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科学看作是一类特殊的“商品”，那么作为“制造商”的科学家和科技传播者，应当仔细研究“消费者”的心理诉求。在日前举行的“中美科普论坛”上，“受众需求”成了中外学者关注的第一要素。因为在科学传播活动中，公众才是真正的上帝。
    
关注受众所思所想
    
    为了让科学更具吸引力，科技传播者们使出了浑身解数。可问题是，如何让那些不关心科学的人接受科学？美国科学中心网站曾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进行了一项大众实验：把科学信息融入地方电视台的半小时新闻，用90秒科学新闻来挤压犯罪、明星丑闻等高收视率新闻。10多年后，米勒的调查证明，这些科学故事的确为人们的学习提供了帮助。
    
    “相比实验室里的研究发现，我们更想知道受众想了解什么样的科技知识。”佛罗里达州发现与科学博物馆馆长金·卡文迪许告诉大家，美国研究机构正在进行一项针对校外等非正式环境下的科普教育调查，以便弄清楚人们在这样的活动中究竟学到了什么，有什么是漏掉的。卡文迪许表示，她们将与科学家共同分享这一结果，让每一位参与科学传播的人都知道，采用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渠道进行沟通最有效。
    
科学家也需要科普
    
    什么样的人需要科普？在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张润志看来，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其实，世界上的每一人都需要科普，就连身为科学家的我们，还有米勒先生也不例外。”张润志表示，在科学传播过程中，科学家不仅是参与者而且是受益者，“他可能会发现许多有价值的科学线索，甚至从受众身上获得破解难题的灵感。”
    
    无论将来你是否从事科学研究，提前为自己的科学素养“投资”总不失为一项高回报的选择。在从中学到大学直至工作的各个阶段，“公众理解科学”测量标准与分析方法开创者、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米勒尤其看中大学教育。在他所建立的一套路径分析模型中，大学阶段的科普课程对于人一生的科学素养贡献率最大。米勒强调：“它将决定着你日后接受科普信息的能力，两者之间有着非常强的因果关系。”
    
差距凸显“中国难题”
    
    调查显示，2003年，我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仅为1.98%，而在2000年，美国公众科学素养水平已达17%。从这数字悬殊的背后，我们不难看出追赶的困难与艰巨。
    
    与此相对照的是相关研究的落后。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制定工作专家组副组长、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任定成向大家讲述了另一种尴尬。“我和学生曾在科学论文数据库中检索到数百篇与‘科学素养’相关的论文，结果只有两篇出自中国学者，其中一篇是会议摘要，另一篇则是某化学老师的授课经验。”任定成说，就连“科学素质”的定义，也是此次在起草《纲要》时才做了规范和统一。
    
    起步较晚加之研究者寥寥，我国各省市所开展的公众科学素养调查一直沿用着“米勒体系”。任定成表示，要研究并制定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又具有全球可比性的公众科学素养评价体系，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来源：文新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