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2-24 来源：新民周刊
我们要保护的一是城市的个性，比如传统城市风貌、街道、建筑这些物质遗产；二是城市的记忆，比如城市原住民的生活和他们的文化风俗、传统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这些东西丢失了，那么城市里最重要的财富，就像一个人一样，它的精神个性就没有了。
冯骥才曾在太行山深处考察发现，原来的近百座古村已经全部消失，原居民都在“新农村建设”运动中，从原来的深山搬出，住到了山脚下的平原小镇的多层住宅小区里。这让他忧心忡忡。“怎么办?中国的古村落在这几年里全部沦陷了，继齐鲁大地的古村全部被拆毁后，作为中国文化博物馆的山西的古村也全部消失了！”在太行山现场，他在电话里对记者焦急地说。
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在北京，开始于奥运会之后的旧城改造仍然在进行当中。陶然亭附近的粉房琉璃街和潘家胡同拥有百年历史的30余家各色会馆，披上了大大的“拆”字，这30余家会馆将永远湮没在拆迁扬起的尘土中。这已经是北京仅存不多的会馆。北京有名字记载的会馆500余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几十年里，被城市改造拆得七零八落，所剩无几。
“每一分钟，都有文化遗产在消失。再不保护，五千年历史文明古国就没有东西留存了，如果我们再不行动，我们怎么面对我们的子孙?”冯骥才说。
没有个性的城市
“我终于将历史消失前的一瞬，形象地锁定为永久。”冯骥才对记者说。
杨柳青镇是天津市最大的卫星城镇，不仅历史渊源久远，文化积淀也十分厚重，尤以入选国家级非物质遗产的木版年画而知名。这次拆迁的是镇南南乡三十六村，是历史上杨柳青年画重要的集散地，曾经有上百家老字号的画店。如今，这个年画艺术区，即将在以“新农村建设”为由的城市化进程中消失。
对这项打着“惠民”的政府工程，冯骥才无力阻挡。他只能领着天津大学的师生们，对这个艺术之乡进行地毯式的文化考察和挖掘式抢救，以摄像、录音、拍照和采访的方式，记录正在发生中的一切。
这并不是冯骥才第一次失败。在近三十年里，冯骥才在天津的文化抢救行动遭遇过无数次失败。这让他走出了书斋，从一名作家，变成一名传统文化保护专家。
冯骥才认为，中国正在经历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巨大转变，但这两种文明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很大程度上被政府官员所忽视。从改革开放至今的三十多年里，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借口下，中国的600多座城市都经历了旧城改造和重建，结果是每个城市的样貌都变成了一个样。
“我担心将来中国人会在自己的城市里迷路，不论哪个城市，满眼全是现代建筑。所有文化旧址、胡同、街道，都被房地产开发商的推土机铲平，造起来的楼盘，基本上都是一个样，原有的城市个性和特点都消失了。”冯骥才对记者说。
在这三十年里，冯骥才看到的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在这一轮建设发展中的溃败。近几年，在北京、西安、南京城南的旧城改造中，这些已有200多年历史的文化历史街区，无一例外都变成了商业办公区、写字楼和高层住宅区，原有的街道、胡同、大院和那里的原住民，都消失不见了。
更早消失的是那些中小历史文化名城。“比如我举两个城市的例子，南方的浙江嘉兴和北方的山东德州，这两个城市在发展和建设当中，城市里面的历史街区板块(德州除去一个文化性的遗址之外)基本上完全没有了，它们曾经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文化名城，基本上连历史建筑都没有了。”
以中国的文化发源地河南为例，“如果我们拿河南的三座古城郑州、开封、洛阳，同意大利的罗马、威尼斯与佛罗伦萨比一比，就会一目了然。他们的城市还是几千年前的模样，街道的外观和建筑内在，都保护得十分完好，中国的这三个城市，已经完全是一座座现代化城市了。”
冯骥才认为，中国城市的管理者们，或是片面追求现代化的速度，或只盯住眼前的经济利益，将成片成片的城市交给开发商任意开发……放弃了规划和监管责任，为了政绩，甚至和开发商合谋，将城市的个性特征、历史感和文化魅力，彻底清除。
“不可否认，在城市发展过程里，我们确实在保护历史文化遗存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但更多的是对历史文化遗存的破坏和毁灭，中国文化的损失十分惨重，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文明的古国，我们的面貌已经配不上了。”冯骥才说。
以北京前门地区的旧城改造为例，开发商打着恢复明清时期的风貌进行商业开发，拆掉了大片四合院民宅，弯曲的胡同，取而代之的是笔直的街道、广场，钢筋水泥砖混的仿古建筑。这些新建筑，通常是用作商店和写字楼，原住民被赶到了偏远的郊区。
在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中，这样的旧城改造模式常常被奉为典范。冯骥才则对此批评说，“不管是上海的新天地，还是北京的前门改造，我觉得他那种保护跟我们说的城市保护是两码事，我们要保护的一是城市的个性，比如传统城市风貌、街道、建筑这些物质遗产；二是城市的记忆，比如城市原住民的生活和他们的文化风俗、传统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这些东西丢失了，那么城市里最重要的财富，就像一个人一样，它的精神个性就没有了。”
冯骥才还记得不久前的南京之行。“南京一个美术馆开一个工艺画展，我去南京跑了一圈，我觉得特别悲哀，秦淮河两旁的仿古建筑鄙俗不堪，到处都是那种为了吸引游客的东西，比如核心区的那个雕塑墙，两边是南京的十二大名妓，一个一个都站在边上，然后河里是二龙戏珠，很庸俗化的东西，一个六朝古都，让名妓做吸引游客的文化代表。”
他真正感受到的古都气息，是在南京郊区野外的六朝时代的石狮。“叶兆言陪我去看的，在那些荒郊野地里面，有那么多的六朝石狮，在草地里面扔着没人管，我看那个狮子的时候，才真正让我看到南京历史的厚重，让我真是震撼。”
保护不能只讲政绩
因为见多识广，冯骥才经常被地方政府邀请去讲课，他经常也利用机会，做地方官员的工作，希望能够改变他们的思想和观念，从而改变城市的建设发展模式。
2000年，时任山西灵石县县长的耿彦波给冯骥才打了一个电话：“我是灵石县的县长，我在文化保护方面很多想法是跟您一致的，是按照您的想法做的，我特别希望您到我这边看看。”
2000年4月，耿彦波调任榆次后，又修复了气势更加恢宏的“常家庄园”，还靠免费取景拍电影的模式，把两座不为人知的民居庄园推向了全国，成为了知名的黄金旅游地。冯骥才这次应邀去了榆次，他惊喜地看到耿彦波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修复的王家大院和常家庄园。冯骥才看了两个保护完整的几百年历史古村，非常感动，后来在《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文章《耿彦波和他的民居博物馆》。
就这样，冯骥才和耿彦波成为了朋友。“我们刚开始做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的时候，社会认同的人不多，我们在地方政府没有知音。那时候我们到很多地方去，很大的努力是要说服领导，直到现在，我还在做这样的工作，中国知识分子一个任务是教育领导，把事物科学性的规律、科学准则、科学道理告诉领导。我从耿彦波身上看到了他有这样一个文化思维，这种保护意识在当时的官员中是不多的，所以我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文化政绩》。”
当耿彦波一路高升，从太原市副市长调任大同市当市长、准备建设发展规划时，冯骥才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提出了一个“新云冈计划”，旨在对大同的文化家底进行普查，对大同的城市个性进行文化定位。“我们要盘清这个城市的家底，它的文化基因、主要特点是什么，历史的特征是什么，它的城市怎么发展，新区应该怎么发展。”
在普查中，冯骥才发现，大同在1500年的历史里，从北魏、辽、金到明，从一个著名的大城市变成了煤都，很多文化遗址都已经没有了。后来冯骥才发现大同除了云冈石窟外，还有许多不同历史朝代的雕塑作品。“从辽金到明代，一些雕塑精品都在大同，它将近有10万件雕塑，世界上这样的城市很少，佛罗伦萨和梵蒂冈的雕塑比较多，维也纳也只有1万多件雕塑。”
冯骥才约了韩美林等一批雕塑家和美术史专家，在大同开了一个会。专家们对大同整个历史雕塑进行普查，又请敦煌研究院的摄影部主任带队把雕塑整个拍了一遍，做了一个数据库，出版了一套画集。“我当时的意见是，把这些雕塑家底清理出来了，政府要极力把所有这些雕塑全保护好，大同的城市历史和文化的特点就出来了，大同新区绕开老城发展，它的建设发展也跟历史相呼应，比如说做公园就做雕塑公园，开办雕塑学校，发展你的城市，利用城市的历史文化资源，做城市的文化建设。后来，这套方案和计划，当时的政府也很认可，全部采纳了。”冯骥才回忆说。
但在老城保护和修复上，冯骥才和耿彦波也有分歧。大同老城历尽沧桑，城墙里长了很多的野树，当时，耿彦波提出要拿砖包起来，冯骥才认为不妥，如果拿砖包起来的话，老城看起来就变成新城了。冯骥才希望大同能够原汁原味保留几段城墙，甚至把崩塌处用玻璃做一个博物馆或旅店，人可以进去，里面也可以喝咖啡，用现代人的生活把历史跟现代连接起来。
“我们最近去大同，发现政府更大的兴趣，是恢复那些北魏时期的城墙，重建了很多老建筑，准备商业开发。我觉得他做来做去，仍然是那些旅游景点似的东西，还是要急功近利为政绩把投资通过商业运作挣回来。我不希望他们把老城最后搞成了遗址公园，最后为了收门票，人流众多，商业气息太浓，历史的感觉反而没有了。”冯骥才说。
但这样的问题在古城改造中屡见不鲜。云南的大理和丽江，向来被视作古城保护的典范，它们吸取了北京的教训，在古城外另建新城区。在冯骥才的眼睛里，大理和丽江的历史传统没有了，灵魂没有了，只剩下一个躯壳。“它们完全是一个商业化的城市，原有的文化深层的魅力，原有居民大量迁走了，城市的记忆没有了，它原有的生活形态没有了，游客和居民都是汉人，原有的民俗和生活也丧失了，小店里卖的东西在南方、东北的景点里都有，游客看到的歌舞，最后都是表演性的东西，村民在那儿挤眉弄眼，真正内涵的东西没有了。”
冯骥才比较欣赏的是浙江的西塘古镇。“和周庄、乌镇等江南六镇比起来，西塘的模式最好，它保留了原住民，没有大规模的商业化，保留了原有的生活形态。周庄本地人大部分都空了，都是外地人，乌镇的办法是把原住民全部赶走，变成了一个死城，一个古镇的生命没有了。”
冯骥才念念不忘的是他在比利时看到的一个古镇。“我们看到的小镇，不光是几百年的建筑、街道，还有它们几百年的生活，中午走的时候，沿街上摆着躺椅，老头在那儿晒太阳，老太太在阳光里面挑花，有人打瞌睡，有人喝咖啡，就在那儿坐着，他们不是为游客服务的，也不是表演的，就是平常的生活。”
别祸害农村了
冯骥才现在最担心的是中国的那些远离城镇的古村落。因为地处偏远，远离高速公路，在城市化突飞猛进的三十年里，它们得以幸存。但在这几年的的“发展小城镇，建设新农村”运动中，一批保存了近百年的古村落，被有组织有计划地拆掉，建设成新城镇和高层小区。
“中国的古城已经完蛋了，那些古村能不能放过它们?”冯骥才说。
十年前，冯骥才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去山东普查，他发现齐鲁大地上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古村落，有的村庄占地庞大，有城墙围绕，护城河和内河、池塘纵横，学堂、孔庙、祠堂、仓库、戏楼、钟鼓楼都有，街道、水井齐整，民居规划工整，非常美丽。
“我们当时还能看到山东的一些古村落，我们想做古村落的调查，把好的古村落确定下来，然后向建设部提一个名单，这些村落像北京的胡同一样先别动，去年我们的队伍深入调查下来，结果齐鲁大地上一个古村庄也没有了。山东经济发达，它们城市化速度也快，地方政府为政绩把它们全部消灭掉了。”
冯骥才跑下来，发现上演在山东的这一幕正在各地上演。“现在山西的这些古村落也在迅速消失。”多年前，冯骥才领导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和建设部有一个分工：因为历史名镇的认定归建设部，那他们就做中国古村落认定。当时，冯骥才把古村落认定仪式放在了邯郸和安阳的中间。那里古村落很多，上面是河北，下面是河南，左边是山西，右边是山东，正好东南西北全占了。结果没想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刚刚把古村落普查手册印好，国务院发文把古村落认定权给了建设部。冯骥才只好不管古村落，一心去抓民间文艺保护了。
“最近我们一看，古村落消失得太快了，所以我们在去年又和清华大学建设系合作，确定一个做中国古村落代表作的认定，就是把最好的确定下来，有一个名单，希望国家比较坚决地守住它们。因为如果再不守住的话，那些古村就嗖的一声就没有了。”
对那些商业化的古村，如山西王家大院、周庄那样的旅游景点，冯骥才也担心它们的未来。他们往往是把村子围起来，把几个道口都变成了售票处。在他看来，这些古村就是为商业服务的，为游客表演的一个平台，跟文化没有关系，就是地方官员手掌上的一个玩具。
“我走在江西婺源那几个入了联合国非遗的古村，我问几个原住民，你们原来的衣服怎么不穿了，他回答是不敢穿原来的衣服，因为不断有游客拉过来要合影。他们的生活是不受尊重的，他们在那里是一个摄影道具。”这样的场景在一些少数民族居住区更加严重。“一个村落进入市场后，必须按照商业规律来对它进行重新调整，什么有园林的宅院，少数民族的服装、歌舞、小吃，都拉到前台来了，不能够成为卖点的话，就甩开来不管了，它的文化就被肢解了，实际被破坏了，整体不存在了，比如因为信仰没有了，民间生活没有了，歌舞里面的那些灵魂没有了，这个民族的文化也就灭亡了。”
即使是那些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古村，冯骥才也很担心它们的未来。在江西赣南地区和福建闽西地区分布着3万多座土楼。在它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以前，很多土楼里的牌匾和摆设的文物，都被文物贩子收购到了北京，流失到国外。后来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地方政府也花钱请专家、学者，做申请文本报告，做规划、保护方案，看上去煞有其事。结果土楼定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后，那些保护方案就变成了摆设。
“原来每个土楼都是博物馆，后来‘文革’毁了一批，‘文革’之后又卖了一批，所以很多土楼都空了，也有少量土楼里还有些东西，但这些土楼里现在没有人住，风吹雨淋，破败得很厉害。”那里只是动物和植物的天下。中国应该学习欧洲的政策，出台完善有效的法律和管理机制，让富人们使用居住，系统化对土楼进行保护，延长它的寿命。
冯骥才在奥地利萨尔茨堡办画展时看到，沿着多瑙河边的山顶上有一个城堡，非常漂亮。后来一个女读者请他到自己家做客，冯骥才一看，就是那个城堡，屋子里到处都是古董。后来，冯骥才才知道，这个古堡按照奥地利政府的规定，他们只花了一个先令买下来。这些古堡没人继承，维修和居住使用的经济负担很大，政府后来象征性出售，但房主买这个古堡有一个条件限制，要修理、保养好古堡，按照政府的法律修理和使用，用原来的材料，由政府指定的工匠来修理，屋子里面的东西都统计过，只能使用不能卖，所有的物品坏了都要赔偿，用于建筑保护。
“多瑙河边上的古堡就这么保护下来的。关键是地方政府官员懂得不懂得文化，爱不爱这些东西，如果政府不热爱它，不是从文化的本身去为它想办法，只是拿它赚钱搞商业开发，或者视为封建落后的产物进行改造，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强迫他们搬到筒子楼里，这些古村的消亡势必不可避免。”
对古村的未来，冯骥才很悲观。“现在城市的悲剧正在向农村转移，打着城镇化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口号，大批的房地产商把城市土地开发完了后，正在转向农村，因为农村还有大量的土地。这一波，如果我们控制不了，千姿万态中国的村落就会变成城市里那些建筑垃圾。”
现在的情况是重申请，轻保护。保护谁?用什么办法保护?哪个部门保护?这些全部是空白，因为每一级政府完成政绩以后，就没人再管这事了。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很艰难
记者：您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做民间文化遗产方面的工作，这个领域的保护情况怎么样?
冯骥才：十年以前，我提了一个概念，叫文化自觉。到了这个时代，我们应该有一个文化自觉，因为时代转型了，我们要有一个自己的文化特色。后来费孝通也专门写过关于文化自觉问题这方面的文章。到了最近几年，国家开始文化自觉了，比如确立国家名录，确立非遗文化，传统假日放假，确立文化遗产日等等，另外温家宝总理也讲，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深刻影响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于更久远。由专家到国家的文化自觉，我觉得这一条线上是顺畅的，没有问题的。但是国家只有国家的文化自觉是不够的，还要必须变成全民的文化自觉，这个社会才能文明才能进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出现了问题。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文化遗产，在我们确定完非遗的传人之后，很多的传承人就去世了。我觉得消失是自然的，因为每一代艺人到岁数了都要消失。但是问题不在这儿，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非遗被确定为国家非遗之后，它的价值是什么?它在我们生活中，或者在一个城市里面，或者在一个地区里面，一个乡村里面，它的价值是什么?它是一个商业资源吗?它是一个地区的招牌吗?它还是一个地区独特的文化和审美的表现?独特的精神气质的表现?是老百姓应该引以为荣的一个地方的文化创造?然而，现在几乎没有老百姓认为非遗是他们的一个骄傲。
记者：为什么呢?
冯骥才：我给你举个例子，中日韩三国学者在我学院里开会，我们互相交流田野抢救保护的经验，韩国人和日本人都很佩服我们，我们是举国体制调查，他们是个人下去，韩国、日本调查都没有像中国这么调查过。
后来我就请他们看国家非遗天津法鼓，我请他们到现场看，表演结束以后，我就跟一位大爷聊天，你敲得那么好，是国家非遗传承人，现在地方一年给你多少补助。他说什么补助?弄得我很尴尬，我知道国家非遗的传承人每年补助八千块钱，当时涨到一万了。他说没有，一分钱也没有拿过，都是自己出钱。当时我就不敢让翻译给翻译了，正好当地有一个区里的干部，我就问了，国家文化部每年钱到你们区文化局，好几年了，怎么会他没有钱呢?他就说不清楚，磕磕巴巴的。我一听就火了，我说刘大爷，我欠你5万元，凭证到我这儿来取钱，当着老百姓的面我就给了电话，让他来我单位取钱，我说我支持你。
记者：也就是说，国家是给了钱的?上面给截留了?
冯骥才：对，截留了，国家的钱变成了那个地区文化部门的一个计划经费了。很多国家给地方的钱，给了钱他不给下面的传承人，因为那样没有他的政绩，他搞一个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小展览，就变成他的政绩了，他就拿着钱干跟他自己有关的事，这个钱下不去。
现在的情况是重申请，轻保护。保护谁?用什么办法保护?哪个部门保护?这些全部是空白，因为每一级政府完成政绩以后，就没人再管这事了。
就是说，我们抢救挖掘出来的东西放在那儿没人管了，它怎么办呢?因为他有了国家非遗的旗号了，走入市场容易，就进入市场了。进入市场以后，没有任何人帮助他们，民间文化的这些艺人，不知道自己的艺术和价值在什么地方，所以他在市场上，看你的好学你，看他的好学他，怎么来钱我怎么干，这样就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说，大量的手工东西变成机械的东西，比如说拿机器压剪纸，这在各地方非常普遍，拿机器印年画，木板不要了，拿机器仿照木板做出来的，现在印出来的跟木板很像，把手工文明变成了工业文明。
民间艺术非常重要的几个价值，第一个是民族价值，第二个是地域价值，第三个就是手工价值。这几个最重要的因素没有了，变质了，就没有这个遗产了，国家的非遗就变成空的东西了。
记者：如果不产业化，这个文化遗产应该怎么解决?
冯骥才：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全是手工的，不是工业文明，是无法进入文化产业的。它只有变，比如说把民间故事变成了动漫了，你才可以变成文化产业，才可以进入这个文化产业。你民间故事本身，怎么能进入文化产业呢?民间的一个剪纸，你就是在市场卖也不是文化产业，不能说你这个东西进入了市场就是文化产业，我认为所有的文化遗产，都不能进入产业。
记者：那么这些文化遗产应该怎么保护?
冯骥才：我觉得应该国家保护。国家不能把文化遗产推到市场就认为产业化了，产业化了你的文化遗产就保护好了，你就可以繁荣起来了，这个概念是完全错误的。文化遗产主要是保护文化遗产的精神，让传承人精益求精制作自己的东西，国家要提高他的社会地位，提高他的尊严，让人们要花很多钱才能买到他的东西，这是国家要做的事情。而不是说你把它推到市场就没事儿了。
国家要有文化形象
记者：怎么看待老城改造中大量拆除民居，只保留帝王将相和名人宅院现象?
冯骥才：我觉得我们的政府官员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他还是看到那个房子的贵重程度，建筑本身的物质价值，不是看它的文化价值来看的，是从商业价值来衡量的。所以他们喜欢新天地的改造模式，我们现在660个城市，基本上没有历史板块，要么被商业开发了，变成一个旅游景点，或者是变成一个风情街、酒吧街，在景观上还存在一点东西，作为地标存在。
我认为代表一个城市真正的魅力的，是它的街区生活、文化，它往往并不是那些皇家、宗教的建筑。比如说故宫，它是象征性的建筑，但并不代表北京真正的文化，真正代表北京的文化，恰恰是那些四合院和胡同所组成的那些历史街区。
记者：城镇官员为什么都会有这样的选择?
冯骥才：我认为，我们的文化问题是官员的政绩观问题。再往下讲往下追的话，就是我们不良的政绩观，不仅是伤害了文化，伤害了我们自然的资源，伤害了我们的社会，伤害了我们民众的利益。
记者：政府每年那么多钱投入到文化方面，钱流向了哪里?
冯骥才：国家实际上对文化投的钱并不少，设立了那么多的基金，在这种整个学术腐败的情况下，大部分人把这些钱都削减了，国家也没有更好的一个构想。所以在前年总理的座谈会上，我说国家要有一个金字塔似的文化战略，国家的钱要用在金字塔的峰顶上。
我们国家现在最大的问题，我们有历史的国家文化形象，我们没有当代的国家文化形象。中国的国家文化形象，不是靠张艺谋、陈凯歌这些导演，用几个刘翔、姚明、郎朗、章子怡这些帅哥靓女拍一些宣传片就行了，它不能代表国家文化形象，国家文化形象是什么?如果要是俄罗斯没有托尔斯泰、没有列宾、没有柴可夫斯基，俄罗斯的艺术就是一个平原。中国的国家文化形象，你还得是我们时代里面的一些文化经典，彰显当代文化的一个高度。中国现在没有这个高度，最大的问题是它整个的文化，实际是一个扁平化的东西，摊开后像一张大饼。
我当时跟温家宝总理提的就是建立一个类似法兰西艺术学院的机构，法国就把国家最优秀的人才搁那里。这些人的推选，不是政府官员选的，是整个艺术界的人士投票推选出来的。日本也这样，有一个类似的委员会，比如说东山魁夷死了，那到底是平山郁夫进呢，还是加山又造进呢?那时候，文化界、各种媒体上的讨论就开始出现了，谁进这个委员会是全体日本人的一件大事。
我觉得中国必须要有一个国家文化发展基金，就应该是专家管，不应该是文化部管，也不应该是中宣部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