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国《金融时报》理查德•汤姆金斯(Richard Tomkins)2006年11月1日星期三

那么，如果我们的国家福利还保持这种规模，我们现在为何还能迎来第三个慈善事业黄金时期？答案与前两个黄金时期的形成原因大致相同。一如当初，我们再次处于一种或者说两种革命之中：科技革命，以及与之相伴的全球化；一如当初，变革带来机遇，从而产生巨额财富；一如当初，我们发现贫富差距正在加大——只是这一次，贫富差距在美国和英国没有变得那么大。尽管差距扩大的确在发生，但却发生在西方的亿万富翁和其它地方的赤贫人群之间。

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一种模式：一场社会及经济革命发生；一些人从中获得巨额财富；贫富差距达到社会无法负担的程度；新兴的富裕阶层放弃他们的部分或全部财富，以求缓和危机。

这样看来，慈善事业可以说是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甚至是一种社会控制形式：富人(只要下意识)采取的一种机制，以便在社会巨变和极度不平等时期维护现有秩序。如果说当今民众造反的威胁远不如1601年强烈，但也并非彻底消失：例如，随着上世纪90年代末创造财富的股市繁荣达到顶峰，我们亲眼目睹了遍布全球的反全球化、反资本主义暴乱的规模与强烈程度。

终于，我们找到了推动富人行善的秘密因素（至少在愤世嫉俗者看来如此）：自卫本能。毫无疑问，各类善举存在其它动机，既有高尚的也有不光彩的。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当变革导致的财富差距大到社会无法容忍的程度时，要么富人必须变穷，要么穷人必须变富，慈善事业由此成为缩小鸿沟的一种方式。

问题在于，这一次我们不能期望所有亿万富翁都会为社会责任尽一份力量。在从前慈善事业的黄金时代，来自教堂神职人员的劝诫（如果没有其它的话）会提醒富豪：他们对穷人负有责任；自卫本能不仅在当今世界，而且在未来都岌岌可危。然而现在，受到启蒙的利己主义更像主流的道德规范。

《富即美：我的大众富裕观》(Rich is Beautiful: A Very Personal Defence of Mass Affluence)一书作者理查德•D•诺斯(Richard D. North)表达了这种想法。他表示：“我不是十分担心人们是否吝啬贪婪、把财富传给子女或送予他人，因为我坚信，财富无论如何都会四处散播。如果他们把钱存在银行，银行会利用它们进行再投资。”

若今天日益增加的亿万富翁持相同观点，那将如何？随着他们聚积财富而非分享它们，财富鸿沟会不断拓宽吗？其它力量会插手缩小这一差距，正如20世纪那样吗？

也许，社会不应该等待观望，而是扮演神职人员曾经的角色，敦促非常富有的人们记得他们的责任。这意味着对盖茨(Gates)和巴菲特(Buffett)的奉承恭维要少一点，而老套的怀疑论调多一点。但是对把钱攥在手里的亿万富豪而言，可能需要采取强硬一点的态度。我们应该把他们视为被社会遗弃的无赖，抓住一切机会对之无情地嘲讽。

毕竟，正如生于澳大利亚的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指出，探寻驱策亿万富豪将财富用于行善的动机很有趣，但如果说有一个问题比这更有趣的话，那就是不这么做的亿万富豪是出于什么动机？当他们的财富能给太多人的生活带来太多改变时，他们如何证明自己什么都不做是正确的？

“无论他们给予或不给予，他们都在做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辛格表示，“我认为，不把给予当回事绝不会减轻你应负的责任，因为你没有做一些事去帮助12亿贫困人口——按照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定义——中哪怕很少的一部分。”

乔丹在他的慈善史书上提到，16世纪，一位名叫爱德华•迪林(Edward Dering)的著名清教徒牧师执著地反对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济贫法律，理由是它们容易削弱富人必须为贫穷承担的道德责任。他表示，上帝之所以令有些人富有，唯一的原因是他们可能会帮助穷人。

按照迪林的说法，这种责任是直接和私人的，一定不能在向整个社会传播的努力中受损。乔丹写道：“如果富人拒绝自愿支持他们的贫困兄弟，从而不履行他们的道德责任，富人的财富应该直接按比例分配给穷人。”

这压根不是个坏主意。让我们现在看看，全球12亿穷人和福布斯(Forbes)亿万富豪榜上的793人，这意味着平均每位亿万富豪要分摊150多万穷人。或许，这种做法的危险可能令富豪重塑观念——我们曾经斗胆期盼的“社会责任规范”已经成为“自由社会的标志”。

译者/ 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