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梅姨的7天与2年
2020-01-06来源:凤凰公益
       我放慢了语速,用指尖敲击着寻人启事上的画像,“梅——姨,您——见——过——吗?”但这位客家老伯依然在摇头。过去一个月,一张梅姨的肖像广泛流传。人们谈起她,除了愤恨这个被指拐卖了9个儿童的女人,也忌惮这个迟迟未落网,又如幽灵般的存在。两年前的一天,申军良来到位于粤北山区的一处村落,据已经落网的一名人贩说,他的孩子经梅姨之手被拐卖,而梅姨的同居者就住在此处。打听,一记提防的目光投来;再问,响起他听不懂的客家话。


       村庄

       这天,我进入村庄,沿着申军良寻找梅姨的路线,试图重遇他过去两年的希冀与困苦。村子里的人多是同姓,彼此沾些亲故。问小卖部店主老伯之前,我拿着寻人启事询问了十余位村民,和曾经的申军良一样,我期待着他们能说些什么,但收到的是:“没见过”、“不清楚”和“不知道”。“梅姨,”我说,“人贩子,两年前被拐孩子的家长来村里找过她。”老伯目不转睛盯着电视里播放的谍战剧,一边耸肩,一边冲我这个方向摆手,客家话夹杂着普通话,说没见过画像上的人。“我们叫她潘嫲。”不知何时进门坐下的女人嘟囔了一句。

       “潘嫲”、“潘嫂”、“阿潘”,近15年前,紫金县黄砂村村民曾这样称呼一个女人。她矮矮胖胖,一口外地客家话,跟着鳏夫彭家庆同居,在村里待了两年。期间,她频繁地离开和归来,没跟别人说过自己的营生,更不聊自己的娘家和婚恋史,让人觉得神秘又蹊跷。

       “潘冬梅(音)。”一个来小卖部买零食的女孩念了一个名字。我望过去,女孩立马跑出了小店。女人像是被点醒,冒出句“我也不知道”,也匆匆离开。2019年11月22日的午后,接近30摄氏度的气温把村道上的鸡粪烘干。用红布把孩子裹在背后的妇女自然地绕开。头发泛白的老妪大大咧咧地踩上去,把竹凳拖到门前晒太阳。

       我继续在村里寻访。许多人用戒备或抗拒的眼神打量着我,甚至有人远远看见我就回家关门。两年前,申军良曾面临和我同样的境地。公诉机关指控,申军良11个月大的儿子申聪被抢那天,几人合伙将妻子于晓莉捆绑后强行抱走了申聪,交给了人贩子张维平。张维平以13000元卖出申聪后,其他4人瓜分了10000元赃款。

       2017年11月2日,人贩张维平在法庭上交代,自己拐卖的9名男孩均由一位叫“梅姨”的中间人卖到紫金县。一次交易结束,梅姨曾带他去见了县里水墩镇黄砂村的一个男人。据他观察,两人是男女朋友关系。那年11月底,申军良拿着广州警方根据张维平描述所绘制的画像,和其他被拐孩子的家长来了黄砂村。

       见人就发,见房就贴。一行四五人,顺着村里南北方向的主道走到头。有的村民紧紧抿嘴,摇头,不说话。有的直接用普通话说不知道、没看到过。远远看见他们一行人走过来,有人紧忙关上庭院里用来围住鸡鸭的栅栏,回到屋里。申军良张贴寻人启事的胶带声一响,吸着烟的老伯立刻用客家话呵斥制止住了他。



       村庄只一条主干道,从上边延出小道到各家门口。因为圈养鸡鸭鹅,几乎每家门前都会用栏杆围出一块空地。“水泥路很窄,房子挨得特别紧。村子特别小,人情也很冷漠生疏。我听不懂他们讲的什么。人家也什么都不问,当我们是透明人。”申军良感觉自己很弱势,打听个人怎么这么难?

       申军良记得,一天下午他和其他家长正在村里打听。一个老伯给他打电话,用客家话和普通话拼凑出:“你是不是找小孩?”申军良既着急又慌张,费劲地问对方的位置。天冷,老伯穿着外褂,站在路口等。见到申军良一行人,他从口袋搜出一张叠成方块大小的寻人启事。

       “你们是不是找这个女人?”他问。“对。”申军良屏住呼吸。老伯用手指点点“悬赏10万”四个字。“是钱吗?”申军良话音刚落,老伯就猛点头。“五万,找到梅姨。十万,找到孩子。”申军良说。老伯告诉申军良,画像上的人是彭家庆“老婆”。申军良听得迷迷糊糊,怎么也听不明白“彭家庆”到底是哪几个字,只好拿纸让老伯写。老伯急得抓耳挠腮,写几笔卡壳几秒,歪歪扭扭写下彭家庆的真名。

       酬金是三百还是五百,申军良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当时就一个想法——“先买住他”。申军良让老伯继续帮忙打听,用五个手指头反复在老伯面前比划,“找到马上就有(钱)”。天色将晚,老伯用手指向村庄深处,“他(彭家庆)家就在那边”。

       紫金县黄砂村居住着近220户人家,与另外两个自然村组成了一个行政村——水墩。紧邻经济发达的珠三角,村里的大多数青壮年男性涌去了广州、深圳等地方打工。发家致富的人在城里购置了房产,留下些年久失修的瓦房和被代耕的田地。靠打工维持生计的人,每月寄钱给家里的老人和小孩,盘算着攒到钱让老屋贴上瓷砖、装上防盗窗。

       寻找梅姨的第三天,我又进村了。两个女人坐在桂花树下,对着我手里的两幅画像,你一言我一语回忆起潘嫲。第一张模拟画像里清瘦的脸“一点也不像”。更新的画像里,脸盘更大、鼻头更圆的那个人让她们感到熟悉。她们说,要是下巴更短一点,嘴更厚一点,就更像了。

       在她们印象里,潘嫲皮肤黄黑,穿着色彩鲜艳的衣服,偶尔在彭家庆家菜地里忙活。有次,潘嫲带了一个小女孩回到村里,别人问起,只说是亲戚养不起给她带的。她们记得,潘嫲一个星期最多有两天出现在村里,总是坐着摩的来回。每当她们记不起关于潘嫲的事情,就会说“你问她老公嘛”。

       65岁左右的彭家庆无疑是村里最了解潘嫲的人。二十多年前,妻子因车祸去世,他靠做泥水工把四个儿女带大。约十五年前,在别人的介绍下,他与这个自称“潘冬梅”(音)的女人交往。断断续续同居两三年后,“潘冬梅”不告而别,再也没有回来。

       2017年11月,申军良拿着寻人启事找到彭家庆家,只见到他的儿媳和如今的老伴。那天彭家庆不在家,家人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申军良留下几张寻人启事走了。再去时,老太太告诉他,彭家庆没在家,连屋外不锈钢栅栏的门都没开。申军良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就悻悻走开了。有天,一名记者带着他找到了当地村委和派出所,两边各派了一个人帮忙协调。村委工作人员知会彭家庆在家等候,警察开着车,载着申军良和记者去了黄砂村。村内没设路灯,晚上8点左右,小山村已陷入漆黑和安静中。

       村里没有路灯,到晚上,路上静悄悄、黑黢黢的,孩子们说因为梅姨的事,这阵子大人都不让他们晚上出门。车灯照着前路,申军良脑子里一团乱麻。他觉得彭家庆肯定会包庇曾经的“爱人”,烦心该如何发问才能获得线索。籍贯、动向、被拐孩子的下落,彭家庆都答不知道。申军良也不追问,一个问题连着一个问题抛出。问到最后,申军良难以置信,“你们在一起几年你就什么都不知道吗?”

       “其实我们家都是受害者。”听到彭家庆的老伴说的这句话,申军良生气了,“他们家是受害者,这不莫名其妙吗?”隔上十几天,他就去一趟彭家庆家。见不着彭家庆,他就坐在他家等,没人理也没人赶。他从一个小姑娘那里问到彭家庆的电话。可就算打通电话,彭家庆也不跟他说自己什么时候回来。他离开了黄砂,周转于紫金县各乡镇的学校和闹市寻找儿子。

       2018年下半年,迟迟没有儿子信息的他住去了水墩镇,隔三差五去黄砂村。村里人告诉他,警方发布的第一张画像与潘嫲不像,彭家庆也这样说。于是,他请求广州增城警方邀请模拟画像专家林宇辉为潘嫲重新画像。2019年11月,第二张画像在网上传播。“张维平拐卖儿童系列案”里两名被拐儿童被找回,画像流传得更广了。11月19日,广东警方接受新华社采访,称经张维平辨认,第二张画像与“梅姨”相似度不足50%,且与第一张画像差异较大。

       2019年11月26日,找寻梅姨的第五日,水墩村一名村委委员告诉我,自2017年以来,他与当地派出所的民警去了彭家庆家五六次,或问询,或让他辨认照片。彭家庆称,潘冬梅“走就走,来就来”,从不提前知会他,也没给他看过身份证。潘冬梅用BB机通话,“滴滴”声一响起,就去小店打电话,彭家庆也不曾听到更多信息。

       梅姨画像风波后,彭家庆接受了一些媒体的采访。他称,潘冬梅脸黑、做饭简单粗糙、舍不得花钱。潘冬梅一会儿说自己是韶关人,一会儿说自己是新丰人。在潘冬梅以丢不下女儿、在外面还有生意为由拒绝结婚后,彭家庆断了留住对方的念想,潘冬梅则不告而别。

       在我登门表达采访意图后,彭家庆抄起摩托钥匙,发动引擎准备离家。他儿媳妇下楼,称“该说的我们已经说了。每天都有陌生人来家里,这样子我们没法生活下去了。如果我家有小孩不见了怎么办?”我走出二十米外,摩托引擎声停了,回头一看,彭家庆已回到了屋内。

       “仅养紧想(边养边想),再来一个你又晓囊(会怎样)……再来两个你又晓囊……天降喜,爽哦。你生一个贺一个,生一个贺一个,旺旺旺全都烧旺(全家幸福)。”一曲《招娣》,由来自广东河源连平县的客家乐队“九连真人”唱出。主唱阿龙称,父辈还是有一些男女不平等的观念,觉得无论如何,还是得要一个男娃娃。与连平县相距近160公里,紫金县也盘踞着重男轻女的观念。


       在广东一户人家门口拍摄的对联。“祠堂悠久传万载,子孙宏发庆千秋”

       “传宗接代”、“延续香火”是当地人最常对我讲起的两个词。“不可能生个女儿叫他去结扎的嘛。”一位村委工作人员说。男孩多,家里人便觉得有势力、讲话硬气,建房动地有人主事,其他村民也不敢打家里菜地或耕田的主意。遇上葬礼,端遗像和灵位的若不是男孩,家里总觉得少了几分脸面。而女儿一出嫁,就相当于外人,娘家的事基本没法帮衬了。

       一位40岁的妇女坐在太阳底下,一边抖着手中的簸箕,一边从籽粒中挑出掺入的小树枝。她说十几年前,媳妇最少要生三四个孩子。要是第一胎生下了男孩,一家人就像吃了定心丸一样。有的公公婆婆还会发红包、放鞭炮。那时,不用老一辈勉强,每家媳妇都自觉地想多生男孩。

       连生女孩、夫妻不孕不育、公职人员受政策管制,一位紫金本地人这样概括买孩子的三类人。他告诉我,由于夫妇没法生养,2007年,他的朋友通过中间人花了四万八千元左右从海丰县买了一个男孩。紫金县南岭镇高新村的钟浩(化名)也是买来的。养母连生了5个女儿后,养父花了四千左右买了他。

       身份证上,他的出生年月是6月4日。可家里人一直在农历七月二十二给他过生日。因为和家里最小的姐姐出生日期只相隔半年,他从小就知道自己并非父母亲生。“没什么问的,反正他们也不会跟我说这些东西。”放牛、割水稻、砍柴,农村小孩不干活会挨打,钟浩勤快,比其他孩子少受了些皮肉之苦。养父虽说沉默寡言,很少表达爱意,但从来没有亏待过他。

       旱厕、破烂的房屋,艰苦的生存环境让钟浩从小就想着长大要赚钱转运。几个姐姐打工没赚到什么钱,家里没什么存款。养父认为上不上大学没什么差别,初中毕业后,钟浩便早早外出打工。2016年,他给家里盖了新房,成为了最让养父骄傲的孩子。当车房具备、日子越过越好时,钟浩开始向家里人打听自己的来路。

       养父称,1989年下半年,他跟同样没有儿子的邻居去紫金的一个医院,对接上一个妇女,看到瘦小的他。因为觉得他骨骼纤细、面色也不好,怕养不活,两人不想要他,回到了村里。后来,那个女人跑到村里,将六七千元的价格降为四千元左右。想着可能命里注定没有亲生儿子,他决定买个儿子尝试养活。那年正逢大女儿出嫁,家里人总开玩笑说他拿嫁女儿的聘礼买了个儿子。

       头一两年,钟浩体弱多病,养父弄来不少中医药粉,才把孩子身体调养好,逐渐抚养长大。除了钟浩小时候必须要睁眼睡觉,养父实在想不起来他与其他孩子不同的地方。钟浩入了打拐DNA数据库,等待着有朝一日与亲生父母的重逢。他还关注着网上寻子的各类消息。去年,他看到人贩梅姨在紫金县活动且讲客家话的信息。他想着,哪天梅姨被抓到,他一定要申请见她,问她有没有拐过自己。

       寻找梅姨的2年,申军良也收到过不少线索。许多人给他发来“梅姨照片”,可他托对方去打听,年龄、生活轨迹等信息均匹配不上。最像的一次是在2018年冬天,有人告诉他“梅姨”在紫金县附近的和平县帮人算姻缘。他跑去偷拍那个女人,又找人把彭家庆堵在家里,端茶、送水、点烟,把照片给他辨认。他同时联系了增城警方,让还没被执行死刑的张维平也能认认脸。但两边都说不是。紫金县体育馆附近,这边许多青少年都记得申军良曾去他们学校门口发过寻人启事。

       申军良仍没有放弃。除了黄砂村,他时常去广州增城区何屋街寻找梅姨——张维平在庭审时交代,每次和梅姨碰面的地点就在这边。2年来,他以何屋街为主线,往何屋街北二巷、四巷等岔出去的小路挨家挨户问。居民们多是回答不知道。有的人会反问他报警了吗,建议他拿名字去户籍系统查,肯定查得到,或者揣测梅姨要不有保护伞、要不已经死了。

       2019年11月上旬,他再次来到何屋街四巷,站在红色发锈的铁门旁边,照例跟人探听梅姨,说她“就在这附近住过”。“好像住在鸡公山那个地方。” 一个女人操着湖南口音给出新的线索。另一个女人用粤语重复了一遍“鸡公山”,还说自己好久没见这个人了。他感到欣喜,增城警方也告诉他,已经查到梅姨曾在鸡公山附近生活过。再有媒体跟他联系,他都把何屋更正为鸡公山附近,希望能有更多线索。


       申军良11月上旬贴的寻人启事,已经被人撕去了大半

       11月28日,寻找梅姨的第七天,我来到增城客运站跟他碰面。车站往东走两三百米,“鸡公山南路”的路牌下,三三两两围坐着闲谈的人。一位穿红黑格子外套的女人指着我带的寻人启事说,那个人经常去菜场买菜。她一抬手,“过了开满三角梅的斜坡,走过去就能到菜场。”

       “鸡公山南路”路牌附近,申军良找人打听梅姨。爬到一半,申军良停住了。他从红色塑料袋里摸出寻人启事,取下套在手腕处的透明胶带。牙齿一咬,一贴,几秒钟之内就寻人启事就粘在了墙上。“一般人还练不会。”他边上石梯边说。


       申军良贴寻人启事

       菜场门口,在小店忙活的女人称前年还曾看过第二张画像的女人。那人在此处来来往往,还曾在这边捡废品。往里头走,鱼腥味、油菜花、猪肉,寻人启事粘上了各类味道。一名卖粮油的妇人接了一张,告诉我们,有个叫阿梅的女人在鸡公山很久,给人介绍婚姻,之前还问过一位卖香婆要不要买小孩。



       申军良在菜场打听。我去找卖香婆时,她正在一间堆满香烛和纸钱的屋子里穿梭。她称第二张画像里的女人经常路过她的店面,会讲客家话。她与这个人并无深交,去年后就没再见过。今年八月,有个女人打电话给她,自称是新丰人,跟经常从她门前路过的女人是亲戚。那个女人想卖给她一个已经会坐的男孩,开价八千块,可以讲价。她以自己有三个孙子为由拒绝。

       连续三天,对方给她打电话,请她帮忙介绍买家。卖香婆转念一想,自家大伯有个独生子,儿媳生了个女儿就不肯再生。她大伯一听说此事,称自己可以出钱,让她买回来。但她不清楚男孩的来源,害怕陷入拐卖案件,最终还是没有达成交易。

       回到菜场,一名卖蔬菜的老伯称,四五年前,有个经常来买土豆和白菜的女人,和第二张画像有七八成像。一名水果摊贩和一位小吃店老板也称看过第二张照片上的女人。由于许多人说第二张画像上的女人住在鸡公山,申军良往山上找去。

       从鸡公山东路一直往山上走,房屋越来越密集,路也更窄。三四层的小楼多是大门紧闭。一位坐在堂屋里的男性房东称,十几年前,山上多是外地租户,房东一般都不会看租客的身份证,租客多是临时住户。到达山顶前,有6个年纪较大的人对着第二张画像说“有点印象”。一个年轻妇女说11月初还曾看到她。

       她反问申军良“有画像还能找不到?人脸识别嘛。”旁边的男人帮腔,称找公安调档案就行,到处贴寻人启事有什么用。尽管之前已经回答几个人类似的问题,申军良再度解释,画像不是照片,没法跟本人一模一样。他不厌其烦地讲完,将寻人启事递给对方,“麻烦多留意一下”。



       下山的路上,申军良一下子走在阳光里,一下子走在阴凉处。每走过一个拐弯,他就贴一张寻人启事。闯堂风有些急,偶尔把胶带吹得黏在一起。他徐徐撕开,带着一种轻松上扬的声调,仿佛总结工作般,说了句:“这边(梅姨的)线索比何屋强了很多。”走到鸡公山顶,申军良默默站了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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