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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西南联大
2017-11-02来源: 澎湃新闻 谈资
       西南联大80周年再考察:西南联大为何独一无二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创办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合组而成。长期以来,西南联大以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恢弘气象,大师云集、人才辈出的空前盛况,成为最具学府气质与人文精神的大学,是人们心目中理想大学的典范。2017年11月1日是西南联大建校80周年校庆,1945年迎着春风走进校园的青年们如今也已经年届90高龄了。本文对西南联大整部史诗的第一篇章——西南联大创设的若干问题做进一步的考察:为什么要设立联合大学?这个倡议是怎样酝酿产生的?为什么并非所有大学都联合迁校?

        全面抗战的前夜
        30年代的北平,虽然因为新政权奠都南京而失去了“帝都”的身份,却仍然是中国的文化中心,告别了征伐不断的旧时代,北平这座文化古城迎来了一个建设发展时期。国立北京大学地处城里,位于故宫的东北角、景山以东,历经被并入京师大学校和北平大学两场劫难之后成功复校,在新校长蒋梦麟的领导下再度中兴。长期饱受经费缺乏之苦的北大,这时因为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合作补助,延聘了23位国内外一流学者担任研究教授,并在1935年相继完成了四大建设,即西式新图书馆、地质馆、学生宿舍和大操场。



战前北大新竣工的西式新图书馆

        而远在西郊的清华,先是在1928年经过校长罗家伦的不懈争取,从外交部改隶教育部,废除了基金董事会,扫除了学校发展的重大障碍,正式的成为了国立大学。此后短短数年,相继建成生物馆、土木馆、气象台、化学馆、机械馆、电机馆、水力实验馆,扩建图书馆和体育馆,并修筑了5栋学生宿舍和新林院、普吉院两片数十套教授住宅。清华因为庚子赔款的关系地位独特,经费充裕稳定,出手阔绰,再加上毕业生可以获得庚款资助出洋留学,得天独厚的条件让其他各校望尘莫及。梅贻琦就任校长后,清华迎来了平稳发展的时代,很快跻身一流大学之列。
        然而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的军事野心已经昭然若揭,中日冲突时有发生,北平城头上的战云越来越低。师生们一边争取时间发展学术,一边也心忧时局并着手做了一些准备。1933年初,日军进犯长城东段,局势一度紧张,北大奉令将珍贵图书仪器和重要档案包括古籍善本、理学院各科全套科学杂志等共300余箱分两批运到沪杭等地保存,9月华北时局告一段落以后又悉数运回。
        同年,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已经享有世界声誉的理论物理学家王守竞“觉得必须为国家做点实际的事情”,毅然放弃原有专业,受政府征调投身国防工业,先后创办光学仪器厂、中央机器厂,为国家研制生产兵工器材、发电机、汽轮机、电动机、冶金炉和汽车。北大化学系主任曾昭抡率先在校内开设国防化学课程,亲自编写《炸药制备实验法》。1936年6月,曾昭抡率化学系师生代表团赴日本考察,以增加对日本的认识。1936年11月,曾昭抡和清华物理系教授叶企孙分别组织师生服务团,冒着严寒,携带自制的防毒面具、药品、无线电设备等奔赴绥远慰问前线将士。1935年,清华果断停止了文、法学院大楼的建设,由历史系主任蒋廷黻提议,把湖南作为将来战事一旦扩大的退路。1936年春天,清华着手与湖南省政府接洽创办湖南分校,兴建校舍,这年冬天还秘密把一部分图书仪器运到了汉口。



北大物理系主任王守竞教授(左一)

        为了应对战争,政府从国防、经济和交通建设、外交等方面进行积极的准备,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和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成立资源委员会,从事资源调查和重工业建设,蒋介石亲任委员长,翁文灏任秘书长。1935年7月,蒋介石提出:“对倭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路以西地区为主要线,以洛阳、襄樊、荆宜、常德为最后之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中心,甘滇为后方。”据此,资源委员会提出了在湘、鄂、赣三省建立后方战略基地的设想,拟定了雄心勃勃的重工业建设三年计划。1935年下半年,粤汉铁路即将全线通车,中国地质学的主要奠基人、北京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决定到湖南考察粤汉铁路沿线煤矿,以解决一旦战端开启华北沦陷北煤不能南运的问题,为国家长期抗战做准备,同时也为清华大学南迁选址考察。其中,谭家山煤矿是沿粤汉铁路唯一的重要煤矿,是资源委员会重工业三年计划中的项目之一。丁文江亲自深入到斜度170米、井下倾角45度的洞底考察,不料竟因在旅馆煤气中毒及人工呼吸时致肋骨折断引起发炎而意外逝世。



丁文江先生

        丁文江因公殉职以后,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推荐朱家骅出任该院总干事,而朱家骅本人不久被任命为浙江省政府主席,对于中研院院务势难兼顾,乃请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代理总干事一职。中央研究院采用的是内阁制,实际院务由总干事承担,这时创院院长蔡元培又在病中,院内诸事实际上都由傅斯年一手办理。1936年秋天,中央研究院预料战争即将爆发,计划将该院迁移后方,并先将地质研究所一部分移往庐山,该院本部则在长沙筹设工作站。

        庐山谈话会
        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他的声望到达了空前的高度,民众普遍寄望于蒋介石领导国家共赴国难。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会后蒋介石表示“不但要集中人才,而且要多方征集人才”,“尤其是对国内具有真实学问与爱国热忱之知识分子与大学教授,更是虚心咨访,极意尊重”。
        1937年6月,蒋介石和汪精卫决定在庐山牯岭图书馆召开各界代表人士谈话会,分三期举行。7月初,首批受邀人士陆续抵达庐山,他们当中有大学校长18人,包括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等,也有来自北大的教授胡适、张忠绂、陶希圣、赵乃抟、梁实秋,来自清华的教授吴有训、陈岱孙、张奚若、陈之迈等。北京大学教授傅斯年这时已经随史语所迁往南京,并以中央研究院代理总干事的身份参会。恰在此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形势骤然紧张,牯岭一时成为全国各方瞩目的焦点。
        7月16日上午9点,第一期谈话会开幕式在庐山图书馆大礼堂举行。下午3点,蒋梦麟、竺可桢、王星拱、朱经农等二十余位教育界人士议决建议于大会:“如战事发生,学校不停办。”17日,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做长篇演讲,明确表示“卢沟桥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日本处心积虑地谋我之亟”,“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最后,蒋介石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是国民政府第一次以强硬口气表明抗战决心,一时间群情振奋,与会者感觉牯岭的风云都变了颜色。



庐山谈话会期间蒋介石发表讲话

        19日下午4点,召开国立大学校长谈话会,蒋梦麟、罗家伦、梅贻琦、竺可桢等与会,交换战时学校如何处置的意见。20日上午9点,召开教育组会议,胡适谈到“国防教育不是非常时期的教育,是常态的教育”,“如果真需要一个中心思想,那么,国家高于一切可以作共同行动的目标”。22日,参加第一期谈话会的各界人士就陆续下山了。
        庐山谈话会凝聚各方共识,宣示了中国将坚持长期抗战直到最后胜利的决心。针对教育领域,政府确定了“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总方针,教育界代表一致认为战时教育非但不能停办,而且应该是常态的教育,坚持抗战和建国相结合,着眼于国家发展的百年大计。这个共识成为了此后国家战时教育政策的“定海神针”,也是后来史诗般的大规模学校内迁的先声。

        倡议设立临时大学
        7月29日,北平沦陷。同一天,日寇派出数十架飞机对天津市政府、铁路总站、东车站、电话局、邮务总局及南开大学共六个目标进行狂轰滥炸。30日午后,日寇继续从海光寺方向炮击南开大学,随后派出百余名骑兵和数辆满载煤油的汽车,闯入校园肆意纵火。“秀山堂、思源堂、图书馆、教授宿舍及邻近民房,尽在烟火之中,烟头十余处,红黑相接,黑白相间,烟云蔽天”,这座由严修和张伯苓创办的中国近代最著名的私立大学毁于一旦。当天下午,张伯苓在南京接受《中央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31日中午,蒋介石宴请张伯苓、胡适、梅贻琦等人。在午后谈话时,张伯苓表示:“南开已被日军烧掉了。我几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只要国家有办法,能打下去,我头一个举手赞成。只要国家有办法,南开算什么?打完了仗,再建一个南开。”蒋介石当场表态:“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


1937年南开大学被日寇轰炸后的建筑废墟

        早在战前张伯苓与蒋介石就已经建立了良好的私谊,蒋“对南开校风及张伯苓三十年如一日的办学精神尤为钦佩”,多次为身为私立学校的南开拨款、捐款,补助办学经费,张伯苓已经跻身社会名流,南开中学成为当时最负盛名的中学。此时南开被毁引起了广泛的同情,张伯苓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被蒋介石视为整个国家坚决抗战的象征,这也是私立南开大学能与国立的北大、清华联合起来的一个原因。
        当时平津交通已经中断,参加庐山谈话会的平津教育界人士转到南京继续商讨对策,蒋梦麟、梅贻琦、胡适等一直暂驻在南京教育部大楼。8月1日上午10点,竺可桢、梅贻琦到南京衡山路51号傅斯年家,商谈在长沙租屋为中央研究院及清华避难之所。2日上午,在南京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召开院务会议,傅斯年做报告提出迁湘,除了时在北平由陶孟和主持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外,其他各研究所均愿搬迁长沙。当晚,傅斯年在史语所宴请张伯苓、胡适、陶希圣、梅贻琦、曾昭抡、何廉、竺可桢等人,继续讨论迁移事项。就在这段时间,这几位负责人经过反复磋商做出了迁校长沙的计划。
        之所以选定长沙,除了经常被人提起的清华大学提前在长沙建立分校的原因以外,还要注意到中央研究院也在战前选定长沙筹备工作站,而清华在长沙建设的校舍这时还没有完工。更重要的背景是,国民政府虽然已经做出背水一战的准备并对外发表了严正声明,但并没有完全放弃通过外交和谈判手段解决中日冲突,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就说“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这时候,中日冲突的主要战场还在华北,长沙一带仍属于政府的后方战略基地。
        至于组建联合大学这个提议,根据罗家伦的回忆,最早出自傅斯年,“在抗战开始的时候,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组而为西南联合大学的主张,是孟真出的,他为西南联大,颇尽维护之能事”。胡适(北大文学院院长)、王世杰(原北大法律系主任、时任教育部部长)也是倡议人,经与三校负责人共同商议,决定把有“通家之好”的三校联合起来。这里要特别指出两点,一是当时教育部批准的名称是长沙临时大学,二是组成这个临时大学的除了广为人知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以外,最早还包括中央研究院。



首倡设立联合大学的傅斯年

        “临时”二字并不是当时教育部已经预感到长沙很快行将不保,恰恰相反,这个临时大学起初只是为了“使抗敌期中战区内优良师资不至无处效力,各校学生不至失学”而设立的,是为了收容北方因突发事变临时逃出来的师生。实际上,当时教育部部长王世杰是不主张大规模迁校的。以浙大为例,据《竺可桢日记》记载,竺可桢在参加完庐山谈话会返回杭州以后,鉴于之江大学等省内学校只是把仪器等移到学校后山,因此他并没有立即做长途迁校的打算。8月19日,南京中央大学被炸,竺可桢才在23号的校务会议上把迁校提上日程,当10月14日竺可桢到南京朝天宫教育部临时办公室会晤王世杰时,王世杰当即主张浙大应该留在杭州,分散于各地上课,不主张迁移;还说中央大学迁移四川,他不以为然,将来势必迁回。长沙临时大学成立于8月,而9月胡适在给滞留北平的北大秘书长、此时北大实际负责人郑天挺的信中还劝他们留在北平著述,不过很快胡适的态度也转为坚决主战了。
        中央研究院与北平研究院是两个南北并峙的学术研究机关。尽管二者的主要创办者都出身北大,但无疑中央研究院与北大具有更亲近的血缘,这时又当蔡元培最得意的学生、也是最得力的干将傅斯年实际主持院务,傅斯年具有强烈的北大情结,在讨论各学术机关迁移时,他希望把母校和中研院合在一起做通盘考虑以便统筹,而他本人也具备这样的声望、办事能力和广泛的人脉。而北平研究院及北平大学的创办者李石曾、李书华等人,虽也系北大旧人,但因为大学区合并风潮导致北大险些亡校一事,已经与蔡元培出现裂痕。李书华又与北洋工学院校长李书田是亲兄弟,因此这几个机关就自然合并到一组了。
        1937年8月,政府发布《教育部设立临时大学计划纲要草案》,拟在三个地区设立临时大学,其中长沙临时大学称“临时大学第一区”。8月28日,教育部指定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教育部代表、北大教授杨振声为秘书主任。9月10日,教育部发布第16696号令,正式宣布:“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其中,长沙临大以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杨振声、胡适、何廉(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时任行政院政务处长)、周炳琳(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时任教育部常务次长)、傅斯年、朱经农(原北大教育系教授、时任湖南省教育厅厅长)、皮宗石(原北大经济系教授、时任湖南大学校长)、顾毓琇(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为筹备委员,教育部部长王世杰为主任委员。9月13日,筹备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9月28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关防开始启用。由杨振声电催滞留北方的教授来湘,并派北大教务长樊际昌北上接各位教授南下。11月1日,学校正式上课,这一天也成为了西南联大的校庆纪念日。



长沙临时大学校舍

        西南联大为何“独一无二”?
        至于为什么只有这几个文化机关联合迁移,而其他大学却单独迁校呢?这就要分析当时政府教育部门的战时方针了。
        1937年8月11日,行政院颁布《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规定:“战争发生时,全国各地各级学校及其他文化机关,务必镇静,以就地维持课务为原则。比较安全区域内之学校,应尽可能范围内,设法扩充容量,收容战区学生。”上海“八一三”事变后,形势更加严峻,整个华东地区面临威胁。8月19日,教育部发布《战区内学校处置办法》规定:“一、于其辖境内或辖境外比较安全之地区,择定若干原有学校,即速尽量扩充或布置简单临时校舍,以为必要时收容战区学生授课之用,不得延误。二、受外敌轻微袭击时仍应力持镇定,维持课务,必要时得为短期休课。三、于战事发生或迫近时,量予迁移。其方式得以各校为单位,或混合各校各年级学生统筹支配暂时归并,或暂时附设于他校。四、暂时停闭。”9月29日,教育部再发《战事发生前后教育部对各级学校之措置总说明》,对于平津专科以上学校之处置,先在长沙、西安设临时大学各一所。对于上海的学校,基本原则是“凡可在租界内开班者,仍应设法开学”,“酌量组织国立各校院联合办事处和私立各校院联合办事处”。
        通过对以上战时教育方针的分析可知:第一,鉴于政府战时需要搬迁的机关、厂矿数量太多,抢运工作争分夺秒,在精力和经费都极为有限的条件下,只能优先保证重要的国立院校搬迁。教会大学因有外国背景一时还可以就地维持,而私立院校则只能各显神通、顺其自然了。第二,当时中国高校分布极不均衡,战前全国有专科以上院校108所,其中国立大学15所,国立独立学院5所。北平4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上海3所:同济大学、暨南大学、交通大学。江苏、浙江、湖北、广东、山东、四川、福建、湖南各一所。可见,只有北平、上海两市国立院校最多,而教育部已经命令上海高校战时应优先避入租界,交通大学就贯彻执行了这个方针迁入法租界,直到1942年才迫于形势西迁重庆。同济大学是个例外,该校于1932年和1937年先后两次遭到日军轰炸,主要建筑全被炸光,沦为废墟,因此不得不迁校。即便如此,同济仍然遵照部令,先迁入上海市区,后又迁入邻近的浙江金华,之后才又辗转内迁。第三,当时战火仍集中在华北、华东一带,故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在1937年时还没有大规模迁校。这样就能解释为什么只有长沙、西安两个临时大学了,这两个临大的设立是综合考虑到平津沦陷、两地国立院校众多且均为重要大学等因素的。



1937年被日军轰炸后的同济大学大礼堂

        实际上,除了这两个联合大学以外,在淞沪战火燃起以后,复旦、大夏两所私立大学也曾组建联合大学内迁,只是该校分为两部分驻庐山、贵阳两地,后来在贵阳的第二部再迁重庆时受到当地复旦校友极力挽留。1938年3月复旦、大夏两校分开,恢复独立办学。此外,与长沙、西安两个临大同时筹设的还有一个临时大学第三区,当时选址尚在计划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1月15日教育部曾拟设东南联大于浙江金华,以暨南大学为主体,收容从上海撤出的各专科以上学校师生,然而年底又将暨南大学恢复独立,而将其余部分并入了国立英士大学。至于与长沙临时大学同时成立的西安临时大学后来改为西北联合大学,此后为贯彻政府“开发西北”的战略被一分为五,大部分永远留在西北。这样,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就成为与抗战相始终的、存在九年之久的唯一一所联合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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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联大八十载80事:一所大学的意义

        1.1937年9月,本该是热闹的开学季,北平城内却笼罩着萧瑟、紧张的氛围。日军占领了城内的国立北京大学,以及郊外的国立清华大学,原本开放的校园设置了盘查的岗哨,北大校园里关押着爱国分子,清华园成了日军饲养马匹的地方。百公里外的天津南开大学情况更加糟糕,这所著名的私立大学被日军视为反日基地,遭到毁灭性轰炸,几万册珍贵的图书资料灰飞烟灭。
        2.此时的长沙,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组成了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的前身,长沙临时大学。
        3.临时大学设在圣经学校,这里主要是法学院和一部分理学院,文学院的教授和学生则在衡山。此时北平图书馆也有部分人员随同学校迁来,并且在临时大学布置了相当宽敞的阅览室。那时邮运尚畅通,学校原订的外国期刊也如期转到。
        4.南京陷落后,随着武汉吃紧战事日渐危急,长沙临时大学不得不继续南下迁往昆明。1938年,西南联合大学正式得名,开始了空前绝后的八年传奇。



        5.1938年临时大学从长沙南迁昆明前,张治中将军召集学生讲话,决定学校分两路入滇,一路步行,另一路由香港、海防经滇越铁路西行,师生可以自愿选择参加哪一路。闻一多先生是参加步行的,且沿途写生。



闻一多先生在途中,右为李继侗先生

        6.由于甫抵昆明时百废待举,校舍不敷,只得暂将部分师生迁至蒙自设分校。蒙自是一个小城,想是因为云南边境海关所在的缘故,越南人经营的咖啡店小餐馆极多。
        7.蒙自南湖景物虽不及昆明翠湖,但陈寅恪先生《蒙自南湖》一诗有“景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之句,能勾起如此美丽同时又如是伤感的回忆,这是所有曾在那里逗留过的师生不能忘记的。
        8.西南联大成立初期,学校招收的新生大多有一个相同的疑问——“我算哪个学校的?”,得到校方的答复是“三个大学都是母校,你们是三个学校毕业的。”



        9.联大不设校长,每一位毕业生的毕业证上都有三位大学校长的签名和盖章: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私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



        10.现年96岁的著名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还清楚地清楚记得自己毕业证上的内容:“何兆武,1943年在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毕业,成绩及格,准予毕业,并授予学士学位。”
        11.西南联大刚迁入昆明时有一个称号,叫做“难民大学”。学校选址是在滇池附近的一处坟场,宿舍房顶本来有挡雨的铁皮,后因学校经费紧张而卖给了美军,改造成了茅草房。
        12.这个茅草房,是梅贻琦先生邀请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专门为西南联大设计的,然而因为修房资金不够,夫妇俩前前后后修改了五稿都没办法实施,梁思成气到差点夺门而出。
        13.昆明每逢6、7月就进入雨季,上课成为了十分考验的一件事情。由于教室的屋顶都是铁皮搭建,只要雨水打在上面就会发出“叮呤咣啷”的声响,雨天在教室里几乎听不到老师在说什么。来自清华法学院的院长陈岱孙上课时,就曾因为雨水击打铁皮发出的噪音而无奈中断,转身在黑板上写下“停课赏雨”四个大字。
        14.丁字形的瓦顶平房结构的图书馆,是整个西南联大建筑中最“阔气”的一幢。但即便是这样,其内部设施也极为简陋,书架全部是用肥皂箱和汽油桶做的。杨振宁后来回忆:“图书馆的窗是没有玻璃的,每当刮风时,我们必须拿一样东西把书本压住。



        15.1938年以后,日军的飞机开始频繁轰炸昆明,尤其1941年一整年,联大的学子几乎每天都要“跑警报”。警报一拉响,学校就停课,师生跑上十里八里到郊外的野地上,日机就不来轰炸了。
        16.最惊险的一次轰炸,日本飞机扔下的炸弹,把梅贻琦校长的办公室连同旁边的一幢宿舍都震塌了。幸好当时吴宓、华罗庚等一众教授已经躲进防空洞,结果防空洞也被震塌了,把华罗庚埋了大半截。最后大家硬是用手抠,才把他救了出来。



        17.跑警报的情况一直持续到美军的“飞虎队”来支援抗日,联大上课才又恢复稳定一些。据说有人数过,原本来昆明轰炸的日机有30多架,飞虎队的战斗机来后,被打到只剩下了10架。
        18.曾经指着蒋介石鼻子骂“你就是军阀”的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作中文系教授时,不把朱自清、沈从文等才子出生的教师放在眼里,却自称“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某日空袭警报响起,联大师生争先恐后跑警报时,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教授身体羸弱,行动不便。于是匆匆率领几个学生一同赶往陈的住所,再一同搀扶往城外躲避。
        19.1945年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各校复原,刘文典却未回京(清华大学)履职,而是留在云南大学任教。新的语境,或解释为:刘先生不爱京城爱边疆。而当时的一种笑传是:刘先生舍不得云腿(火腿)、云烟(烟土),故有“二云居士”的雅号。
        20.联大同学也有胆子大不跑警报的,一位罗姓女同学,警报响起,她就洗头,同学都走了,锅炉房热水没人用,她想怎么洗怎么洗。
        21.还有一位广东的郑姓同学,警报响起的时候,他就赶紧搬一口锅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有一次日机炸弹炸到了联大,警报解除后,回校的学生看到,他居然又在新校舍图书馆旁边的锅炉上,神色不动地搅莲子羹。
        22.北大校长、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在躲避空袭的间隙,陆续写成日后成为一代名著的《西潮》。此书的原稿是英文,据说是因为防空洞里既无桌椅,又无灯光,用英文写作,“可以闭起眼睛不加思索的画下去”。



        23.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后来回忆说,“跑警报已经成了日常的课程。经验丰富之后,很能从容应付。……我在这些日子,把翻译《人文类型》排成早课。因为翻译不需要有系统的思索,断续随意,很适合于警报频烦时期的工作。”
        24.空袭太多,费先生也不得不和其他教授一样,到昆明远郊去寻找一块清静之地,以便专心从事他所喜爱的学术事业。后来,先生带着他的社会学小团队入住了呈贡的魁阁。
        25.在魁阁生活和展开学术研究的学者,因大家来自不同学派(陶云逵为人类学家,费孝通为社会学家),时常发生学术争论。但彼此相互包容,因而都能从对方的观点中获益。魁阁这一学术空间、学术氛围,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学风。甚至可以说,魁阁学术小团体,是中国早期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
        26.国学大师钱穆则是因为觉得在昆明社交太频繁影响写作,便托人在昆明附近的宜良北山,暂借了当地县长空置的一座别墅,半个星期在山里写作,半个星期到昆明上课。
        27.别墅与下寺比邻,门外菜地绿,楼下泉水响,堪称仙境。惟其不足的是,钱先生在寺庙里搭伙,那饭菜之粗劣,难以下口。吃了两天,钱先生便请一女佣,另起小灶,吃荤。一天,女佣煮鸡,钱先生路过厨房,但见方丈坐在灶前,正快意地啃着一只鸡大腿。钱先生便问:“方丈也吃鸡腿?”方丈倒也毫不避讳:“和尚不吃鸡腿吃什么?”
        28.钱穆白天写《国史大纲》,入夜则看《清史稿》。到了星期天,他就手持《陶渊明诗》,一路吟诵,去附近的温泉轻松一下。浴后坐在石阶上,就近的茶馆要一壶浓茶,一边作裸身日光浴,一边吟诵陶渊明的诗,尽兴而去。
        29.吴大猷则把自己的物理实验室设在郊区的永丰寺,他重病的太太就躺在实验室里一台大型色谱仪旁边。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装出这么一台仪器,吴大猷自己也说,恐怕在世界上找不出第二台。
        30.来自贵州的李政道,是在一个秋天找到永丰寺来的。他本来已经是浙江大学的大一学生,因为仰慕吴大猷,便中途转学投奔联大。吴大猷递给他一本书,想试他的解题能力。没想到李政道都一一破解,让吴大猷惊讶不已,自认发现了一名物理奇才。



杨振宁、吴大猷、马仕俊

        31.中文系教授浦江清是后来加入联大的,他于1942年5月29日从上海出发,历千辛万苦,经苏、皖、赣、闽、粤、桂、贵、云八省,来到昆明任教,5个多月后,终于到达昆明。浦先生那天的日记是:“自五月二十九日离沪,今日抵昆,在途凡一百七十七日,所历艰难有非始料所及者。”
        32.金岳霖上课时,常戴一顶呢帽。每至学年伊始,给新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后来,不知为什么,金先生配了一幅眼镜,一片白,一片黑,画风也是十分独特了。
        33.和大多联大教师一样,金先生也是住在昆明城外,每天往返于住处与课堂之间,很是辛苦。林徽因在给费慰梅(费正清的夫人)的信中曾写到金先生的生活状态:“可怜的老金每天早晨在城里有课,常常要在早上五点半从龙头村出发,还没来得及上课,空袭就开始了。然后就得跟着一群人,奔向另一个方向的另一座城门,另一座小山,直到下午五点半,再绕许多路走回这个村子。一整天没吃、没喝、没休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生活。”
        34.终生未娶的金先生,曾养过一只大斗鸡,每至饭时,这只鸡便伸长脖子到餐桌上,与金先生共进膳食,这又是西南联大独有的一景。



        35.闻一多上课,抽烟,上他课的学生,也抽。
        36.闻一多生性桀骜不驯,在中文系为研究生王瑶半业一事,给梅贻琦校长的短简,直如下令一般:“中国文学部研究生王瑶申请举行半业初试……嘱文书科下通知,并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备茶点。”身为校长的梅贻琦先生也不生气,在这封短简上仅写“照办”二字。
        37.闻一多的课,场场爆满,讲“古代神话与传说”课,尤其受欢迎,名气大到,连昆明城另一头的工学院同学都知道,每次上课,工学院同学便呼朋引伴,浩浩荡荡一行人专程从拓东路赶来听。
        38.作为教授兼诗人的闻一多,有时会在黄昏的联大校园点起蜡烛,反复吟诵楚辞,“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一些同学受其感染,当场泪下。
        39.联大数学系的教授华罗庚,跟闻一多关系极好。华罗庚在昆明的家被一次日机轰炸炸毁后,闻一多热情邀请华及家人到自己家中共居。闻一多的家也不大,没有隔墙,两家人住在一起难免尴尬,闻一多便把家里花花绿绿的床单挂起来,作为门帘隔开。华罗庚戏称说自己好像住在宾馆里。



华罗庚一家

        40.一次吴宓在教授《中西诗比较》的课上,教室里溜进了一只大黄狗。在黑板上抄写完诗句的吴宓,转过身发现有一只狗也在听他讲课,走下讲台,对大狗说:“目前我尚不能使顽石点头,不是你该来的时候,你还是先出去吧!”说罢挥一挥手,大狗似乎听懂了吴宓的话,立刻低头垂尾悄悄走出去了。
        41.联大的专业设置很宽松,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专业。上课的自由度也高,学生可以只听自己感兴趣的课程,不会有老师查岗点名。学渣汪曾祺就经常翘课,特别是朱自清的宋词课。
        42.朱自清教上课,会带一叠卡片,一张卡片记一首诗词,他一首一首地讲,并要求学生记笔记,背,还要定期考试,怪不得汪曾祺不想去。
        43.汪曾祺不爱上课是联大出了名的,大二时英语还考过零分,但唯一不翘沈从文的习作课。
        44.沈从文文章写得好,但不善辞令,口语表达那叫一个笨。所以,他的课,学生多因听不懂,兴趣渐无。不过上他的课,学生爱写什么就写什么,写完他会逐一认真阅读,并在后面附上大段的读后感。很多读后感,甚至比学生的原作还要长。结果,像汪曾祺这样的学生倒是从中受益良多。
        45.沈从文格外偏爱汪曾祺,曾给他的一篇课堂习作打了120分。然而四年之后,因为英文和体育不及格,汪曾祺还是没有毕成业。



        46.据说年轻气盛的钱钟书在西南联大任教时,曾对外文系的三巨头作过评价:“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不过后来钱钟书夫人杨绛在报纸上发文,公开替钱钟书辩白,说钱氏没说过这句话。
        47.历史系教授雷海宗上课有个习惯,每回都要先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经学生提醒后,他便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有一回,雷先生又如是而问。班里有个女同学,上课笔记甚详,她打开笔记,看了看说:“您上次最后一句说‘现在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
        48.雷海宗先生常为《中央日报》写点星期论文,以弥补日常费用。在昆明的8年,不但联大的教学条件艰苦,师生们的生活也过得十分拮据。
        49.华罗庚家被炸毁前,就搭在一个农家牛棚上,他批改作业到深夜,然后埋头钻研自己的学问,一晚上被牛虱咬得遍体鳞伤。联大的学生也常常饿着肚子上课,学费虽然全免,但是吃饭的钱还是要自己负担,校舍睡觉的床铺也时不时能抓到臭虫。
        50.为了维持基本生活,联大教授 “各显神通”。费孝通曾在街上卖过大碗茶,梅贻琦夫人韩咏华卖过米糕,闻一多治印,吴大猷为妻子治病到菜市场捡牛骨。理工科教授就“高级”多了,物理学家赵忠尧在家生产肥皂,化学系的高崇熙善于种花,栽了一大片剑兰拿到市集上卖。化工系谢明山研制出了“西曼”墨水,在昆明市场上居然畅销一时。还有生物系教授联合建了酒精提炼厂,为医院解决燃眉之急…
        51尽管条件艰难,联大的老师们都很懂得苦中作乐,比如有些人休息时喜欢打打桥牌。朱自清就在日记中写道“打桥牌,我老是输,甚灰心”。而理科教师比文科教师更爱打桥牌。清华队和北大队还进行过比赛,输的要请吃饭。
        52.哲学心理系主任汤用彤,在联大的时候,岁数不大,头发却已经全白了。尽管家里经常吃稀饭过活,对同学仍然教诲不倦,而且毫无忧容,讲起书来毫不使人乏味。
        53.化学系主任曾昭抡和同学很亲近,学生举办的各种活动,他常是很慷慨的接受邀请,不像别的教授。而总是跟学生打成一片的曾老师,却总是不修边幅,有时一只脚穿袜,另外一只却没有,鞋子拖在脚上,衣服的纽扣老是不齐全。
        54.教务长、社会系主任潘光旦,到昆明时膝下已有五女。在欢送毕业同学会上常常劝同学们努力解决婚姻问题……



从左至右:施嘉炀、潘光旦、陈岱孙、梅贻琦、吴有训、冯友兰、叶企孙

        55.在西南联大当年的学生中,名气很大的有杨振宁、李政道、汪曾祺,还有金岳霖的学生、后来去了台湾的思想家殷海光。殷先生对西南联大一往情深,他回忆说,那时“我们刚从北平搬到昆明,上一代的文化和精神遗产还没有受到损伤,战争也没有伤到人的元气。人与人之间交流着一种精神和情感,叫人非常舒服。”
        56.感觉舒服的殷海光,在西南联大上学时,常常一个人在附近的翠湖边思考。下雪了,他一个人站在旷野里,任由雪花飘落在他赤裸的脊背上……
        57.西南联大训导长查良钊,有一位族弟,近代诗人“穆旦”(查良铮),毕业于联大,后来也在西南联大作助教,在学生中颇有影响。加上他们的另一位兄弟,武侠大家金庸(查良镛),可以说三兄弟都为我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相当贡献,其中两位都曾在西南联大效力。



西南联大三校领导,左起:查良钊(原西南联大训导长)、胡适(时任北大校长)、梅贻琦(时任清华大学校长)、 黄珏生(南开大学秘书长)

        58.联大校园包容性很强,很多老师上课也没有固定的纲领模板,想到什么就讲什么,甚至根据自己的思想授课,比如外文系教授陈铨秉持法西斯主义,倡导“理想的生活是战争,而不是和平”。
        59.政治学系主任张奚若是位敢怒敢言的老政治学者,曾敢于发言指出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主席个人独裁。但张先生对同学却非常和蔼,学生们可以一直坐在张先生家里谈上三四个钟头。
        60.西南联大的外籍教师不少,英国诗人,外文系老师燕卜荪,曾经凭记忆在黑板上默写出过整部《哈姆雷特》。他是跟随北平师生的南迁队伍来到的昆明,在途中写下自己毕生最长的诗歌———《南岳之秋》。其中有一句是“把我们的乐园放在小车上推着走,或让无足的鸟携带一切。”
        61.来自白俄的历史教师噶邦福,本来是帝俄时代的贵族,后到中国,在西南联大教书。噶邦福不懂中文,而学生听不懂俄文。他就用英文讲《俄国史》、《欧洲殖民史》。希特勒进攻俄国的时候,有学生问他俄国的情形可能会怎么样,他说:“和中国人一样,俄国人是极其爱国的。所以俄国一定会胜利,中国也一定会胜利。”
        62.1941年初,西南联大在附设师范大学的基础上,又附设了师范附中和附小,黄钰生、冯友兰等教授为附设学校筹备委员会的委员。在黄钰生拟就的《附设学成立趣旨》上有这么一段文字:“我们宁愿要玩皮淘气的孩子而不愿要无生气的孩子。……本校同人不敢希冀培植天才,但不践踏天才……”



        63.联大的文艺活动也不少,同学们冬天在篝火旁放声高唱,春天划船到滇池里畅谈。晴朗的夜晚,月亮明亮的时候,就在月光下听老教授讲故事,多的时候甚至有上千人。学生举办各式各样的报纸针砭时弊。
        64.去茶馆是联大师生的重要消遣。茶馆多,且喝茶不需要多少钱,是学者和学生讨论政治和学术的理想场所,《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作者易社强将茶馆称为“昆明发展迅猛的文艺中心”。
        65.师生们还有一大消遣是看电影,昆明南屏大戏院经常上映好莱坞电影,影片主题从战争到爱情都有,五花八门,就是没有翻译,同学们一开始不懂,多听几遍就会了,还能学习英语。
        66.联大附近有一条著名的街,叫做文林街。到过战时昆明,同时又和西南联大有往来的,没有不知道文林街的。文林街只是一条小路,西面通往联大校园,东面是云南大学,北面是昆师北院,所以成为文化人和大学教授常出现的地方。



1945年的文林街

        67.文林街上有个文林教堂,教堂牧师是一位名吉尔伯·贝克的英国人,联大迁来不久,他便结识了许多教授。文林教堂常举行讲演会,有时还有唱片音乐会。在文林堂讲演的有历史教授雷海宗先生,最轰动的则是刘叔雅先生和吴宓先生讲《红楼梦》。
        68.文林街上往来人众多,曾有学生看见汤用彤先生在文林街面馆吃鳝鱼米线,觉得很滑稽。因为汤先生讲授魏晋南北朝佛教史,他个子矮小,一身布衣,认真吃米线的样子,活像一个出家修行的人。还有人看到过金岳霖在街上饭馆吃蛋炒饭,一边吃,还一边看外文书。
        69.美军来昆明支援抗战时,需要很多翻译人员,就从联大征募了不少人,梅贻琦校长的一双儿女,也奔赴了前线。在开辟著名的外援通道“驼峰航线”的飞行重任中,500英里的航线上,到处都是坠机的残骸,而这其中,就有与盟军并肩作战的联大学生。
        70.在云南师范大学内,西南联大原址上有一块西南联大纪念碑,碑背面刻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提名”,共有学生834人,14人为国捐躯。
        71.其中一位遇难的,联大1947级外文系的学生,诗人缪弘,生前在诗歌《血的灌溉》中呼喊:“你们的血已经浇遍了大地,也该让我们的血,来注入你们的身体;自由的大地是该用血来灌溉的。”
        72.1944年12月28日,西南联大师生欢送从军抗日同学。


        73.西南联大校训“刚毅坚卓”。


        74.联大没有升旗早操,没有纪念周训话,也不像别的大学,一进去有一个月的新生训练,灌输你什么校史和‘总裁言论’。
        75.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强制要求西南联大开设三民主义课,遭到联大师生强烈抵制,结果最后变成夜间讲座,学生交读书报告应付了事。



        76.1939年,西南联大常委会核定《满江红》(冯友兰作词,张清常作曲)为联大校歌。歌词中的“仇寇”二字原为“倭虏”。

        [引 词]八年辛苦备尝,喜日月重光,顾同心同德而歌唱!

        [校歌词] 满江红
        万里长征, 辞却了五朝宫阀。
        暂驻足衡山湘水, 又成离别。
        绝徽移栽祯干质, 九州遍洒黎元血。
        尽茄吹弦诵在山城, 情弥切。
        千秋耻, 终当雪中兴业, 须人杰。
        便一城三户, 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新国运, 动心忍性希前哲。
        待驱逐仇寇复神京, 还燕竭。

        77.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三所组成大学相继北返平津。
        78.西南联大校友,诗人郑敏在诗歌《西南联大颂》中,她这样概括这所大学历经的磨难:“忍耐在岁月里也不曾发现自己过剩,我们唯有用成熟的勇敢抵抗历史的冷酷。”
        79.联大179位教授当中:97位留美,38位留欧陆,18位留英,3位留日,23位未留学。3位常委:2位留美,1位未留学。5位院长,全为美国博士。26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及2位留欧陆,3位留英外,皆为留美。


西南联大部分教授合影

        80.8年时间里,西南联大培养出了2位诺贝尔奖得主,及160多位国内外院士,被公认为是世界一流大学。

        参考:岳南《南渡北归》、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联大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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