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中国应用伦理网 作者:韩东屏

 

 

　　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已经是一个有些现代化意味的市场经济社会。它的社会化大工业，凭着比以往几个世纪总和还多的生产能力，向市场上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各种新式消费品。

    就在新的工业文明和市场景象让人感奋不已，新的物质财富让人眼花缭乱之际，一位名叫梭罗的美国人，却只身来到偏僻的瓦尔登湖畔，过起一种近乎原始人的生活。他花费28美元钱搭起一座小木屋，绝大多数时间吃着就地采集来的野菜野果和自己种的豆子、自己捕捞的鱼虾。虽然梭罗的物质生活在常人看来过于简朴，但其精神收获颇丰，在近两年时间的离群索居生活中，他完成了两部著作和几篇讲演稿的写作，其中就有记述他自己这段生活经历和体验的著作《瓦尔登湖》。《瓦尔登湖》从当年问世到今天的一百多年间，随着被出版界的一出再出，将梭罗的故事一讲再讲，从一个国度讲到另一个国度，乃至大洋彼岸的中国。

    梭罗的故事之所以能够讲了又讲，梭罗的话题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乃是他的这种特立独行的尝试具有多种可解释性和启示性：有人看到了他对现代文明的反抗，有人看到了他对心灵自由的追求，有人看到了隐居的现代模式，有人看到了人与自然的融合，有人看到的是胆识个性，有人看到的是矫情做作……

    梭罗已去，人们已无法找他来对证自己对梭罗故事的解说，但后人纷说梭罗的事实已然表明，梭罗的故事已成为他留给人类的一笔共同精神财富，我们每个人只要愿意，就都可以从中发掘和寻找出自己的启示。

    现在我这里也有一个启示。

    谈到人的需要，我们总爱说它是一个开放的序列，是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而不断增长的。同时又爱说人的不断增长的需要应当得到满足，否则人性将受到压抑，人生亦无幸福可言。可在梭罗的故事中，我们看到，尽管梭罗的需要非但没有随着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的出现而增长，反而被收缩至原始时代的水平，但我们能从他那志得意满的《瓦尔登湖》中读出他人性的压抑或人生的不幸吗？

如果不能，那我们就得承认：许多以前被我们一直认为是我们需要的东西，其实并不是我们必需有的东西；许多被我们认为是人的新增长出来的需要，其实也并不是我们的需要。说得再明确点儿，人的实际的物质性需要或生理学需要，千百年来其实并没有多少增长，它很容易得到满足。那一系列所谓增长起来的“物质需要”，最终只不过是我们的“物质想要”；那一系列所谓我们“需要”的或必不可少的生活物品，也只不过是我们“想要”的物品。

在生活中，人“想要”的物品远远超出人“需要”的物品。人的“物质需要”是人生存的必须，它不获满足就有碍人的健康和正常活动，而“物质想要”则属于锦上添花的东西。譬如穿，我们拥有的衣服早够换洗御寒之需了，可我们还想再要皮夹克、呢大衣、名牌时装；又如住，本来有一个梭罗式的小木屋就足以解决栖身之需了，可我们偏偏在有了好于小木屋的一室一厅或两室一厅之后，又想要四室两厅、花园别墅；再如行，现在的公交系统早已能够满足我们去任何地方的需要，可我们还想要自己的摩托、汽车；吃和喝也是如此，我们现在平时吃喝的东西已经完全可以满足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可我们还想要山珍海味、美酒佳肴，一日一小宴，三日一大宴。总之，我们对物质的需要其实很容易满足，而我们对物质的想要却总也满足不了。

    让生活锦上添花当然没有什么不好，但它毕竟已不是我们是否能作为人而存在的必要条件，也与能否提高我们的人生价值无直接关系。人的价值不在于他已享有什么，消费了多少财富，而在于他能创造什么和创造了什么。创立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尽管一生贫困潦倒，可他却因不平凡的创造而成为千年伟人。因此在“物质需要”之上的“物质想要”，实在只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小事，并不值得我们花太多的精力去关注它。过多的关注，结果只会是玩物丧志，干扰了更重要的正事或消解了我们的创造力。大概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吧，梭罗那时才要避开繁华喧闹的商品世界，躲到僻静的瓦尔登湖畔去进行他的精神创造──写作。

    “需要”作为人之为人的条件，必须得到满足。“需要”本身也没有对错、合理不合理、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而作为可有可无的“想要”则有这些问题。也就是说，在“想要”方面，并不是我们想要什么，就该满足什么。举个最浅显的例子：隐君子倒是极其想要海洛因的，可海洛因对他其实是没有利，只有害。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判断什么是我们合理的想要，什么是我们不合理的想要呢？

说来也简单，“想要”既然是人的想要，就要对人真正有利或有用，所以可以这样说：凡是对人有利有用的想要，都是合理的想要。问题是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可满足自己想要的能力（如货币、精力、时间等等）都是有限的，于是这里就又产生出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在我们“想要”很多而能力却有限的情况下，我们究竟该先满足哪一种“想要”？

这就要看我们每个人以什么样的“利”为自己的最高人生目标了。如果你是以人的创造性、以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发挥为人生目标，那你就会用有限的能力去优先满足读更多书、获取更多知识、受更多教育的想要，你也会在是买电脑还是DVD之间选择买电脑。如果你以享乐为人生目标，崇尚消费主义，那你就会用有限的能力去优先购置更大的房屋、更多的衣饰、更高级的家具、更高档的家电乃至汽车，即使有一天你终于想到要买电脑，大概也只是为了消遣和娱乐。

说人的物质需要或生理性需要千百年来没有多少增长，不等于说人的需要全都没有增长，也不等于否认人的需要是一个开放的序列。千百年来，人的需要的确在增长，在增加新的内容，但增长、增加的部分主要是人的“非物质性需要”，即社会性和精神性方面的需要，像现在大家公认的人之为人所不可或缺的安全健康的需要、平等交往的需要、自尊他尊的需要、自由创造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等等，都是在人类历史的长期发展中逐渐生长出来的精神类需要。如：以平等、自由为人之为人的必要满足，是近代的事；以自我实现为人之为人的必要满足，则是当代的事。

人的非物质性需要或精神需要与人的物质性需要或生理性需要不同。生理性需要是先天就有的，精神性需要则是后天形成的；生理性需要是无须意识就存在的需要，精神性需要则是必须被我们意识到为人之为人的必要条件才成为人的需要。一个人如果认为只要有吃有喝有玩就行，那所有的精神性需要对他来说就不再是需要。生理性需要的满足感很明晰，吃饱了就是吃饱了，喝足了就是喝足了，精神性需要则很少出现明确的满足感，谁能说清什么状况下是对平等自由的充分满足？从这些意义上说，人的精神性需要也有些“想”出来的成分，抑或说它也是人的“想要”。“想吃更多的鱼肉只会伤胃，想做更多的爱只会伤肾”，而想要更多更好的安全、尊严、平等、自由、创造等等则不仅不会出现这类过犹不及的情况，还会提高我们的人生价值，所以我们即使将精神性需要作为想要来多想、多求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这并不等于说，人对非物质性对象其实没有需要只有想要，或者，所有的精神性想要实际都是精神性需要。不，不是这么回事，如对权力、地位、名声、头衔、荣耀、职位、职务、职称等等精神性、社会性东西的想要，就不同时也是决定或影响我们能否成为一个人的精神性需要。换言之，纵然没有这些东西，我们仍然可以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有尊严和独立人格的人。

在物质对象领域，我们往往将超出生理需要的想要说成需要；在精神对象领域，我们往往又忘了这里除了想要之外，也有我们所不可或缺的需要，如对安全、平等、自尊、他尊、自由等的需要就是如此，尽管它们也是一种“想”的结果。将“物质想要”说成必须满足的需要，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不必要的苦恼；将“精神需要”看作是可有可无的想要，则会危及我们作为人的存在和价值。需要和想要虽然在字面上只有一字之差，意思却大不相同，弄清二者之间的差别，无论对我们的物质消费还是精神追求都会是大有裨益的。

 

(此文原载《优雅生活》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