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造天堂

小时候学过这样的童话:森林里的动物们边逃边喊"咕咚来了",原来只是木瓜熟了,掉到湖里发出"咕咚"的声音,虚惊一场。最近的舆论正在热烈讨论企业的"社会责任"。这是个非常美好的字眼,但读了几篇文章,多半也是"咕咚来了",连社会责任是什么也没有弄清楚。

在我看来,这些文章明示暗示的社会责任可以分成两类,区别在于和企业的运营是否相关。第一类是企业对社会的"应付款",企业从中获得了收益,但因为种种"国情",一直拖欠到现在的成本。比较引人关注的如劳工福利、环境保护,更由部分观点扩大到消费者和小股东价值等等。

出来混,早晚要还的。但指望企业自觉还债不现实。竞争胜负只在毫厘之间,自觉的企业就会比不自觉的成本高,甚至被淘汰。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有人会辩解履行这种社会责任也能带来收益,但不能给出明确的证明,何况今天的中国企业大部在低成本的红海,中国的消费者普遍价格敏感。

解决之道在于社会从企业外部一视同仁地强制讨债。实际上"社会责任来了"越喊声大,越说明社会讨债力小。首先,缺乏精准的管制会计,"应付款"就是一笔糊涂账,其次,各级政府替社会讨债义不容辞,但实际上往往默许甚至就是既得利益者,企业欠债的保护伞。最后,相关的社会团体也不够强大。

但是反过来看,责权利对等。要求企业对社会负责,那么社会对企业仁至义尽了吗?我们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效能、科教、文化和传媒水准,恐怕还不如企业。特别是在诸多领域,以土地、金融为代表还存在非常严重的行政垄断。社会还企业越多越快,企业还社会也越多越快。

第二类是企业对社会的"奉献",说白了就是捐钱。世界首富比尔·盖茨(Bill Gates)"捐出一个巴菲特(Warren E. Buffett)",次富巴菲特也倾尽家产,赢得国人一片喝彩。最离奇的观点,某评论员撰文<富人为什么一定要捐赠>,"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契约",我的理解就是富人给穷人交保护费,不知道和黑社会区别在哪里。

但好像没人关注为什么不是两人所创建的微软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捐钱,而且实际捐出的是股权,微软则拥有400亿美元的现金,黑社会收保护费可只收现金,不收股权。巴菲特的观点就是答案:公司任何慈善事业的支出,都应该由公司的股东做出决定,股东有权决定自己的钱应该用于何种用途。

第二类社会责任就是可疑的。实际上企业只承担股东价值的有限责任,并没有捐献一分钱。两位富人百年之后,相应的股东换成慈善基金会,这种关系不太可能改变。虽然理论上股东多数同意,能动用股东价值之外的金钱来捐献,但数额稍大,势必影响企业正常的运营,负责的股东不会这样做。

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做不到。国有企业就没有人格化的股东,股东价值是国家的钱,国家的钱全部都应服务于社会,当然实际还有差距。国有企业家的合法收入也较少,还有大师高论"根本不需要激励"。而民营企业普遍公私不分,即使以个人名义捐献,也可能占用公司的现金流。

实际上民营企业的财务普遍存在两种极端状态:要么资金高度紧张,短融长投,稍有闪失就全局崩溃。要么从不借债,搁置大量现金,两者都反映国内金融体系和制度环境的落后和扭曲。中国古人就喜欢把金子埋在地里,反映出他们生活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可惜千百年后还是如此。

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天纵奇才,但即使他们与世长辞,慈善基金会也有信心行使股东权益,支持慈善事业。但中国的民营企业连传给儿子,都未必能保证继续正常运营,何况外来的基金会?国有企业更换带头人,也常引起动荡。中国企业先改善治理,再谈社会责任也不迟。这里也有社会对企业的欠债。

郭士纳(Louis Gerstner)的<谁说大象不能跳舞>专门有一章:"2001年美国的慈善捐款总额已超过2030亿美元(1970年是850亿美元)。而公司慈善捐款总额只有110亿美元——占公司税前总收入1.2%……美国以外的其它地方,也少有公司给非营利组织捐款的传统。"

"我坚决主张,公司在慈善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能而且也应该超越写支票的层次……最重要的是,公司知道如何规划、管理自己的资源……如果美国所有公司都能够思考将独特的技能和资源应用于解决社会问题,那么给社会带来的效益,可就远远超过110亿美元现金捐款的很多很多倍了。"也说明责任来自能力。

西方企业的社会责任也经历过长期培养。19世纪80年代末,纽约中央铁路公司决定停运纽约到芝加哥一条免费的客货两用路线。记者就此采访公司创始人之子、现任负责人威廉·范德比(William Henry Vanderbilt):"难道公司不是为了公众的利益而运营的吗?"答曰:"让公众见鬼去吧(The public be damned.)!"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