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八点半，三年级的男孩们洗漱完毕。宿舍里，扩音喇叭开始说话，先是一段音乐，接着，女播音员的声音传来——睡前故事时间到了。故事名为“云彩和小猫”。一只小猫名叫茉莉，它顺着家门口的大树爬到天上，陌生之中感到害怕又想家。多亏云彩变幻成猫妈妈的样子照顾它、教它识字。等到茉莉再次回到猫妈妈身边，故事已讲了15分钟，茉莉已经变成一只强壮、勇敢、聪明的小猫。最后，喇叭飘出浑厚的男低音：“记得微笑，晚安。”
校长安路虎和老师们一边查寝，一边和学生一起听故事。 2016年，安路虎上网申请了一个名为“新一千零一夜”的公益项目，对方发给学校一批扩音喇叭，对应的客户端里，有1001段有声故事，刚好覆盖一年级到六年级所有住校的夜晚。
四年前，安路虎被派到这里——河北省邢台县城计头乡完小当校长。学生此前大都在村小读完一、二年级，三年级进入完小。
孩子多是第一次住宿，睡前管理成为校园生活的核心。宿舍卫生、床铺整理、晚间纪律都要被打分，参加评比，争流动红旗。安路虎印象里，刚住宿的学生平均需要一个月来学会独立生活。
但有一事与红旗是否到来无关——孩子的睡眠质量。 周末后返校，孩子们五天看不见父母，晚上可能想家、做噩梦、尿床，或者干脆睡不着。而熄灯后，按学校规定，孩子哪也不能去，也不能和周围同学说话、用手机，只能自己躺着。
城计头完小学生宿舍
哭闹只是表象
七年前，2012年3月，公益组织歌路营到甘肃省滑县调研，成员梅冬第一次意识到寄宿制学校早已成为中国农村教育的主体。
熄灯后，调研团队跟着校长进宿舍查寝，进去没多久，突然听见左手边宿舍有孩子低声抽泣。梅冬问校长，孩子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还是被同学欺负了？校长向他们挥手，示意不用管。
调研团队只得跟着校长继续走，哭声却越来越大，他们明显听到，哭声已从一个孩子蔓延到整个宿舍，随后，旁边宿舍的孩子也开始哭。起初，哭声非常稚嫩，似乎来自低年级学生，后来，更多高年级学生加入进来。校长挺不好意思，把调研团队领出宿舍楼。
“其实也没啥，就是孩子想家呗。”校长解释说，住宿生几乎都是留守儿童，刚过完年，爸妈出去打工。孩子想爸妈，怎么办呢？只能哭。全校能查寝的只有两个老师，“快三百个住校的孩子，哄都哄不过来。”最后，梅冬记得，校长自我安慰道，也就哭一两个月，(余下时间)就好一点。每学期哭一两个月，但整个学期才四五个月。 梅冬和同事隐约觉得，这不只是适应住宿生活的问题。
离开甘肃后，梅冬和同事用两年走访了十个省市的102所农村寄宿制学校，发现“睡前想家”几乎是低龄住宿生的一道坎。曾经，一个学前班小女孩凌晨一点醒来，哭着要回家，老师怎么劝都劝不住，最后，老师陪着去操场走了半个多小时，才安静下来，回宿舍睡觉。
有时候，学生在晚自习下课后闹腾，熄灯后仍处于很亢奋的状态，生活老师需要敲遍每个宿舍的门。即使这样，依然有孩子继续闹腾，老师只能一遍遍训斥或者叫他们出去跑步。
而几乎每个接受访谈的生活老师都表达出束手无策——对寄宿小学生的管理完全按照学校规章进行，老师唯一能凭借的是自身生活经验，即“管孩子、哄孩子”。但哄劝往往起不到多大作用。这时，生活老师只能给父母打电话，“只要父母一来学校，他们就不再哭泣了。”
父母不来的时候，更多学生必须独自和睡眠相处。在歌路营2013年对重庆两所寄宿学校200多名住校生的调查中，15.9%的学生入睡困难，21.7%夜里容易醒，23.2%会做噩梦。
2017年，一次儿童抑郁测量表（CES‐DC）的调查结果让梅冬感到可怕。根据国际指标，得分大于等于15分，从一般经验意义上，可认为抑郁情况较为严重。参与调研的17000名住宿生来自全国21个省39个城市，其中有65.7%人得分超过15。
这意味着抑郁也成为了农村住校生的“流行病”。 伴随着抑郁，孤独感、负面情绪、低自我认同度等心理上的低气压弥漫在学生宿舍中。“这（种体验）绝对是个创伤，而且是极大的创伤。”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梅冬叹口气，以这一心理学专用名词作结。
城计头完小校园
教师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
四川巴中的一所村小中，教数学的张老师凌晨3点起床，披上外衣去宿舍查寝，这已是第五轮巡夜。她先来到一二年级女生宿舍，挨个伸手到被窝里，发现第三个孩子尿床了。因为两个孩子一个铺，所以张老师不得不把她们抱到自己的床上睡，然后把湿床单被子扔进盆里，准备明天再做处理。
处理完这些，张老师在两个孩子身边躺下。凌晨4点和5点，她还得起床，必须要在这时监督习惯性尿床的孩子去厕所，不然，上述的情况还得发生几次。
像张老师这样的教师有很多，他们每天工作要超过十个小时。此外，农村寄宿学校老师还要承担安全保障、心理辅导、营养卫生等多重责任。
只是，当被问及住宿生有没有什么心理困境，老师反问：“什么是心理问题？”提到抑郁，老师说：“谁抑郁？谁要自杀？看不出来啊。”
思来想去，这个组织决定把服务方向定位在农村住校生的心理健康与成长。——歌路营，取名自英文单词“growing”，意在关注青少年成长问题。转型之前，歌路营给打工子弟学校开发教育课程，已在公益圈小有名气。
不能接受转型的同事离职后，歌路营一共剩下六人。六个人复盘2012年甘肃的那场调研，琢磨三个问题：第一，自己有多大能力？第二，对于学校来说什么东西开展起来最容易？第三，全国农村住校生约三千万，什么东西能最快速地让尽可能多的孩子受益？
答案在不久后诞生，甘肃小学生八点半的抽泣和畅销书《朗读手册》里的一则故事被拼接在一起。《朗读手册》中，一档叫做“大夜秀”的睡前讲故事活动，让少年犯们在监狱里平静安眠，甚至还激发出一些孩子的阅读兴趣。此前，这所美国重型少年监狱晚上也常有哭声，并伴随着极强的攻击性和自残性行为，如咒骂、拿头撞墙……
当然，农村住宿生，尤其是低龄住宿生更需要的是故事的疗愈性。 心理学中的故事疗愈流派代表人物苏珊•佩罗在《故事知道怎么办》中曾指出，如果一个故事能以充满想象力的方式呈现孩子的心灵状态，并带着爱和鼓励，提供解决方案，或提供看待事物的新视角，孩子就会从隐喻中接收讯息、得到疗愈、做出改变。
睡前故事“云彩和小猫”想要疗愈孩子对离家的恐惧。故事中，天上的云彩能变成猫妈妈的样子，拥抱小猫茉莉在陌生环境中的恐惧和不安。云彩隐喻老师，天上世界隐喻寄宿生活，对应住宿生的痛点——想家。
“怕黑、想爸爸妈妈、被同学欺负、被老师骂，这些都是成长疗愈（想要解决）的点。”梅冬说，全体员工的第一个任务是归纳住宿生的实际需求，把有待开发的故事分为七个类别：成长疗愈、品格哲理、人物励志、知识视野、机智冒险、校园学生、童话神话。
六个人外加志愿者，用三年从杂志、故事书、出版社、网络文学选出1001个故事，再请少儿编辑改编成三千字的播音稿，十五分钟能读完。
“太长的故事必须改编，像《哈利•波特》这种书就绝对不能选。”梅冬介绍，农村住校生理解水平参差不齐，兴趣多元，搞长篇连载，对听不懂或不爱听的孩子来说就是灾难。
讲故事的喇叭在重庆几所学校试播后，被四川广元市教育局的领导看中：“我们四川也是留守儿童大省。”随后，云南水富市教育局、青岛市教育局也找到歌路营申请项目。推广的第二轮，贵州、广西等地的校长在同行中推荐这一项目。第三轮，一百多家在地公益组织帮歌路营一所一所学校去宣讲、推广。
到2019年，已有七千六百所学校晚上播放“一千零一夜”睡前故事。 梅冬把项目描述为一款互联网产品，“类似音乐客户端”——学校在公放电脑下载应用，歌路营在管理后台监控每日播放情况。
最大的困难不是推广，而是技术。程序出现错误后，歌路营只能请外包团队远程连线村里，等到创建更新包去迭代程序，往往半个月已过。
广西省晋西市壬庄乡中心小学学生宿舍
讲故事比赛
申请一千零一夜项目一年后，支教老师陈丽梅向全校住宿生发放调查问卷。二年级的学生写道，“希望陈老师（执勤老师）每天都能给我们听睡前故事，这样有很多学生会喜欢上陈老师。”六年级的学生留言：“有时候，没播放睡前故事，我们几个舍友聊天（白天的烦心事）一直聊到深夜才入睡，有时还会被巡视的老师骂一顿。”
每天下午一点十分至四十分，城计头完小的学生要在全班同学面前讲故事。校长安路虎规定，所有学生每学期必须轮流自选故事进行演讲。喇叭里的睡前故事成为学生演讲的素材，安校长说，如果意犹未尽，学生还可以自己写个新结局。2017年，两名学生代表全校参加邢台县讲故事比赛，拿了奖回来，刷新学校多年来的空白。
故事在学生中被反复复述。 距城计头完小28公里的另一所中心小学——太子井完小，学生们每周要拿着话筒，在操场上给全校同学讲故事。校长介绍说，这是课外活动的重头戏之一——现在全县都在动员师生读书、讲书。
陈丽梅明显感到，晚自习下课后，以前闹哄哄的走廊和宿舍变得愈发安静。刚来支教的时候，其他老师告诉她，值周一星期，天天就是看孩子，有时候真的扛不住。后来，有段时间公放电脑坏了，每天有学生蹲点找她：“陈老师，什么时候可以放故事？”
歌路营募捐了一年，花两百多万委托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从全国抽取137所学校，跟踪两年评估项目效果。 歌路营提供的报告显示，两年间，寄宿留守学生群体睡眠质量整体上升，听故事的学生得分均值上升最多，为7.7%。 依然在这一群体中，抑郁风险整体上升。其中，不采取任何干预措施的学校里，学生抑郁风险上升百分比为11%。听故事的学生抑郁风险上升百分比最小，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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