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正是良善奔流的河床
2012年06月15日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逻辑，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总是有效，这是道德生成机制和激励机制面临的考验。当恶没恶报，善没善报，社会公正就无法实现，道德亦将受到伤害。如果说人心汇流的道德资源是一条潜伏的地下河，那么社会公正就是让良善人性在地面上奔流的河床。
当初扑朔迷离的南京彭宇案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并带来负面的社会影响，道理即在于此———它事关社会公正。在缺失信任的社会氛围中，很多人担心自己做了好事反而惹上麻烦，还不如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尽管数年后相关部门专门进行澄清，然而为时已晚。另外一些“英雄流血又流泪”的现象，也时有发生，难免影响公众对社会道德现状的认知。
因此，当社会自生的道德生成机制和激励机制供给不足时，需要有相应的弥补和救济。前不久，北大副校长吴志攀说的一段“校长撑腰体”曾经爆红网络，称“鼓励校友做好事，如果中间发生风险，比如扶起摔倒的老人被起诉，北大无偿提供法律支持。如果败诉要赔偿，北大出20万，多出的由校友募集支持。”这就是对社会公正的一种救赎，很多地方政府设立的见义勇为基金，则是更为正式的弥补机制。
回到一系列“最美”故事。有人直言不讳地指出，“最美”一词实在泛滥成灾，这些平民英雄其实不过做了一些顺乎人性的事，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在平凡岗位上执着和坚守的职业精神；甚至有些主人公也觉得只是举手之劳，惊讶于受到铺天盖地的赞美。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感动，其实不只说明公众的道德焦虑，也是对社会公正某种意义上的“矫枉过正”———让好人好事受到公正的评价和对待，哪怕过头也是可以的。
但是对那些“平民英雄”赋予过高期待，未必就是一种公正的做法。比如，有媒体发表评论称“重建良善社会，得靠底层平民”，认为在中国底层普通市民之中，仍然存在“传统的美德、责任与信赖的基础”，而知识阶层容易成为“权力附庸、市场奴仆”。不得不说，这是一种对知识阶层的偏见，因为它无视越来越多的精英人士参与到公益事业中去的现象日渐普遍；这也是对底层平民道德的一种过度想象，即相信他们具有天然的没被污染的道德因子，可谓“根正苗红”的道德出身论。
过度的赞美并非公正，还因为平民阶层在现实生活中，压力本来就已经够大，甚至忍辱负重，凭什么还让他们担当“重建良善社会”的重任？毕竟，社会不只是底层平民的社会。按照“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原则，其他阶层不是更应该来分担吗？为平民阶层添加砝码，其实就是在为其他阶层推卸责任。如果一定要区分道德建设的阶层责任，那么公众人物和官员群体才该首当其冲，因为他们掌握或拥有公权力和公共资源，是社会公正的一面镜子，理当成为良善的表率和道德的楷模。正如孔子所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社会公正是人类共有的基本价值，它树立了道德的原则和准则。广义的社会公正，包括公民权利的平等、收入的合理分配、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公权清廉和司法公正等。城乡二元、垄断暴利、贫富悬殊、教育医疗不公、公权和司法腐败……这些现实中的社会不公其实都是道德的敌人。正如一条法律名言所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比十次犯罪的恶果还大，因为犯罪只是污染河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污染源头。社会不公同样如此，它污染的不只是道德的河流，更是世道人心的源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