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年前，刘千（右一）被日本人抓了做劳工，在天津市塘沽的劳工集中营里被关了半个多月，其间挨打受骂是家常便饭。此后，老人又从这里被押上开往日本的劳工船，在日本福冈做劳工，直到日本战败投降，才被送回天津，现在老人在北京昌平安度晚年。
    25日在人民大会堂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法律援助行动”会议开始前，刘老提起当年的血泪史，禁不住再一次老泪纵横。他的一条腿是被日本监工打折的，留下了终生的残疾。
    老人说：“听说要来出席这个会，我激动得一宿没睡觉，有这么多好心人帮我们打官司，我一定要好好活着，看我们扬眉吐气的一天。”
从100元到1万元，从50万元到100万元，在25日由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联合发起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法律援助行动”会议上，获得来自公民个人和企业的对日索赔基金捐赠共256.2065万元。

让世界铭记日本政府曾经的暴行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于宁介绍说，民间对日索赔诉讼活动是民间的自发行为，和国家及政府组织没有关系；它是日本律师和中国律师代理和支持受害人从事的民事法律诉讼，不是战争审判或其他诉讼；这类诉讼活动基本上是在日本国进行的，得到了中日两国热爱和平和正义的人们的支持。迄今为止，民间对日索赔诉讼活动已进行25起，其中大部分败诉。
    “我想，我们最大的目的和愿望就是有一天，在东京的街头，我们随便拦住一个日本年轻人问他：‘你知道南京大屠杀吗？’他会毫不犹豫地告诉我们：‘知道，这是日本对世界犯下的罪。’我相信，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这个愿望一定能实现。”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赵登举的话申明了一种心愿。
    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朱军义正辞严的发言引起了众人共鸣，“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都有义务为前辈追回尊严，为民族追回尊严，我们有责任恢复那段被掩盖，被歪曲的历史。我们要通过民间对日索赔诉讼，让日本政府知道这样一个道理——日本政府可以篡改教科书，但却无法篡改历史。”
    来自日本的律师代表、中国人战争受害事件索赔律师团团长高桥融说：“我们认为只要让大多数（日本）国民知道事情的真相，就有可能最终解决该问题，作为阐明真相的方法之一，我们毅然采取了诉讼手段。”
    近年来，亲身经历那场灾难的一代人逐渐去世了，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有可能在大白于天下之前就被湮没、被淡忘。在这种时不我待、迫在眉睫的情况下，如果能首先拿到国内法院的胜诉判决，对于保存证据，继续战斗，对于揭露真相，匡扶正义，对于依法在日本提起的诉讼，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和法律意义。

资金窘境绊住诉讼进程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历经了十余年漫长艰辛的努力，困难重重，严重的资金短缺成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巨大障碍。2001年起，全国律协专门设立了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工作指导小组，2005年7月，正式启动“民间对日索赔法律援助专项基金”。
    “10年的诉讼，我越来越感觉到，历史事实不是一句口号就能替代的，诉讼更需要有无数的事实在其中支撑。只有这样，历史才不可能被任意篡改。”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中国律师代表、著名的巾帼英雄康健女士坦言，除了日本政府、日本法院的诸般刁难，对日诉讼的最大困难还有人力和资金的问题。
    诉讼的费用主要发生在调查取证和受害者赴日两个阶段，尤其是后一阶段。一名受害者如果在日本停留一星期，费用需要2万元左右，而受害者大都已年届高龄，需要有人陪同，这样一来，每个受害者赴日的总费用为4万元左右。
    因为这是一场艰难的跨国诉讼，康健此前多次呼吁，期望能得到资金的支持，也希望有更多的日语翻译志愿者加入，让更多的受害者不再为钱所困，能亲身走上日本法庭，指控战争施虐者。她说，那样的话，胜算自然就会更大。
    有着同样苦衷的还有对日诉讼的其他身体力行者。从1995年起，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中国律师苏向祥就开始孤身一人辗转中日两国之间调查取证，用翔实的证据将日本政府送上了法庭。为了获得更多侵华日军遗弃化学武器伤害中国人的证据，让更多的受害者亲自走上日本法庭，苏向祥四处奔走，自己掏腰包为化武受害者讨还公道。10年间，他先后已经为此垫付了30多万元。
    “而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用日本律师的钱来告日本政府。”苏向祥告诉记者，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日本律师团为诉讼垫付的费用已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
    康健说：“我们曾在诉讼中多次开展声援诉讼的签名活动，以此向日本法院及加害者表明态度。中国劳工刘连仁案中，曾有100多万人签名声援，其中日本国民有近40万人签名，粗算约占日本人口的0.32%，而中国有近60万人签名，粗算约占中国人口的0.046%；日本国民为支持本件谋求正义的诉讼而自愿组成支援会，从物质和精神上给予支持，已有近3000人参与，而中国则没有正式的支援会，直接参与的支援者屈指可数；日本的主流媒体对日本法院的判决曾多次发表积极内容的社论和评论，而我们仅是报道消息；日本有约300名律师组成的律师团，而我们先后仅有二十几名律师参与。以上数据显示，我们做得很不够。为此，这场呼唤人间正义的跨国诉讼，非常需要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参与。”

“你们并非孤立无助”

    据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介绍，在“中国民间对日诉讼10年艰辛求索”的过程中，国家开发银行出场捐出人民币50万元，国内其他两家企业分别当场捐赠100万元，来自社会各界的几十位市民，也以个人名义相继解囊予以500元到1万元不等的捐赠……共计256.2065万元人民币，这也是民间对日诉讼迄今所收到的最大数额捐赠。
    这笔专项基金，将被专用于支付民间对日索赔的调查取证、受害者出庭作证、国内外诉讼等方面的交通、差旅及翻译等费用。根据《专项基金管理办法》（试行），基金的收支情况接受主管部门的检查和监督，并接受社会中介机构的审计，以及媒体、捐赠人的监督。　　
    捐赠者中，天津中原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苏永强捐出了100万元。“我从媒体上看到为了讨还历史公道、手捧标语站在日本街头的中国老人们，那时候他们沧桑悲愤的表情，让我感到非常的难受。”同时苏永强也看到，康健、苏向祥等中国律师们正在帮助这些饱经伤痛的受害者们，诉告日本政府和曾作为战时帮凶的日本企业，而且律师们是屡败屡战。
    “作为企业家，我们有义务尽己所能，去帮助解决对日诉讼中的资金问题。”和其他捐赠者一样，苏永强想以此告诉对日诉讼的康健和苏向祥们：“你们的事业并非孤立无助！”
    第一位为专项资金捐款的童智敏先生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希望全体中国人都行动起来，支持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在精神和经济上给予战斗在一线的战争受害者和律师团以大力支持，做他们最坚强的后盾。”在今天的捐赠仪式上他向民间对日索赔专项基金捐赠了100万元人民币。

开辟国内对日索赔“第二战场”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陈春龙教授说，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10年间，我们提出了区别于战争赔偿、官方索赔和民间对日索赔。目前，对日索赔在日本继续提起诉讼的同时，在国内的法庭上也应提起诉讼。
    在中国国内拉开民间对日索赔的“第二战场”，就是把对日索赔官司放在中国的法院来打，国内国外同时进行，以推进民间对日索赔诉讼的顺利进行。
    他表示，从法理上，在国内起诉，无论是管辖权还是诉讼时效问题，在诉讼程序上都是可以解决的。陈春龙呼吁我国法学界和司法界，深入理论研究，做好实践准备，尽快开辟民间对日索赔“第二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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