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社会学家鲍曼认为，一个人的残酷与个性无关，而与权力和服从的组织有关。而我以为，一个人的冷酷与个性无关，而与道德的放纵和良心的背叛有关。

据《中国青年报》3月22日报道，年仅24岁的辽宁省大洼县农民工刘明明，在前不久发生的暴风雪中遭遇车祸，造成多处骨折。同行者为救他的性命，12次向人下跪求救，却屡遭冷遇，刘明明最终命丧狂风暴雪之中。

已经不止一次看到见死不救的新闻，已经不止一次次为这样的事件而痛心疾首，如果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这是中国人的冷酷无情，麻木不仁，是国民的“劣根性”。然而，笔者以为，这是人在“良心替代”下的道德放任，道德放任下的草荐人命。

人在不能自圆其说的情况下，就会开始发明另外一套关于“良心”的说辞，鲍曼称之为“替代的良心”。这种良心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作为我们存在的深刻根源，而是为了“组织”的需要临时临时拼凑起来的，是为自己开脱罪名或责任的借口。

在刘明明的整个求救过程中，他们求过12个人，有普通人家，有警务人员，也有“120”，但是遇到的人都有他们各自“替代的良心”，都有他们各自见死不救的“理由”。“雪太大，车出不去”、“我们要去接领导。”、“我车后边有人。”、“我不是本地的120！”其实，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人，作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知道，人的生命比一切都重要，但是，正是在他们各种“替代的良心“下，正是在各种名目的理由中，他们把自己从自身的重负下解脱出来，进入一个摆脱道德限制的状态。一个摆脱了道德限制的人，既可以无所不为，也可以什么都不为，只须把一切的责任都转嫁到别人身上，或是受伤者本人，或是其他人。汉娜.阿伦特把这个状态称为“无忧无虑”。一个本应该得到挽救的生命，就在一次次的“良心替代”下慢慢枯萎了。

如果说一个普通的人见死不救是一种罪过的话，那么，作为为民请命的警务人员，以“救死扶伤”为己任的医务人员，竟然能在这种情况下视人命如草芥，那就称得上是十恶不赦了。也许，那些见死不救的人以为，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而已，雪太大啊，我能出去吗？我的任务就是“接领导”，我是外地的车啊，你不是我抢救的范围。但是，鲍曼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结论：一个人自以为在道德上是无懈可击的，或者良心上是清白无辜的，没有什么比这更不可信的了。

邪恶之事并非只是那些恶人才做出来，那些仅仅从事自己的本质工作，对于他人没有任何敌意的人，也会承担非常可怕的破坏性工作。见死不救只是其中最小的破坏，但却是极大的罪恶。然而，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随时都可让道德放任自流，随时都在寻找“替代的良心”，那么，足可以证明，这是一个有缺陷的民族，是一个“病态”的民族。

 作者：赵志友 来源：国际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