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住在华盛顿的一个送货小子德米特里,以一种最简单的方式达到了表现自己的目的。他随处涂写自己的绰号“Taki183”,这个举动不仅使自己登上了1971年的《纽约时报》,也使涂鸦(GRAFFITTI),这个来自希腊文“书写”与意大利文“刮痕”的俚语成了一个艺术名词,街头涂鸦就此开始。涂鸦内容包括文字、卡通人物、政治口号,乃至宗教与神怪形象。后来,涂鸦者的画布渐渐从街角墙壁、地下铁、火车扩展到海报、广告、服装、鞋、帽子、玩具、电视台、游戏厅等。随着网络的出现,电脑屏幕变成了更加流行的涂鸦场地。
北京涂鸦最集中的地方,是新街口百花深处胡同、五道口轻轨站旁、天坛东门、798艺术区、三里屯地下停车场、北服门口樱花小巷以及人大附近的奥运墙。天然的涂鸦场所总是城市疏于管理的地方。
北京做过800年的都城,规矩是城市的底色。涂鸦的出现,是在规矩遭到改变的时候,上世纪90年代早期,随着新一轮经济发展大潮流的出现,北京也开始了新一轮的大拆大建,这时候原来管理严密的胡同体系开始衰落、拆除,代之而起的是新楼群和社区,保安威严地站立在门口,有效地阻止了涂鸦的出现,而公共机构的管理依旧严格,也让涂鸦者无从下手。反倒是胡同,让最早一批涂鸦者可以一展身手。这一时期建成的众多道路的附属设施,诸如天桥、高架桥以及拆迁房,也是涂鸦的空间。
1995年张大力的涂鸦创作,就附着在这些城市中的荒僻之处。他之外,更多的玩家是在城市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一代,与张大力不同,他们从小接触到的音乐、滑板文化以及外国杂志促使他们开始了自己的涂鸦之路。最初的涂鸦之所总是涂鸦者的家庭、学校所在的楼道、墙壁。实际上,在喷涂涂鸦这一形式传入之前,孩子们就喜欢用粉笔、煤块在墙壁上进行表达,“某某是大坏蛋”传递的信息明确而强烈。
在二环以内,只有一个百花深处胡同,因为这里有录音棚,有滑板店,有众多乐器店,小小的胡同得以容纳下涂鸦。五道口是打口青年淘盘的胜地,798艺术区则是新兴的艺术社会,这都是涂鸦者得以发挥的场所。当然,在各个大学附近,年轻人也会找到表达的出口,诸如北服门口的樱花小巷。另外,还有特殊的两处:一是三里屯3.3服饰大厦的地下停车场,这主要是商业力量策划的;另一处则是人大附近的奥运墙,这是公共部门的新潮宣传手段,在他们允许下,涂鸦得以出现在管理最严密的建筑中心地段。
但是涂鸦者除了不断寻找新的空白墙壁,也可以在同一面墙壁上展开故事:除了直接填充,还有覆盖、修改和更新,还有不断粉刷和创作的变化。即使一面墙上已经有涂鸦,后来者也可以进行修改或者添加,造成一个新图形。也有人直接覆盖旧涂鸦,重新赋予自己的标记。
不过,街头已经不是涂鸦的惟一出口,随着青年消费文化的成长,许多涂鸦设计师的图案出现在服装、运动鞋等商品上,也有一部分涂鸦创作者走上职业艺术家道路,从街头转向美术馆、收藏家的墙面以及纸上,现在,还出现了“网络涂鸦”。涂鸦的空间在从建筑向商品转移,这让那些最激烈的街头主义者感到沮丧。
调查
涂鸦之旅,从街头到艺术
“上次还是去年冬天去涂鸦的,把手都冻坏了”,“猪头”(网名)已经一个学期没有去涂鸦了,他正为高考前的模拟考试忙碌,所以,也不知道著名的涂鸦地———新街口百花深处胡同的墙面再次让居委会粉刷了一遍,以前那些五颜六色的图案再次消失了。
“猪头”从高一开始涂鸦,在自己家楼道里画,“刚开始只是觉得视觉冲击很强,加上小时候喜欢绘画,所以开始了涂鸦。后来开始玩滑板,认识好多人,其中有玩涂鸦的,慢慢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街头涂鸦”。他说自己只是涂鸦大海中的一滴水,“最佩服的是0528,他的作品太强了!”
荒芜之处的涂鸦
0528是李球球的涂鸦签名,他是北京比较早的涂鸦玩家,已经有十年的涂鸦经历,现在开设有一家滑板店。和纽约一样,北京的涂鸦也是和青年亚文化结合在一起的,大多数涂鸦者也喜欢漫画、喜欢玩滑板,他们的圈子和摇滚、街舞、滑板玩家的圈子有许多交集,经常是在卡口店、摇滚演出俱乐部或者滑板店相识,在夜晚聚会的时候才兴奋起来。李球球开始涂鸦时,是在家的周围以及学校,都是在小旮旯里的小幅面创作,之后逐渐到附近的地下通道、立交桥下,北京众多拆迁的旧房子,也是他练手的地方。
他们要防备的是爱管闲事的居委会大妈等,“去街头涂鸦,最重要的是选好地方,等人少的时候去,一般是夜里”。北京涂鸦最多的地方,往往也是社会控制相对松弛、青年亚文化资源相对集中的区域。新街口南大街上的百花深处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胡同,有北京最早创建的几个录音棚之一,是许多摇滚、朋克歌手的聚集地,新街口附近也有众多乐器商店。胡同口南侧是北京音响器材厂的一栋老楼房,朝向胡同的一面是楼的背面,所以涂鸦者的创作并没有引起强烈反感。五道口最早的涂鸦出现在嚎叫俱乐部的门面上。而798艺术区,则是北京当代艺术家和画廊聚集的地区,因此那里出现众多夸张的涂鸦并不奇怪。
涂鸦者会主动寻找荒芜的墙面创作,去年,有人叫李球球去五道口城铁边上的围墙涂鸦,那里属于三不管的地方,他和朋友可以尽情书写。但是在居民密集的胡同,涂鸦者的行动就受到很多限制。他们俗称的“扫街”一般都是白天大致看好地方,到晚上边走边喷。当然,涂鸦者经常要和居委会等玩捉迷藏,““这种游戏也是涂鸦有意思的地方,有时候我们晚上涂鸦,第二天去看已经刷了一遍,没有了”。
从街头到商业空间的路径
更有名的是满大街喷人头的艺术家张大力。他在上世纪80年代就是以现代水墨画为创作方向的职业艺术家,90年代初旅居意大利期间,他感到创作灵感枯竭,就想搞涂鸦,在波罗尼亚街头开始画“大人头”。1995年回到北京后,张大力继续在街道、立交桥下、公共厕所墙壁上、拆迁房上用罐装喷漆画大头像,一个有着大下巴的光头,冷冷张望着北京的拆迁、建造和街头上演的悲喜剧。最早的观者对这个反应相当激烈,有媒体认为这些莫名其妙的头像破坏了市民的生活环境,还有人上门要他解释“捣乱”目的。
张大力把这个系列创作命名为《对话》,想通过这样一个符号,与人们进行一种交流,后来还发展成为图片装置,有民工还有张大力本人现场参与的行为艺术活动。不过在街头涂鸦玩家圈子里,似乎对张颇有微词。张的涂鸦是有强烈控制意识的创作计划,他的涂鸦照片最终都会进入画廊展览,出现在市场上。和美国的涂鸦艺术家哈林、巴斯奎特不同的是,张首先已经是一个职业艺术家,然后有意展开一段涂鸦创作,而哈林、巴斯奎特是在街头涂鸦中脱颖而出,进入主流画廊的。
李球球也曾受画廊邀请去涂鸦,此外,耐克、阿迪达斯这样的运动品牌也会组织涂鸦大赛或表演。他也参与了三里屯北街3.3服饰大厦地下车库的涂鸦活动,这是开发公司和策划公司主动邀约的创作,是大厦整体形象推广计划的一部分。负责策划的邹凯鹏说,这里的主要消费者是时髦青年,因此组织了创作活动,“颜料等材料费用都是公司出的,邀请涂鸦高手来创作。对主题我们没有特别的要求,只要不色情、不违法就行”。
邹凯鹏认为,国内并没有真正的街头文化,“因为我们的社会管理更严密,给的空间很小”。不过,现在社会上对于涂鸦的接受程度也比几年前宽容了。2005年11月,在有关部门的组织下,一批艺术院校学生在海淀区人民大学南路集体为奥运涂鸦,这面730米长的“北京之墙”号称国内最长的一段涂鸦艺术墙。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参加涂鸦活动的人选是事前安排好的,涂鸦方案也经过事先审核,即使有一个涂鸦者即兴画出的一副人体骨架图案,也被最终改掉了。北服门口樱花小巷的路墙上的个人涂鸦,也被该校的集体创作的“2008迎奥运”取代,失去街头涂鸦的野气,而和国内有悠久传统的标语宣传衔接起来,以至有人怀疑这是否属于“涂鸦”的范围。
涂鸦的地点变奏曲
三里屯3 . 3服饰大厦 这里地下停车场的涂鸦很接近国外的HIP-HOP风格,商业策划是它的新出口。
798艺术区 这里的涂鸦创作,附属于新兴的艺术社会。
北服门口樱花小巷 这里路墙上的个人涂鸦,被奥运主题所取代,已经失去街头涂鸦的野气。
海外观“鸦”
纽约的疯狂涂鸦
4月初我去纽约PS1(当代艺术馆MOMA所属)看展览,没想到是休息日,于是无聊地张望四方,准备去曼哈顿查尔斯画廊区转转。这时,我看到PS1对面街上的房子有涂鸦,画得不是很有冲击力,上次来纽约时我也看到过,但没近看,在如此无聊的时刻,我走近那面墙。
它的后边是一个停车厂,当然又涂得满满的,这里才是“涂鸦城”的入口。我到世界各地旅行,无论是在飞驰的“欧洲之星”上,还是在鹿特丹的小学空地上,以及横滨樱木町的高架铁路围墙上,凡是看到涂鸦,我都会用最快的速度记录下来,也高价买过那些有关涂鸦的书。虽然多次来过纽约,但是看到如此壮观、如此集中的涂鸦,还是首次。
我所说的这个超级规模的涂鸦宝库,实际上是曼哈顿东边一个工厂密集的制造基地,这座有5层高的建筑物是一座厂房,里面在正常工作,然而它的外边全部被涂鸦所包裹着,所涂的面积和被涂的物体都非常让人惊奇。涂鸦者无所不涂,包括垃圾桶、放在过道角落里面的折叠梯、高出地面的土坡侧面、电梯的门等等。
涂鸦(graffiti)是让城市的行政当局头痛多年的现象,当局一般都会花很多钱去清理那些让通行者尴尬的涂鸦,有些人因被当做非法破坏罪起诉,然而在非法还是合法问题上进行多年的斗争之后,涂鸦者终于获得了公民权。
现在已经出版了许多关于涂鸦的画册和研究著作,涂鸦艺术已经进入美术馆这种艺术的殿堂,去年日本水户艺术馆就举办了大型涂鸦艺术展览,从世界各地邀请了多名艺术家到水户去涂鸦,那是一个涂鸦者的盛会。
然而作为批评者,我还是认为涂鸦有它自己的生态环境,即那些城市中不那么高雅的地区,有的甚至是废墟,在这样的地区,涂鸦者才有发泄的欲望,把涂鸦者纳入艺术家的行列并没有什么意思,那只是现代艺术寻找自己出口的需要。而涂鸦者是把涂鸦的行为作为“寻找生命的出口”,作为一种痛快,这有很大的不同。
荷兰建筑家雷姆·库哈斯不久前,对英国工党对地方社区反社会的种种措施不得当,进行过激烈的批评,他在一次演讲中放映了政府当局将墙上的涂鸦作品进行清理的现场图片,他说:“我们是否需要如此排外?人们生活在一起有必要这么干预吗?”这是对公共行政过多干涉公共空间的批评。
荷兰设计家做得非常杰出,他们早已从涂鸦中发现新的美学,并将它衍生为新的空间设计。然而,中国的涂鸦却没有那么精彩,缺少原创造力,就象霹雳舞的原创不是来自中国一样,这是从国内的涂鸦中获得的直觉。
□方振宁(艺术评论家)
众口“涂鸦”
涂鸦的载体是多元化的
漫画人、实物涂鸦者十九番:涂鸦就是一种个人放纵
对我们画画的人来说,能卖钱的就是设计,卖不了钱的就是涂鸦。可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东西都挂着涂鸦的名头,就连超女纪敏佳的新歌都叫《涂鸦》,却唱着一种偶像和“粉丝”约定好的通俗,其实涂鸦和摇滚一样,是个人放纵。
当然,涂鸦也可以很商业化,那不是因为它的画,而是因为画的载体。无论是街头涂鸦还是物品涂鸦,涂鸦的内容从来不是主要话题,而涂鸦的载体,比如一段雪白的墙壁、一双型酷的波鞋,这才是商业涂鸦的重点,所有的“天马行空”都必须在这块既定的“天空”里乖乖就范。在很多商业外衣的包装下,涂鸦正在逐渐长大成型。
曾经的街头涂鸦者李崎:涂鸦精神并不受限于载体
1995年,哈韩哈日风潮进入中国,带来了街头文化和HIP-HOP热潮。HIP-HOP文化有五个重要的元素,服饰、街舞、DJ、MC和涂鸦。涂鸦被很多人比喻为城市的“牛皮癣”,和小广告统称一类。
其实在国外,涂鸦是专门的艺术,一些画廊开始专门展示涂鸦艺术家的作品,在美国,涂鸦绘画已成为纽约画派最流行的一种绘画风格。越来越多的服饰品牌把涂鸦的风景、人物涂抹在身体和衣服上。如今,涂鸦并不限于街头或是地铁,网络成为了新一代涂鸦者的新画布,涂鸦精神并不受限于载体。现在的涂鸦与商业联系非常紧密,涂鸦中包含了更多时尚、娱乐和游戏元素。
部分供图/方振宁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