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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处于历史的转弯处，过去20年，中国的社会变化超过了以往两千年的变化，而新的变化还在继续。 这种变化直接投射到每个人的行为选择和每个家庭中，在短短5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经历了三次婚姻变革，社会以法律、政治、经济等手段，将中国式婚姻规定为一个个标准行为。在某一个特定的时代内，人们遵从同样的范式来选择伴侣，走同样的阳光道路，过同样的幸福生活，犯同样的错误。而今天，第四次婚姻革命正在来临，它在继承，也在摧毁过去关于婚姻的范式，它力图显示自己的个性，它在嘲笑关于婚姻的成见，并自由地走上一条不确定的新道路。 新的婚姻关系正在形成，它不愿意再承载过去的婚姻所承载的繁重义务，更排斥外力的影响，而强调婚姻中个人的感受和感情的结合，它追求更高的婚姻质量，因而变得更难以达到理想的状态。在新一辈的婚姻中，传统婚姻固有的内涵正在消减，婚姻变成一种更纯粹的东西，但它并没有因此而变得单一，而是变得更不可预知和不稳定，我们称它为“第四次婚姻革命”。 亲爱的，让我们结婚吧 在结婚“扎堆”的2006年，一场婚姻革命正在进行 9月9日，有长长久久之意。何宇和女朋友早早来到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却发现这里已经排起了一溜长队。“这不算最多，6月6日那天，因为赶上了百年一遇的好日子，人都挤爆了。”一位工作人员说。 按照中国传统历法，2006年既有“双春”又有“闰月”，为大吉之年，特别宜嫁娶。而2007年是60年一遇的“金猪年”，适宜生育。赶上这样的好日子，继千禧龙年之后，2006年中国再次掀起结婚热潮。据2006年二季度民政部统计数据，仅4至6月，全国办理的结婚登记数量就达到了3，756，711对，相当于2005年全年结婚登记总数的47.7%。在“七夕”和“双七夕”这两天，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沈阳等地的婚姻登记处出现了“爆棚”场面。 一对正在排队的新人，相当自豪地介绍说，由于年初就早早看日子下单，他们的婚宴已经定在了11月18日一家著名饭店里，这在队伍里引来一阵艳羡之声。在赶着结婚的队伍里，有相当数量的人还没找到适宜的婚宴地点，更不用说挑一个心仪的黄道吉日。 由于人多，本来应该神圣庄严的逐一颁发结婚证的形式被大大精简了，三四对新人挤在一起验证贴照片，这让何宇真正感受了什么叫扎堆。“不能再拖了，你看旁边的好几对，人家都是1980年以后出生的，我们都快拖成老头老太了。”生于1975年的何宇说。 与2005年的低迷相比，2006年的结婚高潮让婚纱影楼、婚礼公司欣喜不已，也让许多中国父母欣喜不已。当网络以时尚快递的速度散布着“试婚”、“闪婚”、“网婚”等新名词，当未婚同居变成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当一夜情和婚外情正在骚扰正常的婚姻，当《2006中国人婚姻情感状况调查报告》显示——现代人在找对象时认为“感觉”最重要的时候，能够看着自己的儿女和一个同样年轻健康的伴侣走进婚姻登记处的大门，让很多父母大大松了一口气。在他们看来，这意味着年轻一代的生活终于走上了正轨，即使以后没有了自己的照料，也能沿着正确的方向驶向幸福的将来。 在这种幸福的沉浸中，父母和年轻的一辈都没有意识到，这些年轻人所面临的婚姻与他们所预想的大有不同。他们裹在一场新的婚姻革命之中。 新婚姻革命：三个非典型样本 晚婚、晚育及闪婚现象的背后，是中国人目前面临的新的婚姻范式 在新婚姻关系中，一个显著特征是婚育越来越晚，从认识到结婚的时间则越来越短。 下一代难产 在北京工作的梅小姐准备在“十一黄金周”回家办婚礼。“其实，我们2004年就领了结婚证。”梅觉得很搞笑，“在父母眼里，没办婚礼就不算真正的结婚。”她将这场婚姻定性为应酬，对这套繁文缛节，她和她的先生都厌恶不已。尽管他们已经在北京买了住房，在深圳的公公还是精心地为他们准备了一处暂住的新房，托关系为他们在“十一黄金周”预定了酒店，并告诉他们，“一切不用你们操心，只要回来出席一下就可以了。” 未被长辈看作已经结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还没有孩子，而公婆把这归结为没有办酒席。“我婆婆总跟我说，不办婚礼她就没办法抱孙子，其实，办了婚礼我也不打算马上要孩子。” 尽管中国人的初婚年龄20年来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生育年龄却逐步推迟。“这与计划生育政策无关，”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研究员王跃生说，“我们称之为自愿推迟生育。” 没有马上要孩子的原因很多，梅小姐在公司里是骨干，如果马上生孩子，就意味着要请长假，这肯定会影响到她的前程。此外她刚考察过小区的幼儿园，“号称双语幼儿园，100多个孩子一个外教，一个月要1000多元的学费，我上大学的时候，一年也就1000多元，想想真叫人抓狂。”梅小姐说。 从幼儿园起就不能落后，这成了许多年轻父母教养子女的标准，因此，如果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年轻人绝不愿意结婚，他们把这看作为下一代的成长创造条件。而就算有了房子，如果没有万事俱备，也绝不轻易让子女降生，梅小姐把这称为“对下一代负责”，“如果不能保证我的孩子有一个合适的生长环境，能培养成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能站住脚的人才，我情愿不把这个孩子生出来。” 闪婚后的简约生活 1979年出生的陈浩和1981年出生的文丽是今年3月份在网上认识的，那时，文丽正经受着失恋的痛苦，借着QQ向陌生网友倾诉心中的苦楚。“我那时天天晚上在网上陪她，督促她吃东西，哄她睡觉，有一个月的时间。”陈浩的真诚感动了文丽，文丽决定开始一段新的甜蜜爱情。5月1日，陈浩从北京飞到重庆，3日，他们便打算结婚了。7月，陈浩研究生毕业，在重庆谋到了一份教师的工作，当月，他跟文丽举办了婚礼。 在经历了一段典型的闪婚之后，文丽发现婚后的生活一度并不如想象中美好。“我们常常会为谁刷碗、谁擦地的小事争吵，”文丽说，“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真的很讨厌。”文丽与她的女伴们商量后一致认为，小日子要想过得好，就要尽量避免在锅碗瓢盆的小事上起纷争，根本的一条原则是：要么都不做，要么一起做。 他们最终找到了解决之道。现在，去陈浩和文丽家的朋友都会惊诧于他们简约的生活方式：厨房的碗筷全部是一次性的，另外还包括一叠一次性桌布，“这回连桌子都省得擦了。”文丽得意地说。 8月初，陈浩的母亲从外地来看过他们一次，这次见面简直变成了一场灾难。虽然小两口为此特地劳动了一上午，“但婆婆好像还是不满意，而且流露出我没有好好照顾她儿子的意思。”文丽说，“我承担了家庭一半的收入，我们回到家的时候也很累，可是我们的父母一代却还坚持认为家务活是女性的专利。” 我折磨喜欢我的人 “我很难爱上别人，如果哪个人对我特别好，那么这个人死定了，我会把他治得很惨。”小菁咯咯地笑。 小菁今年25岁，在电视台工作，有着丰厚的薪水，但她无须动用自己的工资，父母汇来的“零花钱”已经足够让她过她想要的生活。父母为她在北京买了一套高档住房，还打算为她买辆车。上个月，父母一起来北京看她，还去看了她的工作环境。经过了5年的波折，父母的婚姻关系依然存续着。 “我已经原谅他了，”小菁摆弄着手里的高脚杯，平静地说，“男人是一个猎手，他的生理构造必然导致这样的事情发生。人这辈子可能会很容易地爱上别人，却很难把自己的生活和另外一个人维系在一起。” 小菁所说的这个人是他的父亲。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她亲眼目睹了作为成功的中年男人的父亲，犯了必然要犯的错误，他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然后回家要求离婚，她很幼稚地为此闹了一次自杀，然后和家里人的关系从此冷漠了，对婚姻这个话题也同时冷漠了。 别人给她介绍男朋友，她一个也不看。父亲从来不跟小菁探讨情感问题，母亲也只是问过一次，就被小菁“恶毒”地顶了回去：“结婚有什么意思，你看你嫁的老公！” “世界上还有一种男女关系，不是婚姻，是别的东西。婚姻是很可怕的，它可能把你拥有的东西消耗殆尽。但恋爱是另外一个层面上的事了，他们纯粹就是相互爱慕，肯定对方，喜欢在一起的那种感觉，没有任何压力，不需要用金钱去支撑，不需要用婚姻去维系，也不存在相互利用，没有什么桎梏，也不需要打破什么。我相信有这样的一种关系。”小菁说。 “如果我是一个经济不独立的人，会很容易在男人堆里找到一个合适的，因为我需要补充一些东西。但是现在我不需要。”小菁说得很坚定。 “我不认可婚姻，首先是我不认可人，任何人在我面前我都能挑出毛病，我还特别能识破别人的小伎俩。”2005年，小菁过去的一个男朋友结婚了，娶了一个司令员的女儿。婚礼过后，男孩打电话给小菁，向他描述婚礼的隆重场面，哪些重要人物出席，送了什么样的礼物。“他想用他婚礼的隆重告诉我错过他是一个错误。但是我永远不会觉得这是一个错误。我对这些东西不屑一顾。他在我面前不断地想证明自己。但是一个男人需要用这种东西来证明自己的时候，我看出他的微不足道和他的小来。”小菁说她特别能逼迫一个人，能让他的虚伪和不足在她面前展现出来，而她不露声色。 “所以我很难找到适合我的人。我可以不断地认识新的朋友，在不断取悦别人的过程当中，在让别人喜欢我的过程当中，在认识别人错误的过程当中，获得乐趣，最后不了了之。”小菁说，感情就是一个消费品。 不确定性下的新革命 不确定性，是第四次婚姻革命的最大特征 -顺次：第四次婚姻革命 -标志：婚姻的低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时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 许多专家一致承认，中国式婚姻正在发生变化，但他们很难对这次变化给出一个统一定义，他们最后不约而同地用到一个词语来形容这次变化：不确定性。 在婚姻的门槛前，新的一代内心充满犹豫，他们会说一条人人都知道的原因：时代变了；但他们没有说另一条原因：我们也变了。 晚婚：教育是避孕药 越来越多的父母出现在各种万人相亲大会上，他们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子女仍然在以一种敷衍的态度应付他们对于婚姻的催促，在城市中的许多人已经习惯于现在年轻人在30岁仍然未婚，“前两天我们单位有个新来的同事，才25就结婚了，当时我们大多数人的反应竟然是，怎么这么早婚。”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研究员王跃生说。 数据的记录和人们的直观印象并不一样，王跃生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推测，中国人的平均初婚年龄并没有明显的延后，平均数仍然在女性22-23岁，男性25岁左右，这个数字之所以显得如此年轻，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功不可没。 今天的城市青年很难按照这个数据规划自己的婚姻。“教育是最好的避孕药，”王跃生说，“这是人口学界的一句名言。” 今天，一个出生于1980年前后的年轻人，如果他的人生轨迹没有太超出常规的话，他应该于22岁结束大学教育，然后正式踏入社会。如果他表现优越，能够迅速找到工作，并迅速找到一个女友，两个人都满怀着要赶紧创造条件结婚的美好愿望，那么，他们大概能够在工作4-5年后凑出一套住房的首付，也就是在大约27岁的时候结婚。如果家里的长辈能够提供物质赞助，他们的结婚年龄还能提前一两年。 但事实上，许多人有更多的原因推迟结婚，比如工作的不稳定或者感情的波折都会使他们的结婚年龄推后好几年，而如果没有如此兢兢业业地为自己的结婚大计做准备，一个城市青年很可能就耽搁到30岁以后。 城市女性面临的问题更严重。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会长夏吟兰回忆说，在大约10年前，她的学生中，女生读硕士和博士的比例大约在1/4左右，但现在却占到了60%的比例。“现在想考我的博士的女生，我都会问他们有男朋友没有，没有就赶紧先找一个再来念。” 个人享受VS简约婚姻 中国人的婚姻正在缩小，它所愿意承载的东西越来越少。 “丁克”家庭的出现被认为是新婚姻革命的一大明显信号，它明显颠覆了以往人们对于婚姻的普遍认识——婚姻必须包含生育和养育后代的义务。个人的自我体现在婚姻中被一再地强调，而婚姻的社会化功能却被弱化了。 100年前，康有为说：“男女之事，但以徇人情之欢好。”100年后，《中国式离婚》中的刘东北说：“婚姻法应明确规定，婚姻期限不应超过三年，好了再续三年，不好拉倒。”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陈崇山说：“文化的多元化导致现代人的婚姻伦理观念呈现出标准多样、不确定的特点。”中国人的婚姻伦理观念呈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歧义状态。婚姻伦理观念上的歧义状态，导致在一些道德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人们的婚姻生活出现了波澜。 与道德问题相匹配的是婚姻主角的个性化生活。爱情作为婚姻的基础被强调，显示出现代社会对个体意愿的尊重和保护，这是时代的进步。但爱情作为现代婚姻的基础本身与家庭所要担负的社会职能从根本上并没有自洽关系。今天的城市青年有更多的理由强调他们的独立性，他们有独立的工作和交际圈，由于不希望自己的生活质量下降，他们希望在婚后也保持同样的生活习惯。他们不能容忍那种一直延续到90年代的传统婚姻生活：一旦结婚，两个人就缩进自己的小房子，天天买菜做饭，一天花4个小时以上做家务，有社交活动必须双双出席。 一种简约主义开始在新的家庭中流行，家务被尽量精简，外出吃饭和雇佣小时工省下了大量的家务时间。而一项没法节约时间的家庭工作：照看孩子，被慎重的年轻人一再延后。在个人享受主义与婚姻简约主义并行的年代，“丁克”流行看上去不可避免。 子女的离去与错位 “中国家庭现在已经很难组建起一个由父母和子女组成的完整的核心家庭。从高中毕业以后，子女就前往异地求学，然后是异地就业。这种情况和上世纪80年代完全不同。”王跃生说。 在上世纪80年代，孩子和父母可能一直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孩子就在这个城市接受教育，然后顶替父亲的工作，他们也许就在父母的居所结婚，然后共同生活很长时间。而今天，这种社会生态已经极为罕见。 离开了父母的子女更难在婚姻问题上取得父母的帮助，从住所到帮忙介绍对象，到帮忙抚养下一代，这使他们的婚姻问题更加困难。 同时，随着子女的离去，父母与子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发生了转变。“今天的子女普遍比父母挣得多，而他们的父母因为主要在计划经济时代工作，并没有太多积蓄。于是子女成了‘强势代’，而父母成了‘弱势代’，这是以往的中国家庭中从未出现过的新局面。”王跃生说。 “而在美国，现在60岁左右的父母正是战后黄金一代，他们普遍比较富裕，处于强势地位，于是在美国，出现了家长拿钱扶助孩子结婚生活的情况。”夏吟兰说，她曾经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赴美考察美国人的婚姻家庭状况。 “但是现在，也有一些独生子女的父母开始拿钱为孩子准备结婚。由于独生子女一代尚未完全成长，比起70一代的父母，80一代的父母仍然有优势，于是许多急于看到孩子成婚的父母开始为孩子买房、筹备结婚。”王跃生说。 在上海，刚刚出现了所谓80后“抢婚”的新风气，一些刚刚大学毕业的学生，尚未开始工作，便已开始结婚，结婚的全部行头都由长辈张罗。“你千万别把这种情况看作什么‘婚姻的回归’，”王跃生说，“这是一种新的吃老方式，成家但不立业，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婚姻观念。” “在上世纪80年代农村盛行给孩子盖房子，长辈为孩子准备新房在90年代后也开始在城市盛行，并在住房商业化后成为长辈的一项沉重负担。”王跃生说，“这成了中国人结婚的一大习惯，没有属于自己的住房，好像就没法结婚了。” |
中国人正在面临新的婚姻困境，这不仅仅是一部分新闻所鼓吹的所谓丁克、同性婚姻、或者80后的婚姻困难，这些只是中国婚姻困境中的一小部分。更多的困境存在于社会的根部，因为已经逐渐变成一种常态而使人麻木。
日渐变老的父母辈正在面临婚姻困境，许多婚姻方面的专家都特地提到他们，“70岁以上的老人是我们这个时代被干涉婚姻自由最多的一代人，只是一般人不知道”。
许多老人再婚的目的在于养老，而中国子女普遍对此会进行干预，这一方面是出于财产继承问题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另一种独特的文化，“如果是母亲再婚，许多人会觉得没有面子。”夏吟兰说。第三个原因，则是养老的考虑，唯恐增加负担成为许多人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唯恐让子女丢脸的许多老人选择了一种当下流行的方式：同居。他们的子女很少会到他们的住处，因此，这种偷偷摸摸的关系成了老年人的一种实用办法，而许多年轻人对此一无所知。在步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老年人所占的人口比重将越来越高，这种情况要维持到现在年富力强的一代人老去为止，因此，在可见的几十年之内，这都是中国人面临的一大婚姻困境。
另一个面临婚姻现实困境的广大群体来自城市边缘人农民工，由于在城市缺乏起码的住房条件和子女就学条件，一个农民工的家庭通常分居三处，子女在农村由爷爷辈照看，丈夫和妻子即使在同一个城市工作，也很少有人能租得起房子住在一起。这是上亿中国人要维持很长时间的生活状态，这种状态对夫妻关系和子女的教育问题都带来极大的隐患。农民工面临的另一种状况是文化的割裂，他们的生活圈子，既不属于城市，又不属于乡村，属于从身份到内心都待定的一群人。
婚恋：以法律之名
-顺次：第一次婚姻革命
-标志：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
-时间：1950年，影响至今
2006年9月，适逢毛泽东逝世30周年纪念日，毛主席纪念堂前排了长队。队伍里有一位60岁的妇女，她试图向不大耐烦的孩子解释，为什么他们这一代人对毛泽东有着特殊的好感：“我想，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的妇女解放也会发生，但可能不会那么快来。那样的话，我这辈子可能就赶不上念书识字、自主婚姻。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也就没有能力抚养你们、供你们上学。”
对于那些有着切身经历的妇女来说，那是一件轰轰烈烈的彻底改变她们人生的大事情。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所颁布实施的第一部大法，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实施对于中国社会的变革起到了颠覆性的作用。它第一次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中国婚姻的基本模式，它以法律的形式将中国式婚姻稳固在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的婚姻家庭制度上。人们被动员起来，宣传队深入到每一条街道和每一个乡村，进入每一个家庭，讲解《婚姻法》的要旨，并告诉广大妇女，她们自由了。
“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党，一半的中国妇女还没有解放，这个国家怎么能叫做解放了呢？”《婚姻与家庭》杂志社社长兼总编，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秘书长樊爱国说，她和许多有着同样经历的女性认为，《婚姻法》是一部解放中国妇女的法律。
“《婚姻法》成为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基本法，这并不是偶然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杨大文说，“一方面是出于建国以后改革婚姻家庭制度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早在革命根据地就开始进行婚姻家庭的法制建设，在这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周秦以来，中国实行的是封建主义的婚姻家庭制度，调整婚姻家庭关系以“礼”为主、以“律”为辅。“这种旧的婚姻家庭制度以包办、强迫婚姻、男尊女卑、家长专制、漠视子女的权益等为特征。”杨大文说。
20世纪初，中国开始了婚姻法近代化的尝试。从清朝末年制定的《大清民律草案》一直到民国时于1930年12月通过的《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均企图以法律来取代传统的婚姻家庭制度。在民国时期，上海出现了对西式婚姻的引进尝试。由市长主持的第一起中国集体婚姻，以及中国第一个征婚启事均出现在上海。同时，政府提出提倡一夫一妻制，但在不彻底的思想引导下，很难革除旧的婚姻制度之陋习，中国式婚姻仍然处在延续数千年的形式之下。
中国共产党以其革命意识对中国婚姻制度也进行了革命尝试。1931年底，在江西瑞金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当时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这个法律的颁行是毛泽东签署的。它距离国民党政府的《民法亲属编》施行不过半年左右。“这说明1950年婚姻法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不仅是出于婚姻家庭制度改革的需要，而且过去中国共产党已有这方面的经验。”杨大文说。
1950年《婚姻法》的立法宗旨主要是废除封建主义的婚姻家庭制度，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家庭制度。1950年《婚姻法》颁行以后，当时全国开展了贯彻《婚姻法》运动，并且把1953年3月作为全国贯彻《婚姻法》运动月。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废除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废除包办、强迫婚姻、男尊女卑，破除家长专制、漠视子女利益的旧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的婚姻家庭制度。
“那时刚解放，百业待兴，社会有很宽泛的就业面，工厂、街道，公私合营，都给妇女提供了广泛的就业途径。”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前所长陶春芳说，“解放妇女是革命的事业，谁都不敢反对。”
“直到今天，中国的女权运动都是走在世界前列的。”樊爱国说，“西方国家的女权运动也未必有我们这样彻底。”
一生误尽：84岁离婚
一位84岁的老人，创下了中国离婚案的最高年龄纪录,也造就了一个中国婚姻的非典型个案
她目前还没有离成婚。
“不离了，我死了也觉得不清爽，不甘心哪。”在天津的一家平房式养老院里，年迈体衰的纪爽厚说。
她的祖上大大有名，就是那位乾隆年间的大才子纪晓岚，这份祖上的荣耀并没有在纪爽厚心里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能区别于普通的同龄女子的是，她接受了多年的教育，在她的老家河北文安县一直念到高中毕业。
纪爽厚生于1921年，与她同龄的女子，大都在十五六岁就嫁人了，但纪爽厚到了20岁还没有嫁掉。
“那时候不太平啊，日本人占据了县城，年年都是战乱。”纪爽厚说。为了解决自己的出路问题，有一个相对安定的生活，她于1945年，也就是日本投降那一年，来到北京，做了一名小学教师，她热爱这份工作，一直在同一所小学教书到退休。
在家乡就已经耽搁了不少青春年华，来到北京后，她的亲戚朋友同事纷纷给她介绍对象，但另一种情况让她觉得不安：“那时候，有不少进城的人，他们在家乡已经有了一个老婆，但是隐瞒着，在城里另外再找一个老婆，这种情况相当普遍。”
直到1957年，纪爽厚的母亲做主，给他说定一门亲事，对方姓田，和纪家一样也算是世家。田先生已经是二婚了，但是因为纪爽厚耽搁的时日已经太多，纪家也就没有计较了。
“我姑姑的婚姻就这么一直凑合着，她是那种现在难得一见的旧式婚姻。在别人的家里，她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主，就是伺候别人的。”纪爽厚的侄女纪传军说。
婚后，纪爽厚知道了田先生的脾气不好，而且不能生育。很快她也找到了逃避的方法，一旦在家里受了气，就搬到学校的宿舍里住，直到退休。学校成了她的避风港，“学校里的每个人都对我好，不像外面的世界那么复杂”。
在漫长的40年婚姻里，纪爽厚从来没有想过离婚。“工作的时候，你要注意对孩子们的影响啊，女同志离婚，在单位上影响多不好。”
在暮年的时候，一件偶发的事故成了纪爽厚离婚的导火索。2004年，她在家里严重跌伤了，对于她这样年纪的人来说，这样的伤病很难痊愈，而且治起来相当费钱。“花了五六万元钱后，他就嫌我了，说我活着费钱。”
在跌伤住院几个月后，纪爽厚有一次发现工资本上的钱数变多了，怕单位发错了，去银行查账。银行的工作人员告诉她，她输入的密码不对，纪爽厚傻眼了。
“以前我们工作的时候，我挣得一直比他多，工资收入都给他管，所有家务活都是我做，他觉得我还有用处，现在生活不能自理了，就没用了。”纪爽厚说。
“她现在要求离婚，不能算是真正觉悟，只能说是为了争个生存权。”纪传军说。从老人病重后，现在是她和几个姐妹在联合照顾姑姑。
纪爽厚于2005年提出离婚，先后开庭4次，法院作出若干判决，第一次判决，因为纪爽厚拿不出结婚证，因此，法院认为，不能证明她和当事人有婚姻关系。“证件都在他手里，他就是怕我分割财产，故意不给法院。”
当有了街道办出示的户籍证明后，法院认为，不能判定他们夫妻感情破裂。“法院这是歧视老年人离婚，法官曾经当着我的面说，都这么大年纪了，还离什么婚。”纪传军说。
官司打到上一级法院。法院决定让两位老人回到一起看看是否还能复合。2006年4月，纪爽厚回到家里后，她同意在撤诉书上签名，并写下一份放弃财产分割的家庭协议。20天过后，她又回到了养老院，她所签署的撤诉书让她失去了上诉离婚的权利。“但是那不是我本意啊，那是别人非得让我签的呀。我还是想离婚，还有办法不？”她很焦急地问她的侄女。
根据法律的规定，纪爽厚还能提起申诉，但她面临的现实问题是，从天津到北京，她的体力已经无法胜任这样一趟旅行，以及如此复杂的程序。关于她的离婚，还是一个现实性难题。
请问，对方是什么出身？
当政治成为婚姻的度量衡，婚姻往往沦落为政治的附庸和筹码
-顺次：第二次婚姻革命
-标志：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等运动
-时间：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
革命的来临并没有披着节日的盛装，倒像个风尘仆仆的士兵，或者像个外科医生，翻耕了几千年来发霉的生活习惯的底层”。巴乌斯托斯基的这段话，成为许多人的上世纪跨越50～60~70三个年代的记忆。以革命的名义，人们不断地按照要求对自己的生活进行革命的翻耕，政治运动纷至沓来。在《婚姻法》之外，中国人对于婚姻有了一个新的度量：讲政治。在婚姻登记制度外，又多了一个政治审查制度。
不同时代的政治有它自己独特的度量衡，在1953年，如果你家里还有女性没有出去工作，那说明你就是守旧的，不革命的。到了1956年，如果你还有属于私人的生产资料，没有入高级社，那你也是腐朽的、不求进步的。每一个人都必须证明他是革命的，否则，他将失去就业、结婚、居住等基本权利。政治颠覆了《婚姻法》中“婚姻自由”的基本条款，成为人们在某一特殊时期所考虑的第一要素。在今天看来，这是荒诞和不可理解的。
“从解放以后，我们的婚姻生活是与政治上的发展相结合的。为什么那么多人强调讲政治呢？因为当时的政治包含着品格，政治和品格是一致的。”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陶春芳说，“因此，当你选择了一个政治上有保障的人，就几乎可以肯定他的品格也有保障。一个政治先进的人，意味着具有工作上进、品德高尚、热心助人等优良品性，这是组织给你鉴定过的。”
但是，随着政治运动日益走向疯狂，这种对婚姻的政治审查日益变味。在政治高度介入生活的年代里，每一个人的档案第一页都必须填上“家庭成分”，出身的“高低”成为验证你是否可靠的重要标准，这一栏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失去意义。
“文革对于婚姻的摧残，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在政治运动中，夫妻可能被分为敌对的两派；另一方面是下放劳改中，如果夫妻不在一个单位，很可能被派到不同的地区，人为造成大量夫妻的两地分居和子女教育的荒废。找对象必须看出身，出身不好的青年终身都受影响。”陶春芳说。
你不是我们的同志，就是我们的敌人，当这种敌我关系被引用到婚姻家庭生活中，夫妻父子至亲之间可能一夜反目成为阶级敌人，政治运动的风潮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彻底提防和不信任，导致了许多夫妻的反目成仇和家庭破裂。“事实上，婚姻在那个年代已经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婚姻与家庭》杂志社社长兼总编、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秘书长樊爱国说。
政治运动对婚姻生活的畸形影响，余音一直到70年代末期。在1978年要求重新修订《婚姻法》的各种提案上，许多人大代表提出，这是拨乱反正、让中国恢复正常的婚姻家庭生活的需要。当时间进入80年代，中国人用了很长时间来凭吊那逝去的青春、亲情和爱情，一时间“伤痕文学”风行。而仅仅过去20年，但今天的年青一代看起来已经近乎荒诞。
1951年的包办事件
以革命的名义，8000个上了天山的湘女的人生大事成了共和国的包办事件
这是中国婚姻史中隐秘的一页，它未见记载于任何正史之中，仅有的非正式记载往往语焉不详，读起来更像一个民间传说。
1949年底，新疆和平解放后，共和国的决策者们命令驻疆20万官兵垦荒屯田，扎根新疆，以达到长治久安的战略目的。但在地广人稀的边疆，20万驻军的婚姻问题难以得到解决。从1949年到1954年，新疆军区以“建设边疆”的口号，从湖南、山东、四川等地征召了4万多名女兵入伍，在征兵的时候，隐瞒了征召女兵的目的。在入伍后，女兵们不仅要面临恶劣的自然条件，从一穷二白中开创出一个能够适宜人的生存环境，还很快面临着组织包办婚姻的难题。
军旅作家卢一萍用了5年的时间，走访了上百位健在的湘女，并尽量保持了原叙述者的话语，最终写成《八千湘女上天山》，而对照虚构的作品与真实的人生，你会发现真实的人生总是充满无奈的波澜不兴。
一段被忽略的历史
“在过去，我们总是听说，她们怀着建设新疆的热情来到这边土地，扎根新疆，奉献了一生。但是关于女兵的历史，在新疆军区的史志上没有记载，在我所搜集到的师、团史志中，大多只有‘某某年，多少名湖南女兵到我师’这样一句话的记载。关于招收湘女到新疆的目的，没有任何记录。”卢一萍说。
关于湘女的这段经历，从90年代初期就偶尔有作品涉及，但关于他们的感情婚姻经历被回避了，似乎这是历史“难为情”的一章。
而在当时，这是部队里的热门话题，各兵团首长在谈话时，都要谈到积极解决战士们的婚姻问题。当时担任二军政委的王恩茂，1950年在二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有这么一段：“关于婚姻问题，彭(德怀)司令员说从口里动员女同志到新疆来，并且在西安、兰州、酒泉、哈密设站。家里有老婆的，可以送到西安；家里订了婚的可以送来；家里既没有结婚又没有订婚的，你家里父母亲戚能给你订一个也可以送来……一方面组织上帮助想办法，一方面是自己想办法。”
当时的新疆20万驻军，除了师以上干部多数已婚外，其他干部和战士，除了个别在入伍前在家乡结了婚外，绝大多数尚未婚配，而且年龄已经到了20多将近30岁，这在当时是很大的年龄了。
为了“批量”地解决官兵的婚姻问题，当时的军区司令王震于1950年初秋，亲自给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写信，请他们大力协助。王首道、黄克诚对新疆军区招聘团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把营盘街的一栋楼拨出来，作招聘团办事处，还在《新湖南报》上不断刊登消息报道，动员女青年参军。因为报上说到新疆后可以进俄文学校、可以当纺织女工、当拖拉机手，而没有提“婚配”的事，而且在招兵条件里写着“家庭条件不限”，对一些家庭成分高的女青年来说有较大的吸引力，她们普遍把这看作参加革命、融入新生活的一个途径。从1951年开始招收到的十多批湖南女兵，多数都是有文化的湖南妹子。
除此之外，王震还向陈毅伸手要了战争时期留下来的2000人女兵队伍，并指示到山东老区去征兵，把一些战争时期失去丈夫的寡妇也征召入伍。除此之外，还在上海征召了900多名改造过的妓女入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