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告诉我们，谈“艾”色变，仍然是一种活生生的现实。小卫和老纪的遭遇，只不过是将此进一步凸显而已。这不能怪人们愚昧，而只能说明政府以及社会组织在这方面做的努力还很不够。而小卫和老纪们所处的农村，更是艾滋病防治常识宣传触角难以抵达的地方，村民们的退避三舍，只不过是一种出乎“自然”的本能反应。
要改变这样的现状，要靠相关部门踏踏实实地做工作，要靠政府官员主动向艾滋病感染者伸出温暖之手，而不是像当地官员对待小卫和老纪那样，不但不登门吁寒问暖，而且当招呼了老纪搞调查搞宣传之后连饭也不给吃一口。
这还告诉我们，歧视事关文化、社会生态，因此进行反歧视的宣传，需要循序渐进，欲速则不达。在这样的情况下，媒体在报道艾滋病感染者和发病者时，就应该充分考虑到可能的后果，对当事人尽可能地做到保护。
艾滋病感染者的“无处逃避”，无疑蕴含了巨大的社会风险。当歧视压迫得艾滋病感染者艰于呼吸视听时，谁能保证他们仍会保持理性平和的心态？当艾滋病感染者觉得这个冰冷的社会已将自己抛弃时，他们是否还会有一颗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的心？不幸并不只是他们的，而是整个社会的，任何人都不能置身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