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金陆:其实我也害怕
2020-02-26来源:中国慈善联合会
       志愿者徐金陆至今还没弄明白自己最近一直开的车是什么牌子,只知道“是那种快递用的面包车,白色的,前面是司机,后面封闭起来装货用”。但这个不重要,这个来自天津体育学院的中年男人,想得更多的是,运送过的30多位病人什么时候能够出院,以及疫情何时结束。

       24小时值守

       2月22日上午,武汉市江岸区永清街道,进门右手第一间小办公室里,志愿者徐金陆正在等待电话铃声的响起。在永清街道,转运志愿者们分成两个班次轮换,随时保持有人在岗。这一天早8:30到晚8:30的这12个小时徐金陆负责,下个班则轮换到晚上。一天24小时,只要电话响起就意味着社区内有新的病人发热,需要志愿者们开着面包车运送。



       金银潭、雷神山、儿童医院、各个方舱,办公桌上的转运记录本,记录了徐金陆们的工作行程:2月5日 晚10点到6日凌晨3点半,接病人到武展方舱医院……2月12日15:30-17:00 街道—黎黄坡路汉庭—儿童医院……2月13日11:30-13:00 街道—临江苑金银潭医院……2月14日19:50-21:00 街道—七一中心邮局—中原大厦 3人检测……2月16日 12:50-15:30 街道—雷神山—街道1人……2月18日16:00-18:40街道—黎黄陂路汉庭—江汉路锦江之星—二七锦江之星—塔子湖江岸方舱……



       这个季节的武汉,室内要比室外冷,时不时的徐金陆会走到室外检查一下车辆,消消毒。面包车门拉手有点紧,拽了两下没开,徐金陆走到车后部,掀开车厢,让记者看里面的陈设:除了一箱橘子,里面什么也没有,没有座椅,没有拉手,也没有车窗玻璃。在平时,这种车是快递业的专用工具——后车厢严禁坐人。但现在,对于武汉市江岸区永清街道的发热人员来说,这是最方便的方式,打个电话,面包车就会出现,通过这些面包车,徐金陆已经将超过30名各种状况的社区患者送到各个医院或者集中隔离点。“不同的人要送到不同的地方,比如有的要去重症医院,有的要去方舱,下一个患者要去哪里,没人知道。”

       成为志愿者 绝不打退堂鼓

       时间回到一个月前,1月13日寒假第三天,天津体育学院科研党总支书记徐金陆从学校返回武汉老家。那时在武汉,疫情还没引起广泛的重视,没有几个人会预想到未来将会发生什么。妻子、孩子、岳母,和无数武汉人一样,徐金陆一家正准备过一个快乐的春节。“当时我们也听说发生了疫情,但是大家都不是很重视,”



       “那个时候,包括我自己在街上行走的时候,坐公交、坐地铁,大家都没有任何的防护,没有人戴口罩。”到了1月20日,武汉封城前三天,徐金陆和家人感到了氛围的变化,远在天津的同事打来电话,劝徐金陆回到天津过年,左思右想之后徐金陆决定还是留下来。这个经历过非典、有过援藏经历的汉子,坚信一定会取得战斗的胜利。“时不时的会有些害怕,但一直都认为最终我们会战胜疫情”……

       忐忑和信心相互交织中,时间一天天过去,徐金陆想要做点什么的想法越来越强烈。但,能做点什么呢?本身不是医护人员,不是武汉当地工作人员,待在家里不乱跑不添乱是当时能做的最好选择。2月3日,徐金陆浏览疫情状况时,发现武汉当地正在招收志愿者运送病人。“开车?”“运送?”这事我行啊!没有和任何人商量,抄起电话,徐金陆第一时间报名。2月4日,徐金陆正式开始在社区上岗,成为永清街道的运输志愿者。五名志愿者中,三名为退伍军人,一名为的士司机,以及天津体育学院老师徐金陆。4日整整一天时间,这五名志愿者都在熟悉车辆,练习穿戴防护装备,如何与医院进行交接。

       对于防疫,徐金陆开始时候觉得自己还是有些经验和基础的。2003年非典爆发,徐当时曾冲在第一线并获得过抗击非典先进人称号,曾经学到了一些初步防护的知识,包括测体温,如何跟患者保持距离、如何消毒等等。但看到将要驾驶的车辆时,徐金陆还是觉得有一些意外甚至是害怕:分配给街道使用的不是专业救护车,而是三辆面包车。其中两辆快递面包车身上圆通快递的字样依稀可见,驾驶室与后车厢之间由铁皮隔开但仍能看到缝隙,车厢被焊死没有窗户,没有座椅,没有拉手,只是平整的地板,车况看起来也不是很好。

       “从医学角度来说,它并不是特别安全。但是这个时候,既然已经报名,就没有说考虑太多其他的,绝不可能打退堂鼓”。接收面包车后,徐金陆和社区工作人员一起,找来几把小椅子放到了车厢里,这样乘车人可以坐的稳当些。

       疫情! 疫情!

       在武汉的行政版图内,江岸区永清街道并不大,4个社区总面积0.7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万左右,但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这里的疫情比较复杂。周边新建的高楼大厦与老式小区交错,熟人社区与现代商业并存,对于生活来说是难得的存在,对于疫情来说,也是极易传播的场所。武汉卫计委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月22日24时,武汉全市累计确诊病例46201例,其中(大疫情网按行政区统计)江岸区4117例。这一数字相当于全国除湖北之外各省区市确诊病例总和的80%。



       永清街道公共管理办公室主任胡喜元介绍,徐金陆和志愿者们转运工作包括三个方面,第一、重症病人转运,第二、疑似病例和新增病例的转运,第三、将密切接触者转运到集中隔离点。工作是大量和繁琐的,设施是简陋而缺乏的。胡喜元经常会感到歉意:“志愿者们4号来的时候,各种物资保障都很差,包括防护服都比较薄,社区的设备也不是很周全,只能去尽最大努力保障志愿者的安全。”最多的一次,徐金陆拉了1家5个密切接触者去隔离点,车厢几乎被挤满,在疫情期间这不是坏消息——如果是去金银潭,那意味着是重症患者,只能是单独运送。刚开始的时候,徐金陆会条件反射的想去为病人拉开车门,而这是不可以的——要尽可能减少接触,避免感染。

       其实我也害怕

       运送第一个病例的时候,徐金陆发现自己害怕了。2月4号晚上十点多钟,徐金陆接到通知,要将一名病人送到方舱医院。徐金陆记得,这是个30岁上下的小伙子,没有精神头儿,也没有力气,背有点弯。上车之后,他一直咳嗽,很厉害的那种咳。“当时,我和他的距离不超过2米,他就坐在我后面。咳嗽一声一声传过来,我浑身就一阵一阵发紧。那时真的体会到什么叫‘心提到嗓子眼’。”徐金陆将病人准时送到目的地时是凌晨3点多。回到家做完消毒、洗澡,已经是清晨5点钟。



       作为司机志愿者,徐金陆的主要任务就是转运病人。每次接到任务时,街道只是告知送到哪里,不会说明病人的病情和其他情况。不过,跑多了之后,从目的地就能判断出病情是否严重。“去金银潭医院,就说明是确诊患者了,也比较严重;如果去方舱医院,就会好一些,属于轻症。”现在说起这些,徐金陆的表情非常平静。但是,他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转运病人去金银潭医院的时候,他的心里咯噔一下。武汉金银潭医院是新冠肺炎定点医院,在疫情爆发初期承担了大量患者收治工作,且主要收治的是重症、危重症患者。

       “那是一位女患者,大概50岁左右。转运她的时候,街道工作人员跟着,单独又开了一辆车。”一路上,两人没有任何交流,由于车厢里没有扶手,徐金陆把车开得很慢,“特别是在拐弯的时候,也就是自行车的速度,生怕开得太快或者刹车踩得太猛,病人会磕到碰到。”那天武汉下起了大雨,车玻璃形成了一层“水幕”。因为穿着防护服不透气,徐金陆的护目镜上也罩着一层雾气。“护目镜越来越模糊,很难看清路况。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把护目镜摘下来。”金银潭医院位于东西湖区,属于武汉的远城区。路程远、车速慢,10点出发,开了两个半小时,才将患者转运到医院。一路无话,但是到达后,他看着后视镜里的患者,隔着口罩冲她喊了一声“祝你好远!”

       “我们护送病人,听着他们的咳嗽、喘息甚至是呻吟,我们心里很难受。但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宽慰人家。只能说这么一句简单的话,衷心希望这些患者能早点得到救治。”返程路上,徐金陆瞥到身边的护目镜,突然让他紧张起来。“病毒飞沫会通过眼部传染,刚才和患者这么近的距离,眼睛暴露在外,会不会被感染。如果病毒附着在衣服或者口罩上,它会不会‘爬’到我的眼部?”对病毒的恐惧让他开始胡思乱想,这种紧张的情绪一直笼罩着他。

       当时太紧张了,徐金陆感觉心理上的那根弦都快要绷断了。这时,他想到了自己的博士同学傅涛。傅涛过去是医生,硕士时期在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生物学研究所学习微生物免疫专业。她从得知徐金陆在武汉当志愿者那天起,经常通过微信和电话联系。这次听到徐金陆的担忧,她赶紧从病毒原理和心理疏导两方面减轻他的压力。

       “我能理解他,这是对于未知病毒的应激反应,所有人都会紧张。”傅涛说,“但是这种应激反应会对自身免疫力产生影响,如果因为过分紧张导致免疫力降低,那反而会成为易感人群。所以我能做的,就是最大可能降低他的紧张情绪,要给他力量,让他知道很多人都和他站在一起,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朋友的关心让徐金陆感到安心。但有时,来自病人的急躁和不理解,又让他很委屈。“那天我们接到一个密切接触者,他当时就不愿意用我们的面包车,他觉得你这车是用来运送病人的不安全,一定要用负压救护车才行。最终,在志愿者和警察的陪同下,他最后走路大概5公里多,走到了集中隔离点。”

       灾难和困境面前,人的心态经常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平时宁静安稳,在要紧时刻难免会变得情绪激烈。有病人会对志愿者们表示发自内心的感谢,也有病人会对面包车的状况、对司机的驾驶表示怀疑。“为什么不是救护车,安全能保证吗?”“你认路吗,怎么开得这么慢?”“就不能开快点吗?怎么回事?”“怎么开得这么快,我都坐不稳!”这样的诘问,经常会出现。甚至有时病人会直接将内心对病情的恐惧发泄到志愿者身上。



       一天晚上10点多,徐金陆刚刚转运一位病人到武汉展览中心方舱医院。回来的路上,他接到新的任务,送一位社区居民去做核酸检测。返程途中,徐金陆的电话响了,是这位社区居民打来的。徐金陆不知道居民如何拿到他的电话,他刚要说话,对面一阵劈头盖脸的骂声:“你究竟在哪里!怎么现在还不到!我这等了半个小时!”徐金陆一下子被骂蒙了,他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等回过神儿来,只觉得一阵阵委屈:“心里特别不舒服,我不是坐在办公室等,也没有在路上偷懒,只是我还在回去的路上,为什么要对我这样喊呢?”

       但很快,他做了几个深呼吸,这让他的心情慢慢平复下来。“我告诉自己必须要忍耐,我不是对方,无法体会到得病的感受。他们害怕,希望能早点去医院,我们是他们唯一的希望。灾难和困境面前,人的心态经常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平时温文尔雅,在要紧时刻难免会变成气急败坏。我就强迫自己理解他们的心情,这样一想,我的心情也就好一些了。”也有很多温馨时刻,虽然交流很少,透过眼神,徐金陆经常会感受到患者的谢意。

       我看到了温暖和希望

       害怕吗?怕!身在武汉核心区,离华南海鲜市场只有几公里,疫情其实一直就在身边,伤感也会随时袭来,徐金陆的大学系主任感染疫情离开、乒乓球友感染病毒离开……后悔吗?不!共产党员、大学老师、武汉长大,从理性到情感,每一个身份都在提醒着徐金陆去担负起这份职责。徐金陆和妻子、女儿、岳母住在一起。报名参加志愿者后,他曾想过下班后不回家,找个酒店休息,防止真有意外的话传染给家人。自己的单位、天津体育学院了解到他的善举后,也建议他在外面找旅馆,一切住宿费用由学校报销。

       可是哪里还找得到宾馆,随着疫情发展,各省医疗队纷纷驰援湖北、驰援武汉,绝大多数宾馆已被征用为医疗队驻地,不再接待普通市民入住。没有办法,徐金陆只能在结束转运志愿工作回到家里。每次到家,他都会上上下下做足消杀工作,并且和妻子分房睡,甚至说话都保持在两米以上的距离。“从我决定做志愿者的时候开始,就得到了家里人的支持。每次我出发的时候,他们都会为我加油,也会嘱咐我小心一些。”徐金陆说,“在转运病人的间隙,我也会和女儿打个微信视频电话,问问学习情况、家里的情况,给老婆和家里老人报个平安。”



       徐金陆的女儿今年上高二,平时就很黏父亲。这些日子,轮到徐金陆休息的时候,女儿就过来和他说话,有时靠近了,徐金陆会推开她,假装生气地说:“你离我远一些。”但是女儿总说没事:“爸爸你做的是好事,你是个善良的人,我们相信你不会被感染的,因为有个词儿叫‘邪不压正’。”时间滑过,出车记录表上,志愿者们出动的次数也开始变少,2月5日开始的一周左右,每天都要出车10-20次,到了15号之后,基本上保持着每天2、3次的样子。

       随着出院病人的增多,一些出院病人的转运也将由志愿者们负责。这,成了徐金陆最开心的时候,他更希望这样的工作能够越多越好。街道的三辆车,有两辆停在街道办门口的山海关路,另一辆停在旁边的一条街上。采访时,徐金陆指了指那条街的路牌,顺着他指的方向,能看到路牌上写着三个字“胜利街”。徐金陆说,经过前段时间政策升级加力之后,目前他感觉疫情已经在改善了。而且随着天气转暖,也对疫情防控有积极作用。“春天的脚步近了,我相信过不了多久,武汉一定能春暖花开,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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