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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教教师心声:离开阿勒泰 把心永远留在那
2019-03-14来源:新华网客户端
        阿勒泰的另一个角落

       离开新疆阿勒泰那天,我删掉了电脑里的17个文件夹、381条记录。

       我想来一场干脆利落的告别。电脑里的记录抹掉了,自己的心却永远留在了那里。

       那是一个我离开5年、时常想回去、看到照片鼻子会发酸的地方。

       那也是迄今为止,我在祖国版图上抵达过的最远地方。

       阿勒泰是中国的一个角落,地图上大公鸡尾巴翘得高高的地方,它在阿尔泰山南麓,被216国道线牢牢拴在西北最末端。北面是漫长的国境线,常年积雪,四面环山。很多人因为作家李娟写的《阿勒泰的角落》而听说过那里。

       阿勒泰地区太大了。它有11.7万平方公里,是我家乡天津的近10倍,人口66万,远不足天津的二十分之一。“阿勒泰”是突厥语,意为“金山”,有“阿尔泰山七十二条沟,沟沟有黄金”之说。

       李娟在阿勒泰的一个角落,我在另一个角落。


       [ 1 ]

       我们一行14个人的支教团是在盛夏到达阿勒泰市的。

       我曾想象,要到达的远方,满大街都是卖切糕和烤羊肉串的大叔,戈壁滩上挨着个儿躺满了胖胖的哈密瓜,葡萄沟不远处就是大片大片的白棉花。

       事实上,这里年均气温4℃,3个月的无霜期,特产大雪。这里城市建设完备,有溜光的柏油马路,百货大楼也入驻了高档化妆品的专柜。

       我们支教的高中在当地首屈一指。近一半学生是哈萨克族,他们第一次出现在我朋友圈就因颜值获赞无数。他们会讲哈萨克语、汉语和英语。

       第一次英语辅导课上,大家自我介绍:藏哈尔是“高大的山峰”,朱丽德孜是“星星”,阿依达娜是“月光下的少女”,哈里哈西是“小燕子”,波塔是“小骆驼”。

       “塔里哈尔,你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我好奇。
       
       “不告诉你,他们也都不知道。”他有些得意。

       好吧,“不想说”又有什么打紧的呢?课堂上,师生也是一种平等的配合关系。我们需要给彼此更多的尊重。

       她们叫我“玛丽”。刚到时,学生去办公室找我,年级主任说你们马老师去领新书了。不知道传到班里为啥就变成了“玛丽老师”,已经传开了,就没改,Mary就成了我的英文名。为此被支教团的老师笑话了一个月,堪比理发师T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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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学生们给我起了哈萨克语名字,“茉莉德尔”,是清澈、小溪的意思,团里的老师因为只有我有此殊荣,所以称我“小茉莉”老师,后来大概因为我特能吃抓饭,就变形成“小米粒”。

       我带高一年级一个普通班和一个特长生班的英语课,平均每天上3节课,批改作业至少150本,晚上回到宿舍继续做课件、写教案,通常被子还没盖上,人就睡着了。有时候,做梦都是在讲台上暴走。

       站到讲台上是最踏实的时候,我似乎在粉笔灰里得到了某种神秘的力量,瞬间有了天然的大嗓门和抑扬顿挫的声调,还有偶尔“狰狞”的面目表情。“来,抬头,看黑板”是我唤起他们注意力的咒语。

       特长生班的学生很多时候都不算乖巧。

       他们喜欢在课上叠纸飞机,画太空飞船,起立的时候互相撤板凳,用课本作“掩护”,在课桌上带蜗牛散步,将两个透明胶带芯窝在眼眶里,装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站门口迎接我。

       一个学生虽然是文科生,但是个“发明狂人”,他在日记中写道,他曾发明了一款“点痣器”,用各种电池导线鱼钩,把自己脸上的痣烧糊掉了。

       还有一个学生,一整节英语课都在偷偷雕刻橡皮泥,我发现时,已是只逼真的拇指大篮球鞋。“老师,你学过《核舟记》吗,我这个技术比它如何?”

       有次,下课前,我把作业打在6张幻灯片上,每天完成几项,背哪里的单词,很细致。他们将有6天的古尔邦节假期。

       “呀,老师留少一点少一点。”

       “不多,前3天基本上没有作业的,你们可以去拜年。”

       “老师,我们6天都要去拜年!”

       学生习惯和我讨价还价、撒娇。有时作业多了,他们就喊:“嗷,Mary作业太多了!觉都不够睡!睡不好觉,怎么长个子啊!”

       抗议无效。长知识与长个子本来就不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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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

       很多时候,我也不温柔。甚至想变成他们的亲妈挨个儿揉圆搓扁名正言顺地揍一顿。

       学生总结过我的暴脾气:不认真听讲的时候,会先祭出“眼神杀”;被无视后,会掷出我的“暗器”,那通常是个粉笔头或听写本;最严重的后果是被我带回办公室。

       “起立,你不是想说话吗,下课跟我去办公室,让你说到不想说为止。”我点名班里说得正热闹的学生。

       “你看啊,我有这么多书,都没有时间看。既然你那么想说话,就读书给我听,一直读,读到你不想说为止。”我从书架上随手抽出周作人的《夜读抄》,递给他。

       他也不惧,站我办公桌边读起来。读完三行,抬头,“老师,能换一本吗?”

       有时气氛缓和了,熊孩子们在办公室里给我讲被初中老师惩罚的往事。

       “你知道吗,就冬天,我们拿着塑料桶去操场上装满雪,然后两脚踩着桶沿,蹲上去,直到雪全部化掉,我们才可以下来。”

       尽管我时不时“修理”他们,可他们还是很爱我,说我的课很有趣。

       “玛丽,你知道吗?”我的课代表沙塔娜在微信上向我语音播报,昨天班里要选副班主任,全班都在讲台下喊我的名字。沙塔娜故意把“全班”两字拉得很长。

       来到阿勒泰的第一个月,我顶着小雨在邮局门口写明信片,我恨不得告诉全世界,“我很爱我的学生们,我爱她们金子般的心灵,爱她们名字中的月亮、山峰、草原和花朵。”

       “这里的人们很淳朴,这里的街道只有一条,这里的物价很资本主义,这里的蔬菜只有土豆洋葱西红柿。”

       明信片还在路上,我和学生发生了支教期间的最大一次“冲突”。


      [ 3 ]

       我和Lebron之间的战争“爆发”在一次英语自习课,因为他“在英语课上写物理作业”。

       我生气地将他的物理书和作业本扔上讲台。他也不示弱,从座位上站起来,像个发怒的小狮子,冲上讲台抢回自己的书。

       他站起来高我一头半,性格大大咧咧、作业字迹潦草,但成绩很好。他也是班上最挺我的学生。

       课堂上,我每讲一个知识点,都会向讲台下问一句,“可以听懂吗?”“老师,可以——”他老大声地把音拉得很长。他也喜欢偶尔出个难题,当堂考考我。

       我把从母校南开大学带来的三枚青花瓷书签奖励给班上的学生,他拿到了其中一枚。

       可这次,他不仅顶撞我,也让我建立起来的做老师的信心瞬间崩塌。我带着眼泪走出了教室。

       晚上,我收到了班里41名学生的短信。 “老师,你可不要再难过了吧,我们都很爱你啊,希望你明天回来上课” “老师,你要是还不舒服,我明天去揍他一顿”……这些信息里,唯独没有Lebron的。

       他的行为被学校的老师们判定为“恶劣”,但他依然拒绝认错。

       不知道别的老师对他说了什么,第二天下午,他带着一束鲜花来办公室。卡片上,他只写了两个词,“玛丽,对不起。”

       这张卡片的背面被我写上了冬季学校作息时间,贴在墙上整整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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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的课堂还像往常一样。我依然上课提问Lebron,依然偶尔开他的玩笑,他也还会和班上同学在我上课的路上拦住我叨叨两句。

       直到有一天我看到Lebron的英语书封皮上用黑色碳素笔写了一行大字,“不许惹老师生气”,被反复描了很多遍,描得很粗。他尴尬地冲我笑笑,我却笑不出来了。

       我没有生Lebron的气,却对自己很失望。我很内疚,为什么在学生成长的路上,自己没有保持足够的理智和宽容。Lebron的代价是一个处分,而我的代价却是很长一段时间里和自己的斗争。

       很久之后,我开口和Lebron聊这个问题,那时候我已经在和他们相距4000公里外的天津。

       “对不起,为由于我的不成熟而给你带来的处分而道歉。”我终于在手机里敲下了这行字。

       “说啥呢,本来错就在我。就像你说的,我应该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处分没事,我后来又背了一个,害得我们班主任连年终奖都没有了。”

       Lebron说的第二个处分,是他因为抢宿舍楼下的乒乓球台子,对一个学生大打出手。为此,老师们都快被气晕了。

       再后来,听说他很乖,很安静,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


       [ 4 ]

       我在阿勒泰有段“集资”奶疙瘩的“丑闻”。

       课间总有不同班级的学生在办公室门口探出个脑袋,小声喊着“老师,出来一下”,然后迅速塞到我手上几块奶疙瘩。就这样,我的桌子上堆起了一小座“奶疙瘩山”。

       一块奶疙瘩差不多需要用一小桶牛奶才能制成。据说,世上几乎找不到两块风味完全一样的奶疙瘩。它是游牧时的干粮。以前在冬牧场,酸奶疙瘩还是牧民面条中不可缺少的调味品,是醋的替身。

       李娟在《春牧场》里写道,“哈萨克人做客通常是很郑重的事情,哪怕是孩子,也带有礼物上门。礼物通常是一块旧软绸里包裹的风干羊肉和几块奶疙瘩。”

       我养成了每天一块奶疙瘩的习惯。早晨到办公室,拿出一块酸硬的奶疙瘩咬一咬,提起一天的精神,然后小心地用纸包好,放到书架边,奔去班里上课。批作业累了,再从书架旁拾起早晨的奶疙瘩,叼在嘴里。

       一块奶疙瘩我可以磨磨蹭蹭啃上一天。这在学生眼中,也成了办公室一景:南开大学来的英语老师每时每刻都在啃奶疙瘩。



       阿勒泰市和天津市面积一样大,可我却觉得它很小,一条南北主干道。打车很便宜,起步价3元,基本可到达我出行的全部目的地。

       这里没有新光天地,没有百盛银泰新世界,也没有中影万达大悦城。

       我们最多的娱乐就是散步,就像当地人说的,“阿勒泰就是‘一个馕饼从北滚到南’。”

       “华丽”是一家商场。每次散步到这里,我都会想起帕孜来提的话。

       有次上课,我讲词组“be native of(某物是某地专有的)”,帕孜来提造句:“Huali is native of Altay。(华丽是阿勒泰所特有的)”。我惊异于她们的思维,灵活而可爱。

       偶尔,我们会奢侈地去看电影。

       老谋子的《归来》上映,我心心念念要去看一场。刚来的时候,我立志不能降低伪文艺青年的生活品质,7个人去看的《速度与激情6》。多好看的电影啊,有一段却只能听见声音看不到赛车。坐前排的大姐说,哎,屏幕太小,估计冲出去了吧。

       心情不好时,“海陆空”就搞定了。海陆空,就是一个长约一米半,宽约40厘米的铁板上,把土豆、红薯片铺在最底层,上面有烤鱼、烤鸡翅、烤羊肉等,天上飞的、地上长的、水里游的都在里面。端上来的时候还滋滋直响,“好吃到流眼泪”。

       我们还喜欢在桦林公园一个“海拔888米”的牌子下照相,并决定照全四季,这个心愿终究是实现了。

       秋天的桦林特别美,跟油画一样。只可惜镜头太渣,糊了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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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

       李娟在文章里写道,几乎这里的年轻人们都向往着外面的世界。也有很多年轻人天远地远地跑到阿勒泰这个边地小城,来之前,无人不心怀浪漫想法。但是,世上还有一个词叫“现实”。差不多所有人最后都会对这里失望,顶多两年就纷纷离去。就算为了生活不得不留下来,也一个个牢骚满腹,百般不顺。

       松哥姓什么我们都记不清了,支教团的老师都这么称呼他。他是四川人,毕业于四川一所高校,2010年4月25日入疆,教地理。

       学校安排年轻老师互相听课,我曾在他的课上听他给学生讲,“像我们国家,北有冰原,南有大洋,西连大漠,东接大海,这才是大国。”

       冬天的时候,他经常在学校教职工健身房和我争夺唯一的一台跑步机,那台跑步机太老了,人在上面跑能感觉到它的剧烈抖动,后来干脆坏掉了。支教团的袁老师每天绕着室内的羽毛球场地跑100圈,经过他“精确”测量,场地一周是40米。

       “我那时拉了一个行李箱,48小时的火车从成都到乌鲁木齐。然后坐12个小时大巴到阿勒泰,4月还是挺冷的,还记得我试讲的时候穿一件黑棉衣。”松哥试讲的内容是《固体废弃物的处理》,因为试讲要求是学生学到哪里,教师就要从哪里接着讲下去。

       平凡的热情能催促人去远方,强大的热情则会让人在远方停留。留下来的松哥把新疆看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当离开新疆时,我才意识到他这句话的普适性。自己早就不说“你们新疆了”,而是“咱们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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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

       在这座小城里藏着很多梦想。

       阿勒泰是一个“特产”将军的地方:整座城市倚靠着将军山,城里干道旁有一棵将军树,一个古旧的大门为“将军门”。

       将军山在克兰河东岸,隔河相望的便是骆驼峰。两山对峙,是阿勒泰的象征与骄傲。

       学生臧哈尔告诉我,他们乐队的排练室就在将军山后。

       这个看上去瘦弱的哈萨克少年总喜欢用“燥”这个字。他喜欢听“重金属”。平时自己翻译外文歌词,那些歌 “阿勒泰听过的人也不一定超过5个”。

       在将军山上,他们有一间简陋的排练室。阿勒泰的冬天有零下二三十摄氏度,他们便自己拖煤上去,长长的斜坡,是4个孩子的坚持。

       乐队磨合得差不多了,他们在一家KTV租了场地,开过一个专场演出,收门票。去的人比他们预想的多很多,场面很火爆。他们挣了近2000元。

       “如果有一天乐队解散了,怎么办?”

       “不会的。”藏哈尔说,“如果有一天乐队解散了,我会说,这是我的第一支乐队。”

       为了让新来的老师保持对高考要点的“题感”,学校要求我们参与高三年级的月考和期中考。

       答题卡让我有种穿越感。

       英语150分中,有90分是客观题。但这里使用的“答题卡”,并不是机读卡,而是教师“人读”——点一支熏香,在正确的选项上烫出洞,覆在学生的答题卡上,能重合露出黑色铅笔涂痕的便是对的。

       阿勒泰的冬天来得很快。

       考试进行一半,窗外的雪花便大片大片地飘下来。我在草稿纸上写,“窗外下起了白色的饼干。”

       每年有6个月的雪期是这里值得炫耀的资本。

       随便一场雪,就能没过膝盖。连着几天飘雪,雪都能堆成腰那么高。听老支教人说,冬天,你觉得整个城市都矮一截似的,建筑物、指示牌什么的,都只高出地面一点点。



       [ 7 ]

       在玩雪这件事上,我的学生们把阿勒泰以外的人都称为“南方人”。

       南方人打雪仗是团个雪球,扔过去。阿勒泰最传统打雪仗的方式是,一个人过去,咔一下撂倒一个人,然后出现一堆人,搓搓手,立刻铲雪,把这个人埋掉。大雪到来前,学生冲我坏笑一下,“所以说,雪后不要落单。”

       我就被“活埋”过几次。下课铃一响,便有学生跑到上讲台,“哎,老师,我帮您拿书,给您拿电脑”“手机、钥匙也先放我这呗”这真是一个“不良”信号。

       后来,年轻老师们得到的经验便是,在大雪堆积的日子里,布置两分钟自习,提前“逃”回办公室。

       他们也会在回办公室的路上设下“埋伏”,将办公室门口的地拖上很多遍,老师们踩着冰碴极易滑倒。

       等操场上的雪足够厚了,“雪地杯”足球赛也要开幕了。

       山上是一派林海雪原、皑皑雪山的景观。滑雪行家说,这里的雪质是全国最好的,足以媲美日本的北海道和欧洲的阿尔卑斯山。

       阿勒泰有着古老的滑雪传统。在图瓦人居住的地方,夏季游牧的时间很短,大概只有3个月。冬季里,零下三十几摄氏度,积雪达1米深。牲畜寸步难行,滑雪成了他们在山谷中疾走、迁徙、运输、狩猎的重要方式之一。

       2015年发布的《阿勒泰宣言》认为阿勒泰是世界滑雪起源地,至今已有1万年的滑雪历史,超过之前考证的挪威滑雪史4500年,俄罗斯滑雪史8000年。

       对于这里的学生来说,滑雪就像走路吃饭一样,不属于特殊技能。我有学生曾在13岁时获得全国滑雪比赛第二名。她的身体素质看上去并不出众,平时话少又低调。提起获奖,她无比淡定地回答“嗯,是有这么回事,上初中的时候了”,兴奋程度似乎还比不上考个班级第一名。



       [ 8 ]

       阿勒泰的冬天漫长,天上时不时飘下“锅盖”大的雪片,日落的时间从晚上10点挪到了约7点。

       我们出门前都会精心装扮一番,头上戴着帽子耳包,脚上有三层袜子和厚厚的雪地靴,我俨然把自己裹成了一只“会讲英语的狗熊”。

       团里的人相继病倒。

       我的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二十几岁的姑娘,整张脸没有一平方厘米的好皮肤。因为水土不服,脸上除了痘痘,就是痘疤,还有的正在酝酿生长,马上破皮而出。严重的时候,几乎一个星期没有照镜子。涂抹药膏时,都是对着手机屏幕。还有学生给我找秘方,送酸奶抹脸。

       “马老师,你的脸?”问得人多了,我反问:“我脸怎么啦,脸上长胡子了吗?”

       脸还是要的,我不会放弃治疗。

       “哈萨克医医院”的汉字和哈语写在一块铁牌上,白底红字。医院的建筑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墙体是浅蓝色,屋檐用红色勾边。

       我是支教团里唯一一个去哈萨克医医院看病的人。在医院就诊时遇见隔壁班学生米克的妈妈,她是这里的医生。知道学校不方便熬草药时,她便贴心地表示,明天一早米克上学时会带到学校。

       我躺平了,床边的机器开始喷蒸气,整张脸被“浇灌”透了,蒸气停止,医生开始下针。把痘痘挤出来。

       前前后后,我的脸上至少留下了上百个针眼。

       翻身下床,自己去走廊尽头的水房洗净残留的药物。楼道里的待诊病人或坐或站,对我行“注目礼”。直到我在墙上的镜子里,看见被蒸汽喷湿又压变形了头发,那张红肿,充满针孔的脸丑到极致。

       冬天的阿勒泰白昼也变短了,天色暗了下来。我站在公交站牌下,戴着护士好心塞给我的蓝色口罩,心情很复杂。

       电商300亿元的成交额,恒大夺冠带来的新讨论……信息爆炸的时代,这些与我有何干系呢?我只关心我的脸,我只想健康地回去。

       有次上楼,听见身后有两个女同学小声说,“呀,那个支教老师的脸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哦。”我不敢回头,我的脸确实很烂了,还不许别人说吗?可就在这时,突然听见我们班长的吼声,“说啥呢,我们老师的脸怎么了?”

       再回头,他的拳头已经举起来了。他嘴里嘟囔着,“滚一边去,看你们是女生就不揍你了,以后把嘴刷干净再出门。”

       我们班班长快1米9了,我经常仰着“月球”脸骂他,他也一副没睡醒或无所谓的样子,从来没有私下和我开过玩笑,关系也很冷淡。

       可就在那一瞬,我突然感动得想哭。

       新年快到了,学生们放寒假时,我们有一个月的返乡探亲假。

       我的学生达吾列跑来办公室交作业时,给我科普阿勒泰的鱼,“细鳞蛙、哲罗鲑、白斑狗鱼、河鲈、鲤鱼、高体雅罗、贝尔加雅罗、江鳕……”他的重点是:“要是你们寒假的时候不走就好了,可以来我们福海县看看‘冬捕节’。”

       团里的人对回家似乎也没那么渴望。直到回家前一天,袁老师还有高二年级的5节数学课要上。他站在讲台上,没完没了地讲着椭圆和双曲线。

       因为时间冲突,他上了13班的第四节课,就没法上14班的了。他给学生们道歉,课程实在倒不开,没有机会给他们上本学期的最后一节。

       “第四节课,我一推门进教室,就傻眼了,另一个班的搬着凳子挤在过道里、讲台旁,原本容纳60个学生的教室,坐了120个学生。”袁老师说,“我觉得值了,真的值了。”

       另一个深刻在他脑海里的场景是元旦演出,体育馆里黑压压坐满了人,袁老师带的100多个学生站到板凳上,扯着嗓子在下面一直喊“袁埜我爱你”,他差点掉眼泪,“那种感觉这辈子不会有第二次了。”

       

       [ 9 ]

       阿勒泰纬度高,10月飘雪,转年4月底才能春暖花开。

       阿勒泰的春风“如母亲的手”,再过一个月开车进山,你会惊奇的发现,山上的景观以阳光照射的地方分界,一面鲜花遍野,一面白雪皑皑。

       山上攒足了6个月的冻雪化冰成河,携着泥来势汹汹,清澈的河水变得像黄河一样浑浊。阿勒泰的自来水为冰雪融水,春天的水会带有泥沙。白衬衫被我悄悄收进了衣橱。

       经历了一次文理分班后,我和一些学生成了彼此的“前任”,而我离开的时间也进入了倒计时。

       没课的时候,“前任”们频繁地从教学楼的一端跑到办公室所在的另一端,从一楼再爬上三楼,凑在我的办公桌边。

       可我每个课间都忙着给“现任”讲解阅读,只能一脸歉意地朝她们笑笑。她们不走,也不说话,就安静地站在一旁看着。

       6月19日,我在12班上了最后一次课。没有正式的告别仪式,却第一次泪洒讲台,这个我站了一年的地方。我承诺他们,两年后,我研究生毕业,他们参加高考前,我会回来给他们助威、打气。

       我听见第一排的学生小声说,机票钱多少?到时候我们凑钱,你要回来看看。

       然而我没能兑现这个承诺。他们高考的日期与我研究生毕业答辩日期相撞,那成了我过去生命里撒的弥天大谎,也成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松哥说,“来这里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人生本来就没有最好的选择。”

       离开时,学生们送了我一个10分钟的视频光盘。全班学生在操场上大声喊着“Mary,Mary我们爱你,你永远是12班的大美女”。

       我的抽屉里塞满了她们留给我的东西,照片、信纸、巧克力、新疆风情的小帽子……桌子上有一小袋奶疙瘩,一张小纸条上,有学生歪歪扭扭的字迹:老师,你知道吗,每个哈萨克人都是啃着奶疙瘩长大的。牧民家的孩子远游前,母亲都会在行囊里塞一包亲手做的奶疙瘩,那是母亲的手艺,那是故乡的味道。

       7月2日,我背着这些奶疙瘩上了飞机。自此,我再没去过阿勒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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