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2-06 10:19:55 来源: 南方都市报
年轻的记者何永刚面对一位被救助者的下跪感谢,做出了同样的下跪动作,在10余分钟的互跪时间里,这位年轻的记者完成了当天的采访。
生活伦理与新闻伦理的双重考量
通过记者与采访对象的互跪事实,让新闻媒体与采访对象变成了平等的主体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显然记者下跪是有着必要的前提的,而非不分青红皂白地“跪”,更不至于辱没了男儿的黄金膝。
基于生活伦理与新闻伦理的双重考量,我认为何永刚的“下跪”并以此完成了采访虽然并不是个最佳的解决方式,但却很好地将新闻的另一个焦点话题由被采访者转移到自己身上,如果说何“一不小心”让自己成为了新闻的主角,我认为这样的主角至少由于保护了被采访人的尊严与利益,因而是完全值得赞扬的。
归根结底,新闻记者从事的固然是相当特殊的行业,但一个基本前提却是新闻记者首先是个大写的人。从何永刚的现场表现看,笔者认为何既无愧于大写的人,又无愧于新闻记者这一行业。这一点,恰如一位网友所言:何永刚虽然跪下了,但其人格却升高了。瞧,这就是最好的评价。 (萧葱)
记者一下跪人格就平等了?
我深为何永刚的这一跪而感动,相信他是一个有良知的记者。面对其情其景,他这样做是真诚的,也是不得已。但是,我并不认为何永刚这样做就很“出彩”,更不认为记者给被采访人一下跪,双方的人格就平等了。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宗法的社会里,下跪这种传统的礼仪文化,除了尊重、感激、谢罪、哀悼,更多的则是臣服、膜拜、乞求等与人格尊严密切关联的一个屈辱符号。今夕何年,下跪早已褪去了“礼仪文化”的衣冠。不要说对别人,即使对父母长辈也很少有人施以如此厚重的“大礼”了。面对被采访人的超常举动,作为记者究竟该如何应对?这无疑是对一个记者的素质和智慧的考验。被动地承受有悖道义不足取,惊慌失措可能弄巧成拙,只有以巧妙恰当的方式及时阻止方为上策。
具体到何永刚下跪这件事,应该说他当时的出发点是期望通过陪跪来寻找一种“平等”。从表面上看,记者这一跪也确实似乎达到了某种“平等”。而事实上,这种陪跪并未挽回被采访人的人格尊严,只能说是在人格尊严伤害的层面达到了一种“平衡”。
近年来,下跪事件频发。其中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向强势下跪。我们往往认为下跪者是对自己的不尊重,而实质上是因社会权力结构的不均衡以及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平造成的。如果一个人不是有求于别人,谁愿意放下心中朴素的人格、平等观念,而选择用下跪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下跪的方式都是出位的,而用相同的方式来回报或者招架出位同样是出位。对这次记者陪跪采访,我表示理解但不表示认同,以为报社和社会也不宜提倡和鼓励记者下跪采访或陪访。(纪卓瑶)
没有“福利国家”的保障是无奈
这一跪倒也是无妨,何永刚满可以心安理得。如他所说:“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大,病人的哥哥已经56岁了,比我爸爸还要大;还有一个孕妇,我怎么能接受他们的这种谢意啊?”在如此情况下,出于道德感的驱使,何永刚也是有血有肉有人性的人,负有道义感。
但这件事情与公平平等没有什么关系。公平平等,首先要有条件,在不存在“利益诉求”的前提下,才能成熟,才能立起来。对一个需要救助的人,没有“福利国家”的保障,意味着一种弥补和被救助的身份,本身就是一种无奈。
为求助下跪、为感谢下跪、无奈下跪的大恩言谢如今已经成为惯例,这种实际的状况,不会因此改变处于弱势者的地位,反而让下跪变得廉价,挥洒掉“赠人玫瑰者”的手中余香,也有违助人出困境的助人者的初衷。(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