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
 
　　在市场经济体制推行10多年后，曾经很少的“飘一族”逐渐壮大为城市主流人群中的大多数，而这个国家因此正在形成“蒲公英社会”：整整这代人，飘在城市，心无所属，他们能做的是，把种子留下，指望下一代生根发芽

　　飘十年：落地未生根
 
　　大约10年前，他们选择了“飘”的生活，10年后，无论富有还是贫穷，他们几乎无法在所飘的城市里找到心灵之根。那么，何处是归途

　　★ 本刊记者/何晓鹏 孙展

　　张然：此地仍是他乡

　　“那是一张戴眼镜的脸，画得很粗糙”，张然指着他那辆帕萨特的座椅后背说，这是他那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留下的杰作，原因是张然拒绝给他买PSP(电子游戏机)。

　　“我儿子比我滋润多了，今天他和他姥姥姥爷去怀柔看梨花去了。”张然很羡慕儿子的生活，来北京12年了，尽管已经娶妻生子，有房有车，但他依然觉得自己是个外乡人。

　　1993年，张然毕业于辽宁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后被分配到辽阳市政府机关工作，开始了“托儿所”般的日子。1994年春节刚过，张然辞掉工作，独自一人带着3000块钱到了北京。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在一家电脑公司做市场。

　　从市场专员到经理助理，再到市场部经理，张然用了两年。不久，张然辞掉工作，在中关村租了两个柜台开始卖电脑。现在的他是一家著名品牌笔记本电脑的金牌代理商和某品牌液晶显示器的中国区一级代理商。

　　尽管在这个城市里，有张然全部的事业，但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属于这个城市的。

　　“生活中很多事情都在提醒你是外乡人。”张然在注册成立公司时，因为要求注册人必须是北京户口，他只好通过朋友找了一个北京人合伙，“因为不了解，开始时常担心对方会卷款走人。”

　　“我去买房子，售楼小姐礼貌地问我是不是北京人，我说不是。她告诉我，外地人在北京买房必须申请外地人在京购房通知书，首付必须是北京人的两倍，并且银行只能向我提供为期15年的贷款。”张然说，从那以后，他决定找对象一定要找个有北京户口的。

　　现在张然在北京拥有了自己的家，妻子是那种父母都在北京的北京人。因为这，张然的孩子念书也省去了很多麻烦。

　　但张然仍然有极强烈的漂泊感，他说“在北京我永远不会有家的感觉。对我来说，父母所在的辽阳是我更牵挂的地方，尽管一年也回去不了几次，但经常想起它时就觉得踏实。总觉得无论到什么时候，哪怕没有任何地方去了，那里还有一个家在等着我。”但张然觉得他这辈子都不太可能再回老家了，毕竟这里有他的妻子孩子，也有他的事业。

　　“现在我也说不上自己到底是哪儿的人，即便给我个北京身份证也找不到归属感。”但张然的儿子从来没有这样的困惑，“从来没想过自己是哪里人的问题，他觉得自己就是北京人”，儿子已经在北京生根发芽了。

　　胡吗个：尘埃还未落定

　　33岁的胡吗个已经在北京买了房子，这是他飘荡了8年之后的事情。1995年夏天来到北京时，胡吗个随身只带了两样东西：一床被子和一把吉他。那时候，他是华中师范大学地理系的毕业生，他们班中，他是惟一一个放弃户口和档案走出体制的人。

　　许多年过去了，分配在北京当老师的同学们聚会时还会关心胡吗个：不要忘了给自己买保险。这总让他觉得语境不对。“我还和从前差不多，但他们已经有了老教师的样子。”彼此已经找不到太多的共同话题。

　　刚到北京的胡吗个居无定所，一段时间居住在清华北门附近的农民出租房里写着自己的音乐，累的时候对着夕阳发呆。“不是害怕艰苦，就是觉得没有未来，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对不对。”在那里，胡吗个写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名字叫《人人都有一个小板凳，我的不带入21世纪》。

　　作为“飘一代”的典型，胡吗个曾经被广州《新周刊》写进了杂志里，那是2000年的事情；此前的他已经短期做过诸如代课老师、书店店员、广告公司策划等职业。1999年，胡吗个的专辑被一家唱片公司看中，并顺利出版， 随后他和几个朋友合伙创办了一个网站，并顺利地拉来了风险投资，日子看上去要变得好起来。尽管如此，胡吗个还总有一种虚幻的感觉，“走在金融街，每个人都是行色匆匆，掏出的名片写满了各种吓人的头衔，看上去普普通通的人都是身价百万。”不久之后，互联网泡沫粉碎，胡吗个又回到了失业的状态。很长一段时间，他只是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想着日后到底该怎么办。

　　胡吗个用了很久的时间才恢复过来。现在他已经是一家音乐网站的艺术总监，有着一份还不错的薪水，结了婚，并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在他已经不太需要出名的时候，2005年担任“超女”节目的评委让他一夜之间暴得大名。而比起十年前的狂热，胡吗个已经变得平和许多，现在，互联网成为了他的职业，音乐变成了爱好。

　　这个离乡十年的人还保持着每年春节回家的习惯。一次回家，火车上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人，很多孩子被大人抱着挤缩在车厢的一角，孩子哭闹的时候，就被喂上一口方便面，或是灌上一口矿泉水。看到这些孩子，想到他们日后一样会长大，一样会娶嫁生子，胡吗个突然动了也要一个孩子的念头，“年轻的时候可以无所顾忌地去闯荡，但是年龄越大，就会越感觉到身上的责任。”

　　飘荡十年之后，胡吗个曾一度产生了回到家乡生活的冲动，因为“那里的网费比北京便宜”，资讯对于家乡的小山村也不再是太大的问题。但几经考量，胡吗个还没有舍得离开北京，“这里有我所有的朋友，也实现了我最初的梦想。”他说。

　　孙薇：热闹仅是烟花

　　10年前的1996年，家在沈阳的孙薇毕业于上海大学中文系。像很多同学一样，孙薇来到北京加入“北漂”行列。

　　开始时，她住在红庙附近的一个地下室里，月租150元。托朋友介绍，在一家图书公司做编辑。

　　因为在地下室，BP机收不到信号，下班后别人基本联系不到她。“那时同事以为我晚上要看稿子，所以把BP机关掉了。结果大家还夸我勤奋，呵呵。”

　　收入增加之后孙薇第一件事就是从地下转移到地上。但为省钱她住到了离市区很远的通州。经常天不亮就要起床，一天近4个小时在路上。

　　一次单位开会，要求9点到。结果直到9点一刻她才到。

　　会后主任问：你住哪啊？几点起床的？

　　孙薇说：我住通州，6点半就出门了，唉，堵车。

　　主编说：你还不如住天津呢，坐火车不到俩小时就到了。

　　孙薇最大的梦想就是能买个房子，然后找个男朋友嫁了。后来，男朋友找到了，也是跟她一样的“北漂”，但房子只不过是由一个人的梦想变成了两个人的。

　　“那时我们两个的工资，就算不吃不喝也供不起一个四环以内的房子，而且我们的工作都不稳定。”孙薇在北京的6年里，工作换了7次，“每换一个工作就要换一个住处，找房子、搬家把我折腾得要死。”俗话说“穷搬家”，每搬一次家孙薇就扔一些东西，几年后当她回沈阳的时全部家当竟只有一只皮箱。

　　孙薇在大学毕业时，家里人已经为她在辽宁省图书馆联系好了工作，但一心想去北京的她放弃了那份别人眼里的美差。

　　6年的“北漂”后，孙薇开始适应北京的快节奏生活。闲暇时，她也会跟朋友泡泡酒吧、逛逛书店、看看画展，到潘家园淘淘宝贝。但随着时间飞快地过去，孙薇想在北京有番作为的雄心壮志也不断被磨灭。

　　“几年之后发现自己还是一无所有，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混出头。特别泄气。”孙薇在与同是来自于沈阳的男友交往两年后，在家里人的催促下，于2002年春节前告别了“北漂”生活，回了家，在位于沈阳东陵区丰乐二街的东北摩托车市场，接手了一间摩托车配件商店。

　　孙薇说，无论选择哪里，其实就是希望自己活得更好，如今的生活虽然不如她北京时的富有激情，但丰厚的家庭收入和在当地众多的亲戚朋友让她觉得生活得舒适、充实。

　　“尤其是这些亲戚朋友的走动和关怀，这种感觉我在北京是无法拥有的……在北京时我有很多同事，认识很多朋友，但那种热闹不过是烟花般的一瞬，更多的还是寂寞。” 
 
 
　　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李炜博士的理解，“漂”一族是依靠专业技能在异地谋生的人，这些人有一定的文化底蕴。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也多为艺术工作、管理工作、专业领域等。

　　当然这个跟知识阶层有一定关联的词特指的还是90年代前期开始出现的人群，几年之后开始大行其道。如果不考虑这个时代背景，那毛泽东、鲁迅等人都是“北漂”。

　　“漂”是分流派的，现在能够把一把辛酸漂流史汇聚得成卷成策的大概还是三大家族——北漂、沪漂、粤漂。汇聚大量资源的城市始终是漂的方向，这也是人口流动的动因。资源多少区分了城市的好坏，捆绑人们几十年的户口只有在这些“好”城市里才有价值，它成了阻碍人口流动的最后壁垒。

　　中国早在先秦时就开始把人民固着于土地上，这是为了适应农耕社会的发展，在古代，除了学子和行商，很少有人离开自己的故乡。离土离乡也就意味着失去了生存的根本。民国时一度松动的人口流动，在1950年代户籍制度实行后戛然而止。

　　人想动，又动不了，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期盼，这种都市情结很少有机会能够解开，惟一的渠道就是高考恢复后的分配。

　　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毕业生分配制度的废止是漂一代肇始的土壤。这群在1990年代中期前后毕业的大学生们心中还自矜着“天之骄子”的身份，毕业后的工作安排却是满目苍茫，要么是去了不合意的地方，要么是找了不称心的工作。

　　最终挣扎着摆脱了可以衣食无忧的熟人网络，一卷行李一个梦奔向了大都市。

　　作为新的城市移民，他们有着强烈的成功动机，没有人脉、没有父母可以依赖，没有退路，移民人群要比他周围的人更加勤奋、努力。

　　“我能找人帮忙。”这句在熟人社会中常可听到的话在这个群体中声音小了很多。

　　这些身在异乡的人更需要心理上的慰藉，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异性合租、闪婚、一夜情等；也因为他们处在城乡间的夹缝里，可以看到周末夫妻、不礼而婚、同居经年而不婚的状况的增多；伴随着漂一族的壮大，越来越多的老人从外地来到城市，寄居老人、空巢家庭也在增多。

　　漂一代尽管实现了前人的城市梦，但他们心理的郁结更多，对他们而言，自己就像一个四处飘散的蒲公英，即便落地之后，也脱不去那种漂泊的心境。

　　这种移民心态注定要伴随终生，落地扎根的只能是下一代。

　　中国新闻周刊：都说“漂”的这代人没有根，为什么会这样？

　　李炜(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这是一种移民心态，不仅是“漂”这群人，凡是从一个地方移居到另一个地方生存的人都有，而且常常不只一代人，可能要很长时间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包括我在内，我是毕业后国家分配到这个城市里工作的，在北京生活20多年了，我依然觉得我的圈子很窄，而且这圈子里没有亲属网络，都是自己在社会上交往结识的朋友、同学，这张人脉网是很薄的。

　　周大鸣(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都市人类学教授)：乡土社会、熟人社会开始解体，传统血缘、地缘关系被后天一些变化的社会网络取代，在一种剧烈的变动期，人们普遍会产生不安定感。

　　中国新闻周刊：你们这样移居到一个城市很久的人有归属感吗？

　　李炜：我到目前为止依然不认同我是北京人，但我也很难说是老家的人，乡音没有了，也不会回去了。

　　周大鸣：很难说，我1982年大学毕业留在广州，但是现在还认为自己是湖南人，但我的孩子已经更认同广州，他已经听不懂湖南话，但会说广东话。

　　中国新闻周刊：怎样才算有了根？

　　李炜：这也很复杂。简单说，我在大学毕业时，寝室里作过一个讨论。有个同学说：我这下落户到北京，总算成北京人了。另一个同学说：我可没有觉得我是北京人，我儿子才会是北京人。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解释：什么时候我儿子能用我的关系在这儿给他办事儿了，那个时候他就是北京人了，我没有这个资源，我在这儿没爹没妈，没得靠。

　　中国新闻周刊：“漂”就意味着根的断裂吗？

　　李炜：“根”是在农耕时代的大家族定居文化下产生的。在西方国家工业化时，他们的学者很早就提出，大规模的城市化最终在人际关系上就是造成传统大家族的肢解。比如我们现在毕业之后的求职，工业化社会是让你跟着资源走，来到资源汇聚的新城市后，你自然淡漠了和家乡那个大家族在生活上的联系。

　　工业社会构建核心家庭，而且工业社会的离婚率很高，因为跟流动变迁有关系。很多大学生谈着谈着恋爱到毕业时就分了，因为各奔各的资源。传统社会这种情况就非常少。

　　周大鸣：社会的发展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流动性的增强，这种流动有空间上的流动，比如移民，有职业之间的流动，也有社会阶层的流动。总体来说，社会越发达，流动性越大。流动带来信息量的增加，同时产生一系列新的现象，比如同居的增加、婚育越来越晚、新型邻里关系的建立等等，在变化中，各种意外就比较多，与传统的环境联系也越来越少。

　　中国新闻周刊：这种断裂在文化传承上会有什么影响？

　　李炜:“漂”的这群人是缔造都市文化多样性的一个主要因素。从某个角度讲，因为这些人是异地来的，他们会为城市带来文化的多样性、异质性。

　　传统文化在这种背景下慢慢也会淡漠，比如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伦理，它是靠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才能不断强化，言传身教之后才能传递，父母生病，你服侍在旁才会让父母觉得孝顺，你的下一辈才会照样去学。你在空间上离开了，传递自然就减弱了。

　　中国新闻周刊：对中国的城市化，“漂”这群人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李炜：对于城市化，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含义，目前中国基本上还是围绕着二产、三产进行的城市发展。比如北京现在是越来越典型以三产为主的城市。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形成了职业上的分化，它需要投资者、经营者、专业的技能人员，也需要体力劳动者，形成现在的城市社会。

　　在这个过程中，专业化的人才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是整个工业化社会里面的一个枢纽般的阶层。而“漂”的这类人大部分是这个层面的人群，基本上是以管理、知识、技能作为主要谋生手段的人群，通常是一些专业人员、技术人员、艺术人员。这些人提供了一个城市社会里面足够的中间阶层，是橄榄形社会的中间部分。

　　一般来说他们提供了这个城市里的最重要的一个生态人群。而且我觉得从社会价值观上来讲这些人通常更开放，更具自主性。这个人群是知识性的，他们赖以谋生的技能是附着在他们身上的，他们的流动可以为社会带来活跃。

　　周大鸣：中心城市在资讯、就业机会、经济资源方面占有着中小城市和乡村不可比拟的优势，这也是外地人口“漂”进中心城市的动力之一，在漂动的过程中，有些人会在城市生根发展，也有些人在大城市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而回到生养自己的地方，但是这些人同样也带来了大城市的信息和新的观念。

　　中国新闻周刊：这种“漂”的人群会越来越多吗？

　　李炜：伴随着中国整个的城市化进程，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比如10年，20年。我们现在的城市化率大约在40%。指的是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40%左右。对于城市化，标准不一样，但通常城镇人口占人口的50%是国际上一般的线。这样算的话，就算我们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还要走十年，更何况我们现在40%的城市化率在很多地方还是“制造”出来的。

　　周大鸣：如果地区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这样的漂动会越来越多，并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到达一定阶段，一部分人会从大城市出走，慢慢平衡各个城市之间的差距。美国也曾经经历了10至20年的急速变动期，之后开始慢慢稳定，现在有正常的流动，也有形成很多世居的人群，我想中国也会有类似的过程。 ★

　　注：本专题中的“飘”的意思可理解为约等于“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