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秀芹：仲老师主要还是更多的从加强劳动权益保护这个角度谈的，王老师能不能从经济模式的角度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王育琨：我最近看了全国并购公会会长王巍写的一篇报告，叫做《全球化背景下的另一个中国》，他正在分析我们这种商业模式、这种生产方式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构，我从王巍的报告里面选取三个观点说一下。他第一个说，西方有评论家惊呼“中国正在摧毁资本的道德底线”，为什么这么说呢？中国这种生产方式是以牺牲人们福利的方式，已经打倒现代条件下资本道德伦理价值的底线以下，当然现在说的资本不能说原始的资本积累了，而是现在的。像富士康每周工作80小时，只拿500元钱，应该说到了资本的底线，因为把我们的劳动力的只是维持在简单再生产的底线的部分，没有另外的东西，所以西方的评论家惊呼中国正在摧毁资本道德底线，这种说法虽然有其背景，但是也可以供我们警醒这个世界。

　　第二个，王巍比较了日本的发展，从50年代到80年代，这30年日本的经济突飞猛进，他分析了日本这30年，也比较了我们从78年到现在年份差不多相同的高增长，也是30年。日本在经济增长最快的时候，日本工资成长的速度比美国快70%，就是日本的战后经济增长不是靠把员工的再生产放到底线上，是在提高，比美国要快70%，到80年代的时候已经达到了跟美国同样薪酬的水平。而我们30年中的工资增长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我们现在才只达到日本工资的4%，同样一个工人他们能收入100美金，我们也只能收入4美金，就是这么一个水平。我感到这个数字比较说明问题。

　　“廉价劳工+低技术”培植不起中国制造业的未来

　　第三个数字，王巍研究问题研究的很细致，他研究出第三个数字，中国的劳动成本这么低到底跟美国、跟日本的劳动成本怎么个比法呢？

　　就是说你在创造同样的增加值你的成本是多少，就这个指数来比，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只相当于中国的1.3倍，日本相当于中国的1.2倍。所以日本佳能公司现在在把他的生产制造基地从中国搬回日本去，索尼的制造中心就是在日本，为什么不到中国来呢？就是说日本的劳动成本只多出中国劳动成本的20%，也就是说从长久来说一个国家真正想成为制造基地、真正想成为世界工厂，没有员工、没有人员素质的提高、没有技术的提高，就想在国际上承担一流的竞争力，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数字的严峻性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不管是从公司来讲，还是从国家来讲，还是从各级政府来讲，一定要反思一个问题，就是你廉价劳动力、低技术培植不起中国制造业未来的竞争力，这是一个核心问题。廉价劳工+低技术=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这个问题是很让人惊醒的，现在我们确实需要从全民、从国家，尤其我们现在新一届的政府是强调民本社会，民本思想已经成为了这届政府综合国策的基本的出发点，在这么一种情况下，我们上下左右一定要充分的认识到，没有一个民族人民素质的提高就没有这个国家的竞争力。这是个很深刻的问题，并不是说我们要简单的维持这个比较优势，压低劳动成本，没有认识到核心问题。核心问题是廉价劳工跟低技术等于落后产业，没有未来与出路。

　　进一步探讨，全球化已经深入到这种程度了，资源已经在全球整合配置了，如果中国的企业不出一大批的企业家，你主动打出自己的品牌，去全球整合组织生产、整合资源，那么只能被动的享受人家的贴牌生产，只能到大公司、到五百强了还是这么一个悲惨的境地。所以核心问题主持人刚才说的非常对，应该反思我们的生产方式，应该反思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什么样的制造业，这个问题上来。

　　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是制造业的核心所在

　　仲大军：是要反思我们的发展模式。

　　我补充一点，我们国家重视的是GDP和技术的发展，忽视的是人的发展，说到底没有考虑到一个国家的发展最后标准是什么，难道是一个大会场、一个大工厂建筑，真正的发展是人的素质的发展、人的知识技能的发展，我们要发展13亿人的问题。可是我们现在的政绩是什么？浩大工程、大项目，全是这些东西，我们根本没有想到人是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财富，可是人恰恰不能计算在GDP里边，这就是一个统计最大的问题，物质的我们可以统计出来，都可以用货币数量表示，这个人怎么表示出来？我们追求的目标，整个又是一个GDP的数量，可以看我们的发展发生了多大的倾斜，我们这种发展前景是极其危险的。到后来最大的致命问题，就是劳动力资源后继不上，剩下一些老弱病残。你说我们用这样的低成本打造出一个GDP来，我们最后的劳动力队伍怎么办，人力资源被严重的消耗了。我们国家现在还有10年，人口红利时代就消失了，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利用的全是50年代建国以后高生育期出生的这批劳动力，很快这批劳动力就过去了。下一步就没有被比喻成劳工红利的这么多的廉价富余的劳动力了，那时候的劳动群体、人力队伍又没有很高的技术，又没有通过劳动工资培养出一大批有技能的、受过更好教育的下一代的劳动队伍，这个国家怎么后续发展呢？所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国家大的发展观的问题，实际上通过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反映出来一个大的国家发展观的问题。

　　刚才王巍先生的那个论断讲了，中国对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产生了冲击、产生了颠覆性的作用，这是一个巨大的震动。

　　仲大军:摧毁的是个道德问题，我们要更清楚的点出来，摧毁的不是某一个制度、某一个规章法则，是一个道德底线。我再补充一个材料，我们有统计的，我们发现在英美资本主义西方国家发展的时候，当他们原始资本主义发展到中期工业化的时期，他们那些国家劳动工资收入从来都是大于资本收入，就是当马克思主义那个时代的时候，英美国家，像美国一八六几年劳动矛盾最严酷的时代，可是他们的劳动工资仍然大于他的工资收入，就是当这个企业产生这些利润，利润大部分被劳动者拿走了，资本家留下的还是少数的。

　　王育琨：我同意仲老师的说法，像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反复强调民本思想，一定要从这个方面考虑，民本思想一定要落到实处。什么实处呢？就是把国家战略的核心定标要定标在人民素质的提高上，人民素质的提高一个很重要的通道就是随着企业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增长要让劳动收入有相应的增长。像仲老师刚才提供的数字，资本主义最严酷的阶段都是劳动收入要大过资本收入，总我们现有的统计来看，日本30年的发展工人收入增长的速度要超过美国的70%，30年增长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日本人的收入跟美国人的收入持平。但是我们这30年的增长，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强调民本思想，我们这30年的收入的增长跟经济增长反向运动。现在新的大学毕业生要说找工作都比较难，现在新的大学毕业生也就开始五六百块钱的收入，大学生五六百块钱是什么概念？就是说我们劳动收入低的这种趋势已经开始从简单劳动力、从山里面出的打工仔、打工妹，开始向知识的劳动群体转移，就这么一个背景，如果大学生毕业也是五六百块钱的话，也是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化，以前的学的知识全部淘汰了，那我们经济增长的目的又在哪儿呢。所以这个问题要提高到一个很强很强的国家战略高度来认识，怎么建立我们一个民本的和谐社会，你要认识到各级政府也好、社会也好应该呼唤一种良知，这种良知就是，没有人民的发展中国将来发展的潜力不会很大。而中国发展所有的目的都应该是在于我们人民的发展，人民的素质、人民的福利层次的提高，福利层次老是不提高对经济高速增长是一个巨大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