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什么在影响乡村教育?
2019-11-05来源:南都观察
       我们所观察到的乡村学校

       南都观察 :现场有两位在乡村学校支教过的老师,想请二位介绍一下所支教的学校的基本情况。

       张 欣 (曾经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一所乡镇中心小学支教过半年):我是在2013年上半年那段时间在四川大凉山的一所乡镇中心小学里支教,当时是一个支教联盟机构的志愿者。学校的位置很偏,从首府西昌下火车之后,要坐大概四五个小时的大巴到昭觉县,如果情况好的话,再坐四五个小时的车能到学校,如果遇到滑坡泥石流,路被冲断,就只能坐车到山脚下,然后再走三四个小时到山路。

       因为学生少,中心小学里只有一三四六这四个年级,一共113个学生,四、六年级的学生在学校寄宿。当地除了乡镇上的中心小学,还有两个分布在村里的教学点,教学点里只有一二年级。当时我们有八个支教老师去当地,中心校留了四个,剩下的被分到了教学点。其实在当地,不是所有的孩子都会去学校上学,有时候家里没人放牛放羊了,孩子就会留在家里做农活,他们会觉得就算一两天不上学,也不会怎样。

       除了校长之外,中心小学里还有三位当地老师,两位教语文、数学,还有一位教体育和英语。我觉得当地老师的情况也不好,有一位患有艾滋病,还有一位酗酒。在支教老师去学校之前,老师们就把学生们关在校园里,其实也不怎么教课,最后会把孩子们集中在操场上,按年级站好,训一番话,然后就放学了。

       我们四个支教老师到了学校里之后,基本上学校就交给我们管理了,原本的校长经常不来学校,我们就选了一个支教老师来管理整体事务。我们四个分配了各自的语文数学教学任务,又额外开了一些音乐体育美术课。刚到的时候,四、六年级的很多学生连加减法都不会,平均分就4分,百分制,后来平均分提高到了10分。我觉得如果这些孩子能从一年就就开始接受比较好的教育,每学期提高6分,六年下来就会有很大的改变。


       2015年8月,程风投身江西省鄱阳县一个偏远的教学点,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把只有17个人的学校做到了现在拥有120人的小规模学校

       吴老师 (在广东潮汕地区的乡村小学支教过两年):我是2016-2018年期间在潮汕地区的一个小学当英语老师兼班主任。学校之前其实是一所中心小学,后来因为人口外迁,镇的行政单位被降成了村。学校有320多名学生,比一般村小的学生人数多很多。

       学校有九名在编教师、两名代课老师,和四个支教老师。可能是因为在广东,整理来说,学校的基础设施比其他资源匮乏地区的学校要好很多。我刚去的时候,每个教室里都有多媒体设备,但黑板还是传统的那种,后来增加了电子显示屏。但整体感觉上,家长没有很强的那种“让孩子认真读书”的观念,镇上一共11个学校,刚开始,我们学校里好几个年级的平均成绩在镇上垫底。

       我是去的第三批支教老师,在这之前,我所在的支教机构已经和学校合作了两年。前几届的支教老师带来了一些新颖的课外活动,学生的成绩也确实有所提高,这给学校增加了自信。校长的心态非常开明,几乎允许我们尝试各种各样的事情,包括当时在普及自然拼读法,但我们认为其实音标的教学对孩子们更合适,校长也允许我们回到音标的教学上。因为之前老师的铺垫,加上我有比较大的教学尝试的空间,最后我那个班的成绩就变成了全镇第一。

       南都观察 :现场还有两位虽然没有支教经验,但都和乡村学校有过合作,具体都是哪些事情呢?

       李东方 (任职于教育公益组织,目前在做线上支教的公益项目):我们的主要项目是做线上支教和线下夏令营,会和高校的社团合作,招募并培训大学生志愿者,经过培训的志愿者会在线为乡村小学的学生网络直播授课。课程内容包括音乐、美术、科学、国学等八门课程。有一些学校愿意接受夏令营,志愿者们也会在暑期去当地带学生做夏令营。我之前所在的公益项目,会做一些创新课程的研发,提供特色课程给乡村小学使用。比如,我们研发的“网络素养课”,是针对3-6年级的学生,教他们如何正确使用互联网去获取信息解决问题。

       姚 祥 (西南某NGO二级机构负责人):我们最初是一个大学生社团,后来发展成了当地一个NGO的二级机构。从2015年开始,我们开始从外界引进很多公益资源,比如儿童安全教育的课程、百度百科的“VR数字博物馆计划”等等,然后通过高校的志愿者,把这些公益资源输送到乡村学校。


       2019年4月,一名村小学生正在体验VR设备,设备里主要是各地博物馆的展品

       我记得有个学校只有三间教室,其中有两间是上课用的,还有一间是多媒体教室,但平时几乎不用,因为学校没有专门的食堂,中午吃饭的时候就在多媒体教室里摆两张桌子,炒好的菜就放在多媒体教室里,学生们在那里吃饭。

       现在有数据说截至2018年底,全国中小学有96.7%的学校实现网络接入,92.3%的学校已拥有多媒体教室,但这并不包括教学点。有的学校即使配备了多媒体设备,老师也不一定会使用,尤其是年纪大的老师,用板书习惯了。但如果面临检查的话,校长或老师拍几张照片交上去接受检查。很多乡村学校的条件也并不好,我有个同学曾经在一个学校支教半年,学校里三个老师,只有一间屋子,就用木板隔成了两个空间,里面住两个老师。

       老师不止要教书,还有自己的生活

       南都观察 :在湘西那位老师的文章里,提到基层老师会面临很多日常教学之外的事务,甚至可能会因此让教室空堂。在各位的接触和观察中,乡村老师们忙吗?当地老师和支教老师相比有没有什么差别?

       张 欣 :其实在我们之前,是另外一个支教机构在服务那所学校。但那个支教机构“曝光”了当地的一个事情,当地政府就和他们终止合作了。是因为从村子里出去的话会过一条河,当地没有桥,只有钢索,人要踩着钢索才能往返。那个支教机构的老师把这个事情给“曝光”了,后来虽然桥也建上了,但是双方就没再合作了。

       我们后来这个机构再去当地支教时,当地政府就要求我们不能参与任何关于村子里的事务,就是要我们不要去管那些什么不公平的现象,只要完成教学任务就好。还有一次,我们在教学的时候,突然要求我们让学生们去签一个文件,每个学生都要签名。我们自己去了解了一下,原来是政策上给学生们每天的补贴,现在更高等级的单位要来检查,但学生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更没有收到过。

       签收表发到了我们支教老师手上,我们当然没有配合。最后当地老师利用课间时间让孩子们签完了这个字。当地老师典型的管理方式就是体罚,学生们很怕他们,有时候男老师直接就是上去踢踹学生,甚至直接照着脑袋打。学生们的卫生意识也不够,当地没有自来水,孩子们走在路上,渴了,在路边小溪边趴在地上就取水喝。

       还有一次是六年级的毕业考试,下午最后那科,还没有考完就提前结束了,当地老师就把试卷全收走了。我们问为什么要提前这么早收试卷,他们说山路很远很难走,必须在单位下班前把卷子送走。我们说这会影响学生的成绩,校长说这不重要,他们也不希望学生的成绩太高,如果外界发现学生成绩突然提升了,反倒会来过度关注这个学校,他们不希望得到这样的关注。

       吴老师 :我想先问一个,你是怎么定义“非教育类事务”的?

       南都观察 :首先最明确的就是和老师完全不相关的,比如请他们去填表格。曾经有个老师也说他们被要求去填写扶贫表格,他说如果是学生的,他愿意去填写,但是如果和教学、学生毫不相关,他不会去做。另外一类是那种纯粹的学校管理行政性质的工作。

       有位校长说过,他作为校长,就把这些事情停到自己身上,比如“均衡验收”的各种材料,往往检查的时候会要求填写往前很多年的资料,但在当时并没有要求,于是学校就要想方设法去给补上,都是非常耗费学校人力的事情。所以我觉得“非教育类事务”是那种和老师的课程教学、学生照顾完全不相关的事情。

       吴老师 :在我支教的那两年,确实也被校长叫去填过好多表单,但还是都和教学相关的。比方说当时有开电脑课,就会让我填一整个学年的电脑室的使用表。但在填那个表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学校原来有这个表。

       其实仔细想的话,如果按照城市学校的标准,这些表真的要填。比如很多工作都会需要监测进度,需要评估,会涉及一些表格的填写。因此,如果是和教学相关的话,包括教学任务检查,包括电脑室、各种功能室的使用,也都还是有它意义在的。


       美丽中国支教2017-2019届项目范雪飘老师支教于云南保山隆阳区一所中学,图为她家访时所拍

       南都观察 :我的理解是,这一学期都上过这些课,但是当时没有及时去填,最后要去补一下表格?还是日常就根本没有上过这节课,但是最后要交一个东西去应付,所以让大家突击去填表格?

       吴老师 :我们支教老师其实签的是志愿者服务协议,如果说个人有紧急情况,比方说家里有事,可以和校方、支教项目的工作人员商量好之后,终止支教服务。当地老师没有这个选择,如果家里出了很糟糕的事情,他们是不能离开岗位的。所以我觉得这会让支教老师和当地老师在思想上就很不一样。

       记得我支教第二年的时候,学校调来了之前当时校长上初中时的数学老师,这位老教师从村里的中学调到我们小学来任教,看见我在很嗨地教学生背课文,就云淡风轻的说:“我第一年教书的时候也像你这样。”当时我就觉得挺有感触,觉得当地老师其实会有很多生活上无法避免、必须去处理的事情。比如支教老师是可以加班的,但是当地老师不行,因为他们没时间,他们晚上需要照顾自己的家庭。

       “爱面子”和“怕麻烦”造成了新的阻碍

       南都观察 :请问一下在NGO的两位。你的机构和乡村老师是怎么沟通的?给乡村学校提供怎样的支持?是学校主动来联系你们吗?还是你们去调研了之后主动联系学校?这种合作会不会因为其他因素而被影响?

       李东方 :我经历的两个项目都是学校主动向我们申请的。比如,现在这个项目,基本上都是学校知道了项目以后,希望解决学校缺老师缺课程的问题,于是来主动申请。申请学校有乡镇中心小学,也有村小和教学点,其中村小的比例会更大一些。

       我们主要是和校长打交道,如果学校确定加入项目,我们会给学校提供设备支持,比如摄像头、会议宝,保证能让他们上网络直播课。我们也会给跟其它公益组织合作,为老师提供一些培训的机会,给学校提供一些物资捐赠,根据学校需要来提供一些多元化的支持。

       因为我们要先和学校测试设备,确保硬件和网络正常,才能对接志愿者来上课。这一学期很多学校一直在推迟对设备的测试,后来知道他们是在面临检查,这些事情就顾不上了。今年可能是因为处于扶贫验收的阶段,学校迎接的检查特别多。设备发给学校很长时间,有的到现在还没有完成测试。

       姚 祥 :在和学校的沟通中,我觉得最大的因素在于校长,校长的权力很大。村小的管理虽然比较松散,但是面临的检查有点多,一些检查还是比较走形式的,有时候检查着就变成了打牌。比如说镇上的领导过来检查,到了之后就是看一眼,看完后就和校长相约打牌去了。有时候一些跑长途的司机也会加入到牌桌上来。

       我们机构是直接和校长沟通,但村小不是每个项目都会接受。我去过一所学校,校长特别爱面子,觉得接受公益援助会让他很没面子,就叫我们不要到处推广,低调处理就行了。如果涉及到一些比较大的公益项目落地,他们一般也不会答应,因为会牵扯到教育局那边,他们很不愿意去做这方面的事情。

       乡村学校的非教育类事务真的多吗?

       南都观察 :2012年,出台了一个《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暂行办法》,规定了评估内容、评估标准和评估认定程序,后来陆续开始了评估,学校要按要求提交信息。因为各地要求提交材料的时间节点、节奏、内容不一样,导致一些地区会在最后集中式地补过去几年的信息,于是就出现了“编材料”、“搞突击”等现象。有时候一些校长就会再把任务分给各个老师。此外,基层的其他部门也会“分摊”各种指标类的任务给乡村学校。

       现场的两位是支教老师,其实不会很直接的受到系统压力的影响。但当地老师身处农村,还要照顾自己的家庭。如果不居住在当地,有时还要从县城往返。对他们而言,教学本身就已经很忙了,但精力还会被教学之外的事情挤占,而教学时间被挤占,对学生和老师来说都是不公平的。想请各位有支教经验的老师讲一下,当地的老师怎么评价这些事情?当地的学生又是怎么看待的?你个人对这些现象有什么看法?

       张 欣 :我接触的是公办学校,老师的工作其实比较清闲。对他们而言,基层教学是一个经验积累的过渡阶段,他们肯定希望不要把自己更多的时间放在村子里。

       南都观察 :在你支教的学校,老师们会有集体加班吗?

       吴老师 :时不时会有。日常会有很突然的教学任务检查,这是公立学校统一的检查。学校隔一段时间会来检查教师的作业批改情况、备课情况、听评课记录等,我所在的学校大概是一个月或一个半月检查一次。相当于教师除了每天备课、讲课以外,还要记录自己的其他活动。

       南都观察 :你觉得这个记录是必要的吗?

       吴老师 :我觉得是繁琐的。我当时教三五六这三个年级,其实备课有一个整体框架,在框架下,只是把内容换了,不需要每课都写教案。但是为了教学检查,我需要给出这个教案,其他老师也是这样。对我来说,至少这是一个负担。包括每次的试卷质量分析。作为老师,通过学生试卷去分析学生情况是很重要的,但不至于每次都形成一张写满的表格。我觉得这好像也没有必要。我也想问,这种教学业务检查工作是算教育类的还是非教育类的?

       南都观察 :其实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复杂,在我的判断里,教学任务最核心的是教学、备课及教师的一些主动反馈。其他的一些行政上的或者流程上的就是非教学类的事物。

       吴老师 :实际体验里面,我觉得教学任务检查是我们写得最多的东西,其次才是行政类事务。支教老师和当地老师关系很不错,大家偶尔也会一起加班。理论上,学校应该有很多“功能教师”,其中一项是心理老师,但我们学校其实没有。心理老师要做咨询记录,我就在想,能不能试着给高年级的学生开展这种心理咨询类似的活动。我当时跟校长说我来填咨询记录。既然我做了记录表,我们就干脆试试开这个课。所以我们当时借机会做了好多本来不会想到的事情。

       南都观察 :各位老师观察到的乡村教师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是怎样的?他们是怎么评价自己的工作?

       张 欣 :在我支教过的学校,那里的老师大部分是从大山里走出去的,都会觉得老师是一份非常好的工作。因为老师收入不错,在当地也比较受尊重,时间其实也很自由。

       吴老师 :老师一般住在村子里,有位老师平时在村里,周末会回县城住。还有位每天坐公交往返于县城和村里,单程就要一个小时。总体感觉上,老师这个职业在当地比较受尊重,只要老师去村里买菜或做其他事,很多人看到就会打招呼。

       姚 祥 :我可能年轻点,我的同学在一所乡镇中学教英语,每天烦的是学生喜欢“溜”出学校。因为在当地,学习好的学生会选择去县城读书,而镇上学生基础特别差,一些学生不喜欢上英语课,经常翻墙出去。比如说今天一个学生翻墙,第二天就会带三个学生翻墙逃课。“学生调皮”这件事让她很困扰。

       她也会参与当地的扶贫工作,因为新教师不了解当地情况,只能做一些整理资料、填表格的工作。她们隔三差五要开会,甚至有人要帮贫困户做家务。这不是硬性要求,但当地教师把这种形式会作为工作反馈,让自己的材料有内容。有时候忙得课也上不了,就让别人代课,自己去村里跑。

       张 欣 :后来我离开了凉山,到一个基层单位工作,单位里每个人有两户家庭的扶贫指标,到了检查的时候,就必须下户,但其实很难做什么,基本上就走一个流程。基层就是这样的状况,国家过去几年的基层任务,一是“扫黑除恶”,二是“精准扶贫”,任务摊派在每位基层工作者头上。

       老师虽然有教学任务,但不得不去完成这些事情,而村里人每天也被这些东西搞得焦头烂额。据我了解,有些村因为扶贫使用的纸张已经花费了十几万的费用,得不偿失。“扫黑除恶”确实有效果,但也会有一些硬性的要求,包括统计村里做了多少宣传工作,这种流程性的东西偏多。

       乡村教育在创新方面会遇到什么阻碍?

       南都观察 :很多支教机构在服务乡村学校的时候也想把一些新的教育理念带到农村。请问各位有过支教经验的老师,你们觉得有哪些教育创新的理念给学校带来了改变?

       吴老师 :现在涌现出了很多创新类的产品或是理念,但我觉得在教育方面,尤其是在农村教育现实情况下,如果创新不是引导或倡导教育公平的话,其实是弊大于利的。也可能你把新东西给他,但缺少培训环节,他就不知道怎么使用。

       我觉得,如果这一类创新项目不能给当地带去长期的影响力的话,那么实际效果可能低于预期。其实支教老师从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种新的理念或者影响力,因为支教时间普遍是两三年,能够给当地学校和学生留下什么?我觉得最好的可能就是引起当地老师在原有基础上做出一些稍好的改变,这其实就是很好的影响力。有的同事会引进“iPad英语教学”这些方法,我觉得相比提高一个当地老师内在的教学热情,这种物质上的引入从长远上看可能没那么有效。

       张 欣 :远程教育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我所在的学校也有远程教育设备,但因为附近基站总被盗,信号接收困难,所以无法使用。我支教的地方是少数民族聚集区,因为语言差异,没有匹配他们语言的课程,当地孩子们可能不太接受这些。但如果学生使用汉语,远程教育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我觉得越是偏僻的地方,只要有支教老师进入,就会带去比较新的理念。


     “互联网+支教”模式,目前越来越多的学校在尝试该模式
 
       南都观察 :乡村学校引进新资源、新项目,会不会增加乡村教师的工作量?

       吴老师 :当然会。在我支教的第二年,学校安装了多媒体设备。我们的黑板变得特别高级,打开黑板,里面是一块电子平板,但当地年龄大的老师不太会操作,经常问:“怎么黑板打开还是电视?”年轻教师要给他们做培训,教他们使用新设备。

       李东方 :据我了解,现在很多的公益项目都会进入小学,而且基本上每个项目都会要求学校反馈。需要定期填表格、拍照或写报告。我现在做的公益项目,没有对学校进行反馈方面的硬性要求,只是在开展线上课程时候,助教老师会拍一些照片分享到群里。我们会希望通过这个项目减轻学校的负担,只要能保证课程顺利开展,能让学生开阔眼界就可以。但是反馈对于公益机构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尤其是要向资助方或公众解释自己做了什么事情的时候。

       所以当一个学校对接了很多公益项目,那么老师就要承担这些反馈工作,也算是一种“非教育类事务”吧。这的确会成为老师的负担,所以公益组织在实施公益项目的时候还要考虑到如何对老师进行激励。

       姚 祥 :我们把百度的VR设备引入当地“村小”,而且与学校签了协议。但是当地教师不会使用,只能负责管理设备,学生们有时会自己过去“玩”。学校给我们的反馈也只是偶尔拍一两张照片,比较流于形式。

       包括壹基金的“壹乐园”项目,这个项目不是进入到学校,而是进入到乡镇里面,为乡镇学生提供文化活动空间,但在我们那里效果依然不好。比如说项目提供了吉他和二胡等乐器,可没有一个老师会演奏;提供图书,而没有老师引导,孩子们也不会主动去读。基层教育最大的问题不是缺新设备等物质条件,而是缺人。而且基层NGO的工作人员特别少,一般每个县城只有2-3人,他们又要迎接大量的新项目,难免力有不逮。

       南都观察 :我想稍微补充一下,很多NGO希望把项目下沉到县级以下的地方去,因为目前很多资源都还聚集在城市、基金会,很难触达县级以下地区。现在有一些公益项目很努力地去做规模化推行,但推行到县级时,如果县级地区的NGO人手不够,可能就会很难再下沉。

       县级NGO确实能够接触到一线,但通过一两个人,很难把这些从上边吸引到的资源再去运营到一线。他们需要再去运营一个当地的志愿者团队,去做探访等工作。如果县级NGO没有运营出一个很强大的志愿者社群,那些公益资源就难以继续下沉。这可能是姚祥说的问题,缺少有执行力的志愿者团队把教育项目传递给乡村学校和乡村学生。

       姚 祥 :当地基层的办事模式是先申请到项目,然后再去做。县级NGO也是如此,他们会帮助乡村学校申请项目,但受制于人员不足,而且要遵循与基层学校的对接流程,申请到的项目就可能要隔一段时间才能推行。

       李东方 :我知道一些NGO与乡村学校合作的项目,这些反馈工作就会压到老师这边。所以要做配套的项目机制,给老师一些激励的措施,包括让老师参加培训、或是给老师物质奖励等。即使这样,对老师来说,任务量也是加重的。


       “为中国而教”项目输送并支持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学校或城市打工子弟学校任教两年,提供持续而系统的培训,培养和集结关心教育的优秀人才,以此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

       到底是什么在影响乡村教育?

       南都观察 :我们说了一些乡村教育问题,有人觉得乡村教育的问题是因为教育资源差异或行政工作挤压,各位认为乡村教育的关键问题还有哪些?其中哪种是对乡村教育影响最大的因素?

       张 欣 :我还是觉得主要是教育资源的问题。知识能改变命运,乡村学生本来各方面资源都比较匮乏,如果他们能获得比较好的师资力量和优质的教学内容,就可能让他们对学习更感兴趣,对未来产生一定的想法,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只要是能去支教的地方,都会有资源的对接,但资源浪费是个普遍的问题。最重要的还是教学,一切都应为教学让道。只有教育资源的引入才能改变乡村学生的命运,当然包括对这些资源的分配、利用和监管,这也是教育内容。

       吴老师 :我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我很想迫使大家去思考一个问题。我这两年的支教经历非常理想化,几乎没有什么负担,有时候身体很累,但特别开心。后来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们带的学生成绩是好了,如果他们真的都进入了很好的高中,很好的大学,最后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那么可能绝大多数学生都去了城市,最后乡村会变成什么样子?当乡村教育得以改善,可村里人都出去了,我们的农村会不会看似变好,实则在消失?

       李东方 :我认为乡村校长是关键因素。我接触过最早一批接触公益项目的校长和老师,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他们的观念算是很先进的。但几年过去了,我发现这些校长和老师所在的学校发展并不一样,通常来说拥有一个积极校长的学校,比拥有一个积极老师的学校有着更好的发展。

       因为相对来说,校长对于一个学校的发展更有决定权。老师想去做一些事情,但是凭借个人力量很难推动整个学校的变化。而一旦校长拥有先进的办学理念和优秀的个人能力,就可能会带动整个学校的发展。乡村教育发展的关键点还是培养一些好的校长,其次就是进行乡村老师的能力培训。

       姚 祥 :一些“问题少年”也会影响乡村教育。国家实施“控辍保学”的政策,有些孩子不想学习,但政策让他们一定要上学。很多老师非常年轻,具有比较先进的教学理念,但就是管不了这些学生,这非常打击他们的积极性。“问题学生”的产生,更多是家庭原因,他们大多是留守儿童,脱离父母管束,又受到网络上不良信息的影响,甚至相信“读书无用论”。他们不仅会给同学们带去不好的影响,还会打击教师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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