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聿铭:与建筑相伴走过百年人生
2019-05-17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
        1948年,31岁的哈佛大学建筑系助教贝聿铭,离开安静的校园,从他居住的波士顿剑桥小镇(Cambridge)来到大城市纽约。对这位东方青年而言,这个决定不仅仅意味着自此从安静的学术界投身到一个喧嚣的商业界,也是他人生轨迹就此转变的一个节点。向贝聿铭伸出橄榄枝的,是作风张扬、嗜抽雪茄的纽约开发商威廉·齐肯多夫(William Zeckendorf)。“其实接受齐肯多夫的工作邀约非常冒险,因为在那个时候,受尊敬的建筑师从不与开发商一起工作。”在贝聿铭事务所工作了18年的珍妮特·斯特朗博士说。尽管争议颇多,但齐肯多夫是对贝聿铭一生有极大影响的一位人物。贝聿铭评价齐肯多夫是“最有想象力的开发商”。

       实际上,这并不是贝聿铭第一次同自己的旧世界告别,尽管那个环境对他而言既熟悉又舒适,难以割舍——1935年8月13日,18岁的富家子弟贝聿铭从上海登上“柯立芝总统号”,远赴美国留学。1940年,贝聿铭以优异的成绩从麻省理工毕业。1942年12月,贝聿铭正式入学攻读哈佛的研究生学位。年轻的贝聿铭接受建筑教育的时期,也正是建筑思想最激荡的年代;也因为时代背景,他很幸运地遇到了欧洲和美国建筑界的领袖式的人物。随着贝聿铭在美国建筑界的名气越来越大,他的东方背景和家族故事在更广的范围内被传播和熟知。而他与建筑界、文化界、商界乃至政治界主流话语圈或远或近、或疏或密的关系,也使得他的身上笼罩了几分神秘色彩。有人形容他“对权力的各种微妙关系的敏感程度,可与声呐相媲美”。

       1960年,贝聿铭自立门户开始独立创业。这个新团队聚集了原来齐氏公司设计部门的核心人马,建立了贝聿铭及合伙人建筑师事务所(I.M.Pei&Associates)。而齐肯多夫给贝聿铭和他的合伙人写了一份很动感情,也很伤感的告别信。贝聿铭后来说,30年后重读这封信,依然潸然泪下。急于寻求突破的贝聿铭很快遇到了一个颇为理想的项目。当时国家大气研究联合大学(UCAR)校长罗伯茨是一位前沿天体物理学家,也是一位极具前瞻性的领导者。他希望在科罗拉多博尔德建立一个新的科研实验室。像齐肯多夫一样,罗伯茨也想启用年轻、名气不那么大但有潜力的建筑师。七所大学建筑学院的院长组成的设计师选拔委员会一致推荐了贝聿铭。

       珍妮特·斯特朗说:“国家大气中心项目,使贝聿铭第一次有机会探索建筑的艺术。尽管从近处看,还有一些细节显得不甚完美,但他独特的风格和建筑语言仍然熠熠生辉。在接下来的职业生涯中,贝聿铭不断琢磨自己的建筑美学,做出更加自信和流畅的作品。”贝聿铭又一鼓作气,完成了艾佛森美术馆的设计。


艾佛森美术馆

       1969年,他因得梅因艺术中心和艾佛森美术馆项目,获得美国建筑师协会(AIA)的国家荣誉奖。这是协会第一次同时颁奖给同一个建筑师的两个博物馆作品。艾佛森美术馆建成之后,贝聿铭邀约不断。在建筑史学家珍妮特·斯特朗看来,贝聿铭建造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最重要的一些建筑,但他最大的成就还是他创建的公司。“半个世纪以来,在设计、规划和技术方面他建立了丰富的内部专业知识。他总是非常慷慨邀请年轻建筑师,允许他们从头到尾参与整个建筑进程。”

       自从罗斯福总统开始,修建总统图书馆就成了美国政治的一种传统。1963年11月22日,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身亡,举世震惊。一个月后,肯尼迪遗孀杰奎琳把肯尼迪生前最亲密的助手们召集到她在乔治敦的住处,商讨图书馆的具体建设计划。在挑选出的建筑师候选人中,贝聿铭排在第三位,排在他前面的两位是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和路易斯·康(Louis IsadoreKahn),他们都是当代建筑界响当当的人物,而彼时的贝聿铭的影响力显然还不在一个量级上。

       杰奎琳决定亲自去拜访三位候选人的工作室,以加深了解。当时贝聿铭仍租住在齐肯多夫的办公室里,工作室并不豪华,不过贝聿铭特意将它粉刷一新,并在不大的接待处摆放了一束美丽的鲜花,以接待杰奎琳。杰奎琳立即注意到了这一点。她发出了一声由衷的赞美之后,问贝聿铭:“你们常放置这么美的花吗?”贝聿铭老老实实“交代”,那是专门为她买的。贝聿铭向肯尼迪夫人展示了自己的一些独立作品。“贝聿铭坦诚地对肯尼迪夫人说自己并不出名,但最好的作品一定就会是肯尼迪图书馆。年轻的贝聿铭所展现出的意念是一种改变世界的决心,正好符合杰奎琳和大众对肯尼迪的认知。”珍妮特·斯特朗评价说。肯尼迪图书馆的效应,贝聿铭成了20世纪60年代末期最受欢迎的年轻建筑师之一,大量高级业务找上门来,贝氏事务所的业务一度四面开花,一位设计师回忆:“似乎每星期都有激动人心的事发生,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向我们开放。”

       1973年1月的一个晚上,经过夜间的一场大风暴,位于波士顿考帕列广场上,正在施工的汉考克大厦的立面遭到了严重的损坏。而汉考克大厦正是贝聿铭事务所设计的。其实事后的调查报告发现,问题的症结在于人造玻璃的缺陷。但不管怎么样,贝氏事务所的声誉当时遭到重创。将贝聿铭从困局里拯救出来,从而也把他职业生涯“稳稳地推到了建筑界的大师”上的,是国家美术馆项目。上世纪60年代,保罗·梅隆决定筹扩建国家美术馆。贝聿铭又一次与路易·康成为竞争对手。一位同行评价说:“康和贝许多地方很相似,但康是局外人,贝是贵族。”

       在卢浮宫金字塔各个版本的故事里,1984年1月23日举行的历史古迹最高委员会(Commission Supérieure des Monuments Historiques)会议,永远是故事的最高潮。整个会议十分吵闹,氛围充满了敌意。委员们疯狂地批评着贝聿铭的设计,不懂法语的贝聿铭并不知道对方说了什么,但他身旁的女翻译却已经含着泪水哽咽着没有再翻译下去。而在1989年3月29日剪彩的时候,人们为贝聿铭鼓掌,全世界的媒体都为他的作品叫好。第二天,公众蜂拥而至,以前的争议和羞辱被人遗忘了。卢浮宫改造项目的整个过程中,贝聿铭做了很多建筑设计以外的事情。面对法国的悠久文化传统、行政体系和社会舆论,他始终知道自己应该站在历史与现代、艺术与政治的平衡点。

       1978年,副总理谷牧邀请贝聿铭来中国,希望他为城市规划和建设提供咨询,借大兴土木迈入现代化。他建议不要在故宫附近建高楼,以保护紫禁城金黄色琉璃瓦屋顶上的开阔远景。他想另选一址,北京的旅游机构——第一服务局提议在他们管理的某一座城郊公园里中建一座底层饭店。他们将贝聿铭和他的儿子贝建中带到北京西北郊的香山,那里给人一种宽广的森林野趣之感,是远离闹市喧嚣的另一个世界。在贝聿铭眼中,这个皇家园林遗址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白雪,凉亭、宝塔分布得错落有致,俨然一副古代画卷。他不再犹豫:“我们就在这儿建吧。”


香山饭店

       香山饭店项目组的曹凯文回忆说,贝聿铭当时已经功成名就,大部分项目都是出个想法,让助手们去执行,但香山饭店却不同。他惊讶地看到,贝聿铭常常手握铅笔在设计桌上冥思苦想。“在两三年的实践中,这是他自己的项目。”移交香山饭店之后,贝聿铭搬到香港,他即将在这里为维多利亚港的天际线增添一座塔楼——中国银行香港分行。这又是一项他无法拒绝的项目,无论是出于建筑上的挑战,还是情感上的衡量。

       新的中国银行香港分行与汇丰银行毗邻,而随着1997年香港即将回归中国,这座新大厦所担负的使命不言而喻,它必须使作为殖民统治标志的汇丰银行相形见绌。中国银行总部位于西单十字路口,南北向是热闹的商业街,东西向则是北京最重要的城市轴线——长安街,离天安门很近。贝聿铭后来说,中国银行的设计更是一种义务,是他对中国和父亲尽的义务。“我父亲属于当代中国的第一代银行家,一生都献给了银行业。在他那个时候,人们使用的是算盘,而今人们用的是电脑,一个世纪内的变化发展之大令人无法想象。以建筑来表达传统的延续性是很难的,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在北京的中国银行项目中做到了这一点。”

       贝聿铭的建筑代表作还有苏州博物馆,某种意义上,这是最接近贝聿铭建筑理想的,这一点会在我们本组文章的下一条详细解读。此外,日本滋贺的美秀美术馆,如同桃源一般。位于卡塔尔多哈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则与阿拉伯传统建筑风格有很深的文脉关系。这些,在我们的“三联中读”音频课中,也会有针对性的讲解。

       在珍妮特·斯特朗眼里,贝聿铭并不是那种口若悬河的理论家,而更像是一个有着基本话语的哲学家。或许,贝聿铭把有关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他的作品去解释,“他相信他的建筑自己能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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