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诉讼：大门要更宽些
2012年05月02日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4月24日审议了《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草案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社会团体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在《刑事诉讼法》正式修订之后，立法机关加快了《民事诉讼法》的修订步伐，其中“公益诉讼”成为舆论热点。相对于去年12月，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草案中“有关机关、社会团体”可以提起公益诉讼的规定，这次只是把措词改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社会团体”，似乎把提起公益诉讼的门关得更“窄”了一些。因为中国法律里明确授权国家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屈指可数，印象中只有《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规定，针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的侵权行为，海洋环境监督管理部门可以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
遗憾的是，这次草案并没有将民间公益团体、个人列为公益诉讼的启动主体。这门是窄的，与公益诉讼的宗旨似乎相悖。
首先，为什么有“公益诉讼”？按传统的法学理论，只有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才能向法院提起诉讼。但随着现代大工业文明的发展，面对企业的产品质量问题、服务欺诈、霸王条款，或在污染事件中，消费者、受害者作为弱势一方，财力、精力上都无法与无良大企业抗衡，并且又处于分散状态，难以“经济地”通过诉讼讨回公道。所以，现代社会需要有公益诉讼，需要有公益律师、维权团体乃至政府机关出面，替“沉默的大多数”说话，以专业的力量提出公益诉讼，纠正不公，震慑无良商家。这就是公益诉讼的力量所在。
而新《民事诉讼法》前后2个草案中，将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定得太窄了，结合中国的司法实践，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众所周知，“立案难”是个大问题。很多法院因为地方政府的压力，不愿意接手一些“敏感”案件，想尽一切合法、不合法的办法对此类案件不予立案。而公益诉讼往往是涉及地方利益的、群体性“敏感”案件，如果未来的《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有关社会团体”才可以提起公益诉讼，那谁“有关”谁“无关”，全凭立案庭法官“掌握”，会把大量公益诉讼拒之门外。
第二问题，新《民事诉讼法》应给予民间社会团体适当的地位，与国家放开民间社团登记等改革大背景同步。
去年7月，民政部放开了民间慈善组织的注册，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可直接登记。之后，广东放开民间社会组织的登记，不需再挂靠主管单位。温总理在上个月提出：公共服务可适当交给社会组织承担。以及，前不久新华社授权发布了《中央出台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指导意见》的文件。这意味着国家对于民间社团的重要性予以肯定，通过改革逐步实现民间组织与官方背景组织的“平权”。
在这个大背景下，新《民事诉讼法》应该给予民间组织（公民个人）适当的角色，以利于发挥其积极性，实现官民共治的大格局。草案中“有关的社会团体”，极易被“限制性解释”，到时可能只有有官方背景的社团才可提起公益诉讼，阻塞了公益诉讼之路。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环境危机频现，时时拨弄公众的神经。但食药监、质监、环保等政府部门的监管难免挂一漏万。而产品质量、环保问题，又关涉公众切身利益，真的需要引入公益诉讼的“活水”。公民愿意通过公益诉讼解决问题，从社会管理层面来说，政府应该支持，那是把矛盾放在一个理性、可控的渠道里解决。
比如，最近“毒胶囊”曝光，就有若干民间团体、律师团想通过公益诉讼，敲打无良药厂，这是对国家监管的有益补充，也提升了所有人的“安全福利”。但如果总是对民间维权“杞人忧天”，想把减压阀关死，或者几乎关死，那只会将矛盾埋得更深。此前，因为种种原因而夭折的三聚氰胺受害者维权案，就是一个反面的例子。正像原湖南省高级法院副院长吕忠梅所说：“公益诉讼需要大量的时间、精力，不用担心有人去滥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