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被救者言谢的勇气
2012年08月01日
又见“英雄流血又流泪”。39岁的打工仔司和平，近日在东莞挺身抓抢匪被捅四刀，回忆起自己与劫匪搏斗时的情景，病床上的他唏嘘不已：“心凉啊。当时路上那么多人，没一个人肯上前搭把手。我负伤后，也没听到女孩说声‘谢谢’。”如果说拔刀相助很难，那么，一声“谢谢”又有多难呢？ （7月31日《东莞时报》）
在中国的传统道德观里，以德报怨的故事都能成全，何况是以德报德的底线？但是，近来被救而“缄口不言谢”的事件却并不鲜见：譬如前不久，湖南娄底青年邓锦杰下水救人遇难，获救者默然离开；西安市民魏先生在街头勇敢制止了一起抢包犯罪行为，当事人却连一句谢谢都没有，以至于儿子劝他“以后少管闲事”……好人无好报，这让朴素的民意愤愤不平，或骂被救者“白眼狼”，或恨不能将其拖到道德的烤架上。
知恩图报，人伦之常。即便有一千个匆忙离开的理由，也不过是一千个伤害善意的借口。纯粹的道德批判缺乏实际意义，这正如将“好人有好报”的逻辑建立在纯粹的道德自觉之上。司和平的伤痛，看起来似乎来自两个层面：一是“路见不平一声吼”之后，却发现现场也只有自己的这“一声吼”，道德行为曲高和寡；二是被救助者悄然离场，连起码的谢意都未曾表达。但另外的伤害，却在于制度层面——迄今而言，除了“媒体争相报道”，除了正在申请中的“见义勇为奖”，似乎再也没有感恩或言谢的物质表达。
亚当·斯密的 《道德情操论》说得很明白：对我们来说，一个行为，如果它是感激的恰当的和被人认可的对象，那么，该行为一定应受奖赏。在荒蛮年代，道德行为的机会成本很低，救个人，也只是少打一只兔子、少捕一网鱼，也因此，重视精神褒赏就与道德收益之间不存在多大的矛盾；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道德成本越来越与柴米油盐纠结在一起，而且道德风险也随着作奸犯科的能力一起水涨船高——这个时候，单纯的精神奖励未免就显得有些单薄了。对于企业的社会责任来说，“免税”其实就是一种道德行为的物质奖赏；而对于个人来说，似乎仍在靠寥落的、标准偏低的固有政策望梅止渴。
好在7月26日，国务院转发了民政部等七部门 《关于加强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的意见》，首次从国家层面规范了见义勇为人员的权益保护。与其说这是一部姗姗来迟的保护政策，不如说是对“好人有好报”误读的一次政策纠偏：一方面，这告诉我们，“好人”不只是一个荣誉称号，亦有理由对应扎扎实实的权益回报，这种回报，可以是物质奖励、保障到位；另一方面，这还告诉我们，道德行为的最大受益者其实并不只是具象的被救者，更有抽象的公共利益。见义勇为是滋养社会良善秩序的正能量，那么，对英雄言谢的主角由政府部门担当就更合适，只要他们致谢的声音洪亮，即便被救者以怨报德，英雄也断不会意冷心灰。
真正的道德，是悲悯宽容的。尽管有收益上的考量，但终究不会因此而汹涌成另一种 “暴力”。因此，英雄司和平有的是“唏嘘”，而不是“愤恨”。值得注意的是，在对被救助者道德批判的同时，如果丧失了道德评价本身的平和与宽宥，这与“反道德”何异？湖南娄底青年邓锦杰下水救人遇难，获救者默然离开，其后，获救者被舆论“揪出来”，网络上一片鞭挞之声——有的声音，甚至超过了人格侮辱的底线。今天，失声的被救者，固然行为失当，但即便有良心的人，也会有一时糊涂的时候，尤其是相对弱势的人，或惧怕于承担责任的压力，也不是没有可能。除了温和的道德批判，更重要的是，制度当唤醒被救者言谢的勇气，于此而言，一部《意见》便是激活良心的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