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希恩现在最希望的是谁也不理他，“我这么大年纪的人，时间不多了，最好也别干预我，让我把我该做的事多做一些。”

　　本刊记者/何晓鹏

　　1999年，正当“民间抗艾第一人”高耀洁教授遭受阻挠、中国科学院曾毅院士感慨“ 河南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时，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教授桂希恩独自一人带着11只试管悄然来到河南的上蔡，从而使因卖血而感染艾滋病的文楼村为世人所知。

　　七年来，下乡出诊调查、在医院(常常是自费)为艾滋病人看病、买药、救济，成为桂希恩大夫生活的一部分。

　　2005年11 月，他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全球18位医疗英雄之一，在此之前，他已获得的荣誉数不胜数。

　　有媒体评价他：一个教授做的五年，可以影响中国五百年。

　　桂希恩：完全是吹牛，我从心里反感

　　2月22日8点23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院内。

　　正当记者向艾滋病临床指导培训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所在的内科楼走去时，身边晃过桂希恩的身影，花白头发、白大褂、肩挎一只黑色旧布包，转身之际，他已经走出七八米远，步速极快的他很快就消失在感染科门诊所在的平房内。

　　今天是礼拜三，每周三的上午他都要到这里坐专家诊。但对他来说，一周七天没有分别。在他的艾滋病临床指导培训中心内，经常能见到来自河南、湖北等地的患者，他们慕名而来，大多贫困且身患重症。

　　“我的任务就是看病人，只要你不干扰我，我不妨碍你的自由。”69岁的桂希恩知道记者来意后这样回答，旁边是众多等候他的病人。

　　对桂希恩，有媒体形容“以记者身份走进桂希恩的心灵世界是困难的，甚至想走近他的生活圈也十分不易。”

　　这种介入的不能，是在病人面前，没有人会感到占用桂希恩时间还能理直气壮。

　　胡飘萍是中心的实验员，这个年轻姑娘笑呵呵地告诉记者一个故事，“去年9月，桂老师在获得湖北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后，很多记者在他的办公室里采访他，有人问‘你现在最想干什么’，你猜桂老师怎么回答的？他说‘我希望你们马上离开，还有病人在外面等着我’。”

　　“我觉得宣传我宣传得太多了，我没有那么多的事情可以讲。说白一点，就是我觉得心虚，这是我的真心话。” 桂希恩告诉本刊，他现在最希望的是谁也不理他，“我这么大年纪的人，时间不多了，最好也别干预我，让我把我该做的事多做一些。”

　　一直以来，桂希恩刻意保持一种低调，不愿意和传媒或官员有太多交往。他曾跟人说，低调一些才能做些实际的事情，调子太高很多事就走样了。

　　这种走样通常会令一向平和的桂希恩不愉快。春节前，他去湖北崇阳县看病人，当地的县领导和卫生局官员的隆重接待让他很不自在，用来看病人的时间被占去了很多。“去了两天只看了三个病人，桂老师觉得效率太低了。”与桂希恩同去的一名学生告诉记者。临走时，县里还悄悄地在车后备箱中放了米、麻花等当地特产，“下了车，桂老师打开后备箱一看，那么多东西！我们看得出来他当时是真生气了。”回到武汉，桂希恩直奔医院，让同事帮他把东西算钱，给崇阳县寄了2000元钱回去，东西则都分给了同事。

　　“好骗”、不在意吃穿、每晚必在病房的“桂氏本色”

　　11点40分。桂希恩看完了所有的病人，开始接待守在门外已久的武汉市建港中学的几位年轻教师——他们想请桂希恩为学校即将开展的防艾教育提些建议。

　　回到中心，他了解了一下来自湖北蕲春和河南上蔡的病人的检查进展，并为上蔡的病人付了检查费用；他还将在下午为这位病人付CT检查费、药费以及他们次日回家的路费。

　　下午。桂希恩的工作很“琐碎”，一位两年前丈夫死于艾滋病的女士来看望他，临走时，桂希恩为她的孩子支付了这学年的学费710元；一位非传染病的患者来找桂希恩看病，只因对他的信任；湖北崇阳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来交流工作，并希望他能帮助解决一个艾滋病儿童的学费；一个感染艾滋病的大学生来向他求助……

　　直到18点11分，桂希恩才骑上自行车回家吃晚饭，50分钟后他会再次回到医院。

　　桂希恩现在骑的这辆车是他回武汉后工作的第三辆。令他可惜的是，他从青海带回的骑了26年的自行车4年前被人偷了。

　　“那天我看见他走回家没有骑车，就问他。他只说句‘车不见了’。要是一般人早就发牢骚了。”在医院里修自行车的胡师傅说。对桂希恩的为人，也有很多人认为他傻。“医院外面有个修车的，跟我说桂教授这人好骗，我问为什么，他说桂教授从他那里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他开口要了高价，结果桂教授没还价就买走了。”胡对记者说。

　　桂希恩现在出差仍然住很便宜的旅馆，因为岁数大了，经常起夜，他现在开始住那种带卫生间的、几十元一夜的房间。在不出差的时候，他极少到外面吃饭，他觉得出去吃饭浪费时间浪费钱。桂希恩的学生吴雪春告诉记者，“出差时他不会买火车上的食物，觉得太贵不合算。”

　　不喜欢在外面吃饭的桂希恩却喜欢跟病人在一起。今年大年初一，桂希恩一个人跑到湖北浠水，请两家艾滋病患者家人吃团圆饭。

　　利用周六周日下乡看病人，到今天桂希恩仍每月坚持。他从来不耽误上班时间。与桂希恩在一起工作多年的冯玲护士长告诉记者，这种行为并非是从1999年发现文楼村后才开始的，她1991年到中南医院时，桂希恩就是如此。他每天晚上吃过晚饭后过来上班，已是多年的定规了。

　　“是农民教会了我怎样做人”

　　中心的陈铁龙医生告诉记者，在武汉大学的学生心目中，桂希恩是最受学生崇拜的一个老师，陈铁龙特意用的是“崇拜”这个词。

　　从来不愿谈自己的桂希恩，只说16年的青海工作经历对他有正面的影响。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是农民给了我们粮食，也教会了我们怎样做人，我能用知识去帮助他们是我一生的安慰。”

　　在曾经跟他一起下基层的学生眼里，桂希恩跟那些农民似乎早就熟悉了，他们在一起是那么和谐，甚至有时桂希恩的打扮在别人眼里也像个农民工。

　　但很少有人留意到，桂希恩的父亲就是中国著名物理学家桂质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母亲则是美籍华人许海兰(哥伦比亚大学博士)，两人都是武汉大学的著名教授，都曾不顾海外众多亲属的挽留毅然回国。

　　桂希恩告诉本刊，跟两年前的防治艾滋病的状况相比，现在好多了，“现在我不叫苦了，我现在不缺钱，做事的条件也具备，就是希望能多做点事。” 他透露他现在正物色接班人，“如果有一个人愿意过来做事，我可以为他创建比较好的条件。”

　　在桂希恩与记者不多的谈话中，总能感觉到他对自己时间不多的叹息。“人年纪大了，各种事就都来了，我认识的一个人，比我大几岁，声音很宏亮，从来没有住过医院。一次开会，他倒在地上了，还没送到医院就不行了……这是生命的正常周期。”

　　他讲他的同学黄才华，“他是江西人，毕业后就留在了青海医学院。几年前他得了癌症。一天，家里人发现他吃安眠药去世了，留下一个遗嘱，说自己知道治不好了，并要求死后把遗体捐献。一次我回青海，知道他的遗体已在青海医学院里作解剖用。”

　　22点23分，桂希恩合上他已经修改了一个半小时的资料，在之前他还到消化内科作了一个会诊。锁好办公室的门，在停车场找到那辆除了锁很好其余都很破旧的自行车，他骑上车消失在夜色之中。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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