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新石窟的故事
2019-10-29来源:新京报
       敦煌市区西南30多公里处的党河河湾,被风剥蚀严重,崖壁裂成深沟,形同峡谷。著名的西千佛洞就坐落在这里,在它向西2公里的党河北岸,被水库截流的半干半湿的河床上,垂直向上6米,像窗口一样的崖面洞窟分布三层,共有20多个,则是敦煌当代石窟艺术中心。

       敦煌石窟群(包含了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等一个系列),以成排的佛像,炫目的壁画和壮阔的景观闻名于世,而敦煌当代石窟是今人的作品,它建立的初衷,是继承敦煌1600年来的辉煌文化传统,创造当代艺术与生活的新空间。石窟的拥有者是旅日画家常嘉煌,他自筹资金,从1996年开建,到现在已23年。

       当代石窟上方的戈壁荒漠上,有一座用石头和泥土建成的西北院落和土墙,进入洞窟的入口就在这个院子里,旷野的轻风从空旷的两端挤进狭窄的通道突然速度加强,风掠过耳廓和衣衫,人借着风势一口气下到地表下十几米的石窟里,仿佛掉进了一个时间和空间的空洞。走在300多米长的石窟通路里,明暗交错,四周万籁俱寂,时间凝固,唯有党河水哗哗作响,接近九点的太阳在对面的山上形成圆日。

       建新石窟是完成父母的夙愿

       常嘉煌的父亲常书鸿1943年任敦煌研究所首任所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敦煌艺术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与敦煌默默相守几十年,因一生致力于敦煌艺术研究保护等工作,被称作“敦煌的守护神”。常书鸿于1994年逝世。常嘉煌回忆,父亲去世一年后的1995年,一次敦煌市市长在接待日本公明党代表团的宴会上,“团长说,‘我们非常想念常书鸿先生,我们希望能做些什么事情。’市长听到后走到我面前,跟我说:‘嘉煌,有件事情只有你能做,就是在敦煌开凿新石窟’”。

       “我回去给母亲写信,她马上给我回了封长信,讲了父亲开凿新石窟的想法。常嘉煌说,母亲在信里告诉他,父亲早在50年代就希望在敦煌附近的崖壁上开凿新石窟,进行新的壁画和彩塑的创作,传承和延续敦煌艺术。这是一项持久的延续千年的艺术工程,希望自己的后人能够坚持做下去。常嘉煌说,他秉承父亲常书鸿“继续敦煌”,用古老的载体把现在的文明留给后代的遗愿,在1996年11月,与他72岁的母亲、画家李承仙,自筹资金开始建造当代石窟。

       当地政府对新石窟的建造给予了大力支持。常嘉煌说,时任敦煌市委书记,市长参加了奠基仪式。敦煌市计划局批复了当代石窟项目,敦煌市土地局审批了3万平方米的文化用地。青海石油局无偿为当代石窟铺设了2公里的地下电缆和输水管道。

       “当时的名称是敦煌石窟艺术工程,敦煌研究院指出敦煌石窟是指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肃北五个庙石窟和东千佛洞,容易混淆视听。后来敦煌研究院段文杰院长建议叫‘现代石窟’,我说好,就用这个,非常感谢段院长。”常嘉煌说,他在2017年把“敦煌现代石窟”改名为“敦煌当代石窟”,当代和现代的区别以时间划分不同,当代是指目前所处的时代,为此他做了很多理念和内容上的调整。

       常嘉煌告诉记者,他对当代石窟艺术工程的构想,一是建“海外遗宝窟”,通过传统绘画技巧将流失海外的精美敦煌绢画复原到当代石窟的墙上;二是保存父母从事了半个世纪的敦煌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中最出色的是一个唐代的220号洞窟,被公认为是敦煌壁画里面最精美、艺术性最高、保存得最好的洞窟,父母对它采取了相应的抢救性研究。当代石窟的唐代精华窟就是将220窟作为复原对象。

       当代石窟的地面院落有一间小屋,放了一张钢丝床和一个书架,李承仙在去世前几年曾经在里面住过三个月。玉溪师范学院美术系副教授陈江晓回忆,2001年,一号窟“海外遗宝窟”开工,李承仙每天走下80多级陡阶到石窟里,站到脚手架上去画画,一画一整天,再走上来,为了避免上厕所,整天工作忍着不喝水。她那时已经77岁。常嘉煌说,“一开始很多人以为是我自己在做这个事情,都反对我,包括我儿子,他说‘你搞石窟把奶奶拖病拖累了,你是有责任的。’”

       “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我是在完成父母亲的夙愿,是我母亲带着我启动当代石窟,这是她在我父亲去世后所做的唯一重要的事。”当代石窟的营造至今已经23年,全部由志愿者参与,已近70岁的常嘉煌坦陈,这23年中有不畏艰辛、勇敢执着的时候,也有走不下去停下来的时候。总体来说,因为缺少关注和支持,当代石窟的营造相当缓慢,基本处于停滞、休眠状态,凿窟与绘制壁画也是断续进行。

       “二十年前,我拿出我的构想时,就有很多人说我是个乌托邦,是个傻瓜,大家认识不到,因此获得的各方支持的力度不够。走到今天,我有很多困惑,对别人来讲,一个工程延续20多年是少有的。不过,我这不是烂尾楼,它一旦停下来,不会产生对环境的负面影响。”“碰到无形阻力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曾经数次想过买两车水泥,把出入口封闭,但始终没有这么做,因为母亲在病重时说,随着国家的发展,民众对这个事情的理解,石窟肯定是能做下去的。现在,认同的人越来越多。”

       艰难的开凿

       常嘉煌介绍,当代石窟已开凿的20多个洞窟里,目前完成的是1号“海外遗宝窟”,2号窟是正在绘制的唐代精华窟,3号窟是中日净土窟,东京浅草寺出资开凿,复原七世纪从中国传到日本奈良当麻寺的一幅精美壁画,还未最后完工;另外还有日本、匈牙利、澳大利亚、伊朗等国家的十多个艺术家来石窟留下了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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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已有日本、匈牙利、澳大利亚、伊朗等国家的十多个艺术家来石窟留下了作品

       2003年李承仙故去,西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李白玲教授继续承担1号窟的壁画绘制工作,她自筹资金带领研究生,根据从大英博物馆、法国吉美博物馆拍来的照片,将《普贤菩萨骑象》、《行脚僧像》、《地狱图》、《树下说法图》等绢画,同比例放大再绘制到墙面,把它们永远留在了敦煌。去年,复原莫高窟220窟的事情有了新进展,51岁的玉溪师范学院美术系副教授陈江晓决定提前退休,然后用10年时间,自费带领学生和志愿者,完成这项被公认的初唐杰作的复原。

       20年前,还是李白玲研究生的陈江晓与老师同学共同绘制了1号窟,20年后,她将带领学生和志愿者尝试复原莫高窟220窟这座唐代精华窟最初的样貌。“现在是陈老师接替了我父母亲想复原220窟的想法,她带的学生已经是当代石窟的第三代‘画工’了”,常嘉煌说。

       陈江晓说,常书鸿先生曾说过,220窟的壁画“构图设色都不亚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教堂装饰绘画。”常书鸿、李承仙两位先生数十年都在研究将其复原,李承仙在生前最后几年找出了整个壁画上所有的残破色块和变色前的原色,并绘制了精细的彩色复原图,希望能在当代石窟里再现壁画昔日的辉煌。要复原220窟,先要整修崖面、凿窟。陈明星是当代石窟的凿窟人,他说,当代石窟与莫高窟的地理环境基本相同,但比起莫高窟,当代石窟的开凿要更困难些。

       莫高窟坐落在鸣沙山的断崖上,砾岩里的碎石多是山石风化破碎而成,小且带着边角,相对更容易凿空成工整的洞窟;而当代石窟的内壁则是大小不一的整块鹅卵石混着沙土还有沉积物,被胶结成坚硬的岩石,遇到巨大鹅卵石的地方,只能将其保留在原地,然后绕过去开凿,这样一来,比如洞窟的窟顶很难做到平整。

       另外,与莫高窟容易被黄沙掩埋不同,当代石窟底部容易被党河水冲刷掏空继而坍塌,都江堰古代传统的石笼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设置好的铁丝网笼里填充石块,由于石块间有大量孔隙,渗进的水能及时排出,降低了水流对崖壁的侵蚀“比相隔2公里的西千佛洞的刚性混凝土防洪堤坝还要持久。”常嘉煌说。排除了这些因素,当代石窟所提供的场景与氛围,同公元366年那个法名叫乐尊的和尚在敦煌莫高窟开凿的第一个洞窟一样真实、神秘、有感。

       设色和勾线

       石窟开凿完毕,要用5厘米厚的泥土把有凹凸的墙面抹平,做成适宜绘画的墙壁,这叫地仗层,地仗层完成后,壁画分几道工序进行。首先安排设计全窟的内容;然后起稿,按设计在墙壁上绘出草图;接下来敷色,包括绘制底色和人物形象晕染,最后是勾线,以突出人物形象。

       陈江晓首选切入的是220窟的《药师经变》,这幅壁画表现的是东方药师净土的盛况。

       但《药师经变》也有不少地方破损,一些线条和设色甚至是人物形象模糊不清出现遗失,要想再现壁画昔日的辉煌,而非临摹已残损变色的现状,难度非常大,因为没有前人已经复原过形成的精准数据。现在的临摹已经与电子设备结合,高清照片很容易获得并制成线描小稿,但陈江晓还需要参考大量唐代未变色的壁画的研究资料和相关佛教历史文献,通过对照比较,整理出所有缺失的线条和颜色细节。

       在她的估算里,复原一面墙的壁画需要三年,三面墙就是十年,整理线条的时间就占了十分之九,而在洞窟里绘制的时间只占十分之一。将线条找齐后的稿子,同比例放大复印在硫酸纸上,起稿完成。初唐洞窟的经变画通常会按水平线分为三部分,中段是说法场面;下段描绘净水池和平台,平台上往往有乐舞形象;上段象征天空,有飞天等形象。这次,陈江晓要完成的是上段的勾线、填色和中段的勾线。给2号窟地仗刷上钛白粉作为底色后,陈江晓开始将已经整理好线条的稿子上墙。画稿上墙对现代人来说仍是一项艰难的工作,从目前的绘画技术和科学技术来看,画者仍然必须在洞窟内支架,并时常在架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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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14 日,玉溪师范学院美术系副教授陈江晓(图中)带队复原莫高窟220 窟的壁画
 
       根据陈江晓的实践,画稿上墙较好的办法是在幻灯投射出的图像上用毛笔直接描绘轮廓,这样对地仗没有任何伤害。但由于投影仪只适合大轮廓,细节显示不清,陈江晓选择了硫酸纸作为画稿纸,将半透明的硫酸纸画稿背面涂上碳粉,固定上墙后用铅笔勾勒轮廓,这样墙上就留下碳粉线迹,之后再使用毛笔勾线。

       与西方绘画不同,在中国画里,线是有生命的东西,画者通过富有表现力的线条来反映对象的质感,人物的动势、情态。在线条的粗细、转折变化和疾、徐运笔的过程中体现物象的气韵。所以勾线要求画者具有腕力和笔力功底,才能自如使用和控制毛笔。不过陈江晓认为,设色和勾线一样重要,在较远的地方看画,颜色比线更能体现整个石窟的意境和大效果,设色技术更能体现整个窟内壁画的风格和气势。

       脚手架上,壁画专业毕业的王杰和几个年轻人正在给已经勾好线的上段边饰填色。王杰说,画画的人都想到敦煌来画,这是一种情结,洞窟里作画,从材料到工艺,从线条到构图和颜色,一切都太神秘。跟着陈老师学习了三年的童娅说,填色的时候她满眼都是荧光闪烁的画面,令人陶醉,那是一种无法言表的美妙境界。

       洞窟壁画用了大量无机矿物颜料和少量有机植物颜料。如果在黑暗的洞窟里关掉所有的灯光,用紫外光照射壁画,就会看到闪烁的荧光,有欧美专家认为,这可能就是有机颜料露出的真容。常嘉煌特意从日本带来了一把中锋毛笔和一袋特级岩彩画颜料松叶绿青交给陈江晓。

       在他的理解里,陈老师有两个特点,一是,她对颜色要求非常严谨和苛刻,她说壁画要给千年后的人看,不能画完几十年后就变颜色了;第二,她认为我们是现代人,有我们这个时代的审美,有这个时代最新的材料和科技,复原不是克隆,没有必要去跟唐代画工比,因为当代壁画无可避免会表现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面貌。不过,在看了复原壁画的边饰后,常嘉煌还是毫不客气地对飞天、经幡、火焰珠等形象的“陈旧”颜色提出了异议,因为在他母亲李承仙曾经做过220窟的色稿里,色彩要强烈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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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19 日,一名艺术家在对画像勾线

       常嘉煌坦言,很怕陈老师按她现在在莫高窟看到的,把药师七佛和八菩萨的脸也染成黑色。陈江晓说本来自己更偏爱雅致的颜色,但是她想起之前看过张大千和李承仙等人的临摹,都是浓度超高的颜色,后来她才明白,他们都是最先看到当初原始状态的壁画的人,而她看到的黑色,都是某些红色和白色的含铅的颜料遇湿变色的结果。

       经过讨论,火焰珠从赭石色改成了鲜红色。经幡还是赭石色没变,佛脸采用肤色表现。为了尽可能防止壁画变色,陈江晓定了规矩,一支笔只蘸一种颜色;用色单纯,尽量不调色,不用混合色。

       还原一个唐代画工的生活圈

       在此次为期一个月壁画绘制即将收工前,《药师经变》中段部分的上稿,还是遇到了麻烦。因为硫酸纸不够大,画稿被分画在几张硫酸纸上,在墙上完成拼合确定位置后再逐一勾线。但因为对待整墙壁画的经验不足,直到上到最后一张要勾线了,陈江晓才发现出现了7厘米误差。在确定能想到的补救办法都不是对壁画最负责任的做法后,陈江晓决定抹掉那些已经勾好的线,从头来一遍,至于原因,很可能是上墙时正面、左侧面、右侧面等多个视点来观察而引起的,就像中国画的散点透视。

       如果用科学的透视法来看,唐代经变画的透视表现时常是混乱的,比如同一建筑物的上半部好像是仰视的视角,而下半部分可能就描绘成俯视的,结果当然其“消失点”并不在同一点上,不过古人是不会用科学透视的眼光来看的,所以画面尽管失去真实,但他们更在意的是“气韵生动”,能讲述故事。陈江晓说,敦煌的石窟是一个能让人类的历史与人类的灵魂对接的地方。完全投入其中,你会对当时画工心中的况味有了深切的理解,明白他们在怎样发挥他们的创造。这是一次“心酸的返工”,陈江晓借此机会也告诉学生,每个人追求的不一样,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也不一样。人不可能一天两天就有成就感,要坚持,要耐住失败和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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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江晓和学生、志愿者们自己做饭解决一日三餐,生活艰苦

       真正的绘制石窟的生活,那是一种无边无际的寂静与寂寞。晚上,远山深紫色,在戈壁上走,会感到漫天的星斗都在跟随你。石窟上面的地面建筑里有个小厨房,陈江晓和学生、志愿者们自己做饭解决一日三餐,豆芽木耳黄瓜很少肉类,多是煮和凉拌,很少炒菜,饮用水要从外面买来。两间勉强能住人的小屋,帐篷搭在床上,被褥铺在地上,半夜,四面呼呼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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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15 日,陈江晓和常嘉煌在党河河湾找到了大片“澄板土”

       因为各种天然矿石和人工岩石颜料都十分昂贵。陈江晓用家门口的云南红土自己动手制作了一些颜料,但粉碎、研漂分级的时间太长,半年才做出200-300克颜料,所以寻找和利用更多像“澄板土”(当地人叫法,敦煌的沙漠戈壁中淤积的一种质地极细密的土,这种土永不变色)这样的颜料代用品是解决问题的途径。

       这次,陈江晓和常嘉煌一起,在党河河湾冲刷处找到了非常厚实漂亮细腻接近肤色的澄板土,“大自然已经给澄清好了,可以直接用”,陈江晓把带回来的澄板土泡在水里,溶解后加入比明胶更加稳定的调和液,用于晕染药师佛和菩萨面部。在常嘉煌看来,陈江晓的决心和状态最接近唐代画工。人到了敦煌,心要像大水缸里的一粒米,静静地沉到最底部,从感受、临摹与研究开始,继而再谈艺术创作。

       他说,最令人感动的是敦煌藏经洞文献中的一段文字:“……画匠叁人,早上馎饦(馒头),午时各胡饼两枚,供两日,食断”,但他们还在继续画。莫高窟的画工基本是僧侣,他们是把自己的精神境界画到了壁画里。陈江晓希望常嘉煌能尽快修缮一下地表建筑,解决住的问题,这是个精神空间,可以让更多的艺术家或者是普通人停留下来,冥想、思考、创作,吃最简单的胡饼,还原一个唐代画工的生活圈。

       常嘉煌的想法是,可以在洞窟无自然光环境里,使用最低耗能的LED灯和水循环无土栽培技术,进行蔬菜和水产培育,满足艺术家们对蛋白质和维生素的需求。等当代石窟具备了生活起居条件之后,再继续进行更有规模的艺术活动,提升当代石窟的精神内核。他认为,莫高窟壁画之所以能打动人,既有经文的因素,同时富有表现技巧的手法,还有和现实生活相关联的部分。而现在,环境是人类共有的最大问题。

       为此,常嘉煌决定在4号窟完成体现保护地球环境的大创作,发出问题警示,同时也是留给未来人类社会的一个证据,包括让1000年后的人类看到过去地球是怎样被蹂躏的。“4号窟有200平方米墙面可供创作,我想动员全世界的艺术家,包括孩子,一起来完成留给未来一千年的一个信息,让石窟成为人类环境艺术创作基地。”常嘉煌说。接下来,常嘉煌更希望将父母留下的文献资料捐献给敦煌研究院等机构,共同进行整理研究并建立纪念馆,“我相信这些研究可以令后人从中觅得人类精神文化的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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