有扶困济弱之举，因此深得政府和乡民的信任。他历任宜兴市个体协会的理事、镇个体协会副理事长，如果不是文化程度太低，他原本还可以在职位上更进一步。他获得过从江苏省到镇里的各种对个体工商户和个体劳动者的表彰，在其家中，收藏着一蛇皮口袋的荣誉证书。 　　魏道华一直扮演着一个政府与乡民之间的联络人的角色，事实上几乎相当于过去的“乡绅”。他虽然与政府关系密切，但至少从这次拆迁一事的判断失误上，可以看出魏道华对于当地政府的了解并非那么透彻，有些一厢情愿。 　　关于魏道华其人，有几个小故事有必要提起。 　　在文革期间，魏道华担任村里的民兵副班长，他身上经常背着一支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马枪，那是他身份的象征。每当要批斗“地主”的时候，魏道华就背着马枪，到地主家里下通知。不过，魏道华显然不习惯扮演一个专政者，他会对地主客客气气地说：“阿x哥，晚上要开会，你要吃饱一点，穿多一点。”有一次批斗会结束的时候，一个地主因为眼睛不好使，没有办法下台阶，魏道华就搀着他的手，将他搀扶下来。后来党支部开会讨论魏道华的入党问题时，民兵班的班长就给魏道华提意见说：“魏道华阶级立场不坚定，与地主称兄道弟，与地主手牵手。”魏道华火冒三丈，把那支象征身份的马枪往班长怀里一扔，撂挑子不干了。村长到魏道华家里苦口婆心地劝他几次，魏道华很坚决地表示，他没法跟那个班长一起干。最终魏道华没有回去。 　　80年代魏道华开始经营个体修理铺，手头比一般人宽裕。有一次，魏道华上街，看到一个裁缝铺子遭了火灾，裁缝因为损失惨重，躺在地上号啕大哭。顾客们在这时候纷纷前来要裁缝赔偿自己的衣料。魏道华就守在裁缝铺，来一个赔一个，替那个裁缝赔了200多块衣料钱。那时候，200多块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有一年，太湖地区遭受洪灾，政府号召大家捐款救灾。魏道华跑到民政局捐了2000元。工作人员让他留下姓名，他就留下了“一个个体劳动者”这样的名字。当时魏道华在当地已经小有名气，因此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就知道了捐款者的身份。事后人们得知，魏道华的2000元是那次募捐中收到的最大一笔捐款。 　　魏道华有其独立的、稳定的道德标准和是非观念。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对一个乡书记颇有意见，别人都去巴结的时候，他坚决不去。而当这个乡书记下台之后，当初巴结他的那些人开始落井下石，这时候魏道华又看不惯，站出来为他说话。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魏道华在拆迁开始的时候，曾经帮助政府稳定社会秩序，引导人们与政府对话解决分歧；而当他发现当地政府有错不纠的时候，他又不惜成为当地政府眼中的破坏秩序的人，一再到北京上访。 　　2006年4月17日，当着聚集在其家中的20多个老邻居，68岁的魏道华掷地有声地表示：他们的拆迁补偿问题一天不获解决，他就要将上访进行下去，直至其离开人世。 　　那个“模范公民”就这样成了坚定的上访者。而地方政府开始对这个倔老头儿感到不耐烦。无锡市信访局在给江苏省信访局的一份汇报材料中说，魏道华为了制造影响，向政府施加压力以达到个人要求，又组织收取、复印其它38名村民的身份证和另二位村民一起到人民日报社上访。魏道华提出的要求无政策可依，也不可能满足，实属无理纠缠。 　　宜兴市和无锡市信访部门在他们向上级信访部门的报告材料中都提到，魏道华是这些人上访的组织者，而经过大量的谈话和思想工作之后，其他人的思想都已经比较稳定，“但魏道华等个别人思想情绪还有些动荡”。 　　2006年4月17日，聚集在魏道华家里的20多位村民当场表示，无锡市和宜兴市信访局的汇报材料纯粹是颠倒黑白，因为这些汇报材料欺骗了上一级政府，让上级政府以为问题已经解决，只有个别人在无理取闹，这导致他们到上一级政府上访的路都被堵死。 　　这些村民只是全部70多户中的一部分代表。 　　政府的结论激怒了魏道华，他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侮辱：自己一辈子遵纪守法，还帮着政府作群众的工作，只不过由于地方政府一意孤行，才逼得他和他的乡亲们到北京上访，到头来自己却被说得跟地痞流氓一样。 　　魏道华说，当地政府这样评价他，让他觉得当初为这个政府所做的一切都很不值。 　　魏道华表示：“我肯定要继续斗争。我肯定还要去北京上访。我不会违法，但是不能肯定我不会违规。我相信，中国还是一个讲理的国家。我们的问题没解决，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那个能帮我们的人。” 　　魏道华现在所希望达到的目标是要宜兴市政府就他们的上访问题举行一场听证会。他认为，只要举行一场听证会，他就有把握说服有关领导承认错误、纠正错误。 　　具体到魏道华等人的信访过程，可以看到，在目前的体制内，地方政府信访部门的作用和信用很难让人们满意。2005年12月6日，无锡市政府信访办为魏道华等人出具了复核意见书，这是魏道华等人在新修订的《信访条例》实施后按程序从头开始信访的最终结果。复核意见第一条说：宜兴市原车站地块项目拆迁人宜兴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依法取得宜拆许字（２００３）第１７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在具体的拆迁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宜兴市的拆迁政策实施，经查证无任何违法、违规行为。 　　只此一条，就与事实不符。因为上述拆迁许可证已于２００４年９月３日经宜兴市人民法院判决认定为违法。 　　而按照《信访条例》的规定，无锡市政府的这一复核意见为“信访事项终结意见”。因此，当魏道华等人再去江苏省信访局上访时，后者根据《信访条例》的规定，决定不再受理。 　　无锡市政府的复核意见还指出，信访人已与拆迁人签订了安置补偿协议书，因此拆迁双方的纠纷合同纠纷属合同纠纷，因此建议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谁都知道，在各地的拆迁中，一方是政府，一方是房屋所有者，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平等的民事关系，从现实来看，各地政府基本都没有足够的耐心与房屋所有者进行平等协商就开始动手拆房，大部分时候，安置补偿协议都不是在正常的和平气氛中签订的。因此，人们往往都在时候否认协议事项并非自己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更何况，政府凭一纸违法的拆迁许可证证明自己的拆迁资格，在这种情况下签订的协议，其有无效力还是一个问题。 　　事实上，如果严格按照法律来处理此类纠纷的话，对上访者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而对于各地政府来说，则可能面临巨额的赔偿，甚至有可能导致其破产。也正因为如此，司法途径往往也成了一条走不通的维权之路。这一话题，留待后叙。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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