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2014-02-24  来源：北晚新视觉

 

    1995年，宣武区政府在广安门立交桥东北侧的滨河公园建立了“蓟城纪念柱”，柱上题文：“北京城区，肇始于斯，其时惟周，其名曰蓟。”不过，北京的建城历史应当再往前追溯到商代。在商代，北京附近有两个小国，蓟国和燕国，都臣属于商朝。燕国的都城在今房山琉璃河，城墙由夯土筑成。蓟国的都城蓟城在今广安门附近。后来，燕国吞并蓟国，并迁都到了蓟城。

 

    春秋战国时期，蓟城一直是燕国都城，直到秦王嬴政派兵攻占，其作为都城的历史才结束。之后的秦、汉、三国，以至两晋、南北朝、隋、唐，蓟城一直是中原王朝的北方军事重镇。到了辽代，又成为陪都，位置仍在今广安门一带。名称也从最开始的蓟城，先后改为幽州城、燕京。

 

    到了金代，完颜亮执政时，为了加强对中原的控制，决定从会宁府（黑龙江阿城县白城）迁都到燕京。为了将来南下，完颜亮在辽代的基础上，按照北宋汴京改建。贞元元年（1153年）正式迁都，并改名为金中都。中都城周长37里多，近似正方形。城墙的四角由东北角顺时针分别是宣武门内翠花街、永定门四路通、丰台区凤凰嘴村、军事博物馆南皇亭子。全城一共有12座门，每一边有3座。

 

    公元1215年，成吉思汗攻占金中都城燕京。那一年，他的孙子忽必烈恰好出生。等到了忽必烈即大汗位、进入燕京后，他决定要迁都至此。

 

 

    迁都燕京之前，忽必烈以开平（内蒙古多伦西北）为都城，燕京为陪都。中央行政机构中书省设在开平，而在燕京分立行中书省。从那时起，忽必烈就在考虑迁都燕京的问题。不过，忽必烈遇到了一个大问题：究竟是利用金中都的旧城建都，还是在附近另选新址建都呢？忽必烈一时决定不下来。

 

    同样的大问题，将近700年后也出现过一次。1949年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梁思成、陈占祥曾主张在旧城西郊的月坛、公主坟一带新建行政区。按照“梁陈方案”，新北京将会有两个中心区：旧城中心区，以及西侧的行政中心区。

 

    不过，1949年所做出的选择，与1267年忽必烈的却大不相同。忽必烈决定放弃金中都旧城，在旧城东北另建新城，并定名为元大都城。虽然，这并非是要保护金中都的旧城。金中都城是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蓟城旧址，忽必烈之所以选择放弃，原因有二：一是因为中都旧城残破，改造旧城要大拆大建，还要迁走大量居民。二是中都旧城供水有限，不如城外东北水源旺盛。

 

    元大都的城墙是个南北略长的长方形，史称“城方六十里”，实际测量为南北长7600米，东西宽6700米。城墙全部用夯土筑成，共有11座城门。南墙在今天东西长安街南侧，北墙在德胜门外、安定门外的小关一线，东西两墙大约是今天东西二环路的位置。北面城墙如今仍有残存，已经辟为遗址公园。

 

 

    明清两代，基本在元大都城的基础上改建、扩建。朱元璋攻下元大都后，改名北平府。朱棣登上皇位，改北平为北京，并迁都至此。这期间，北京的北城墙、南城墙先后南移。元大都北城墙被废掉，南移后设置安定门、德胜门。南城墙南移1里半多（将近800米）。明嘉靖年间，在南面增筑外城。至此，北京城的城墙形成了“凸”字形布局。

 

    清朝建都北京后，完全沿用了明朝的北京城，也没有改变布局。在清代，统治者曾经不断修补内外城的城墙。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政府拆掉了北京内外城的几座城楼、瓮城和箭楼。但直到北平和平解放前夕，环绕北京的内外城城墙以及内外城绝大多数的城楼、箭楼、瓮城都留了下来。

 

    新中国成立并定都北京后，首先要确定的就是中央行政中心区建设的位置。对此，中国专家和苏联专家发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1949年11月，时任市长聂荣臻主持，在六部口市政府大楼召开城市规划会议。中国专家梁思成、陈占祥等，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等，以及北京市各部门领导到会。

 

    巴兰尼克夫提出，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建设首都行政中心。具体的计划是，第一批行政房屋建筑在东长安街南边，第二批、第三批建在天安门广场的外右边、外左边。苏联专家团认为，应该把行政机关建设在旧城中心区，“这样能经济的并能很快的解决配布政府机关的问题和美化市内的建筑。”

 

    会议上，梁思成、陈占祥与苏联专家发生了争执。会后，他们在1950年2月提出了著名的“梁陈方案”。他们建议，行政中心区应该建设在旧城以西约1.5公里的三里河地区（公主坟与月坛之间）。

 

    综合起来，梁思成和陈占祥的建议有两个重要思想。其一是应该吸取外国大城市走弯路的教训，使新北京避免“单一中心”发展格局的错误，避免城市中心区人口拥挤、住宅拥挤、车辆拥挤。其二，就是应该把北京古城完整地保存下来。他们设想，把北京的城墙建设成“环城立体公园”。护城河可以“放舟钓鱼，冬天又是一个很好的溜冰场。”城墙上面“砌花池……可供数十万人纳凉……城楼角楼可以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

 

 

    700年前，忽必烈曾经选择了另建新城。当然，他不是为了保护古建筑。相反，忽必烈因为顾虑金中都城墙的存在，可能会被反叛者据为屏障，因此下令拆毁。不过，因为没有旧城的限制，新城的建设进行了理想的规划。

 

    《周礼·冬官考工记》中曾记载了理想的都城设计方案：“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相比于汉、唐的长安、洛阳，北宋的东京城，元大都的规划布局最为接近这个理想设计。事实证明，忽必烈的选择是正确的。

 

    但在700年后，历史没有再次选择另建新城。梁思成、陈占祥在和苏联专家的较量中失败了。这是“经中央决定，由政府执行的。”方针已经定下，拆除城墙只是早晚的事情了。已经拱卫北京500多年的明城墙，很快被拆毁了。

 

    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防备美军空袭，1950年11月开始，内城和外城的城墙陆续开凿了许多豁口。城墙不再相连了。1952年，拆除城墙运动真正开始。虽然中间曾有暂停，但到了“大跃进”，外城城墙已经几乎被拆完了，内城墙也被拆了一半。1964年后，中苏关系紧张。为了备战，内城城墙也被拆毁。城楼、瓮城、角楼、箭楼也陆续被拆毁，只剩下正阳门城楼、箭楼和德胜门箭楼。

 

    如今，北京的城墙只剩下两段。一段在崇文门至东南角箭楼之间，已经建成明城墙遗址公园。虽已破败，但仍可抚今追昔。至于另一段西便门城墙，在1988年改建修复，还建造了一座歇山小式顶的方楼，还命名为“西便门”。但这只是假古董。

 

    这样的假古董还有，2004年重建的永定门城楼，也只能算是个景点，毫无历史文物价值。在原来内外城墙的位置上，下面修地铁，上面修二环路。

 

    被梁思成誉为“中国的颈环”、“我们的国宝、人类的文物遗迹”的北京的城墙被拆毁了。这个城市也向着梁思成、陈占祥所说的“人口及工商业过度集中……城乡对立尖锐化……人口过挤……极拥挤的住宅楼房……车辆拥挤等病态”步步逼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