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骗捐问题频现，而众筹平台又很难独力对众筹发起人家庭条件审核的当下，有必要建立政企间的数据共享机制。
近年来，类似吴鹤臣事件时有上演。但这样一起事件发生在水滴筹上，多少有些让人遗憾。就在3月27日，水滴互助宣布获得了近5亿元的B轮融资，已经成了网络互助平台中的独角兽。
按理说，作为互助众筹平台，水滴筹理应承担着更多更严格的审核和监督责任。这并非该平台第一次遭遇类似质疑，2018年5月，该平台曾发生过一起骗捐事件，此后，水滴筹宣布将加强全流程风控，加强治疗进展督察。
但吴鹤臣事件证明，水滴筹的审核依然存在漏洞。事实上，不仅是水滴筹，轻松筹等其他众筹平台都曾出现过类似事件。审核问题已成了网络众筹平台的通病。
这些平台或许忽略了一个缺陷。在传统人情关系之中，向陌生人求助是一件困难的事，而这样的隐形门槛，事实上也能够限制那些试图“不劳而获”者——不到万不得已，没人会走上这样一条困难的道路。因此，有病却没钱治时再去求助他人，是社会的价值共识。
而当网络平台以技术手段消灭了这一重门槛，必然导致某些“不怀好意者”蜂拥而至。对网络平台来说，设置某种审核上的高门槛和防火墙也就有了必要性。否则，这种商业模式就变成了对道德底线的逾越和冲击。
类似状况不断发生在其他领域，网约车平台要承担对乘客安全的保障，电商平台要承担对商品质量的监管。互联网公司须以各种技术手段提高自身的监督审核能力，否则，以某些互联网平台的垄断性特征，任何一点疏忽都是对公共利益的极大侵犯。
而另一方面，监管部门也应当意识到，单靠某些互联网平台的力量，无法解决很多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无论如何，网络众筹平台以模式创新部分解决了普通人的医疗保障问题。
吴鹤臣事件的出现绝非个体性的善恶偶现，也不是一家平台的弊病疏忽，归根到底，技术的力量只是改善的原始推动力，要真正借助互联网的力量解决社会问题，仍需公共管理上的改革与进步。
比如说，既然某些骗捐问题频频出现在众筹平台上，除了要求互联网公司规范审核责任之外，社会保障部门是否能与这些公司建立某种合作？其他政府部门又是否有魄力打造一个针对民间主体的公共数据平台，将个体信用、家庭财务等公共数据与有需要的企业共享，协助企业、公众完成共同监督。
除此之外，众筹平台也可以考虑与各类第三方平台合作，比如银行、某些支付平台等。
简言之，就是打通部门与企业、企业与企业间的数据壁垒，实现数据真正联通共享。如此，在出现类似求助信息以后，平台方可依据该数据平台进行甄别，堵上某些疑似骗捐诈捐者的渠道，提高项目透明度和信任度，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获得帮助。
向平台发起求助是很大一部分个体的无奈选择，但能否将社会资源交给真正需要的人，考验的却是公共部门与民间主体的协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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