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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慧法师:佛教与中国哲学相遇相持相融
2017-01-21来源:佛教在线

佛教在线陕西讯 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固有哲学因吸收佛学养分而更加丰富深刻。本土文明敞开胸怀接纳和消化异质文明,充实和改进自身结构,从而获得更加长久的生命力。不同文明间的良性交往必将促进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

隆慧法师,1966年生于山东曲阜,1997年在四川乐至报国寺出家,1999年于江西靖安宝峰寺受具足戒。2000—2007年在江西佛学院任职,协助一诚长老主编《宝峰山志》;2007年在江西百丈山协助本焕长老主编《百丈山志》;2007—2010年,协助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馆长圆持法师编撰出版《佛教伦理》;2010年至今,在宝鸡法门寺佛学院教授《佛教伦理》、《高僧传》等课程。现任中国佛教协会理事、法门寺佛学院副教务长。

佛教于公元前6世纪在印度创立,公元前后传入中国,经过近千年的传译与发展,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佛教对中国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中国固有哲学则在人生价值论、宇宙论、认识论上借鉴佛教思想,在因果学说方面融合了佛教思想。日前,记者前往法门寺,就佛教文化与中国哲学的交流与互鉴,采访了法门寺佛学院隆慧法师。

中国佛教融合儒道思想

记者:中国化佛教深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对此,您怎么看?

隆慧法师:佛教传入中国后,印度佛教思想在与中国固有文化和哲学的相互碰撞、激荡、融合中,日趋完成中国化,逐渐形成了中国佛教,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化的佛教思想深受中国固有传统思维的影响,甚至大量吸取儒、道两家的哲学术语,表现为更加重视圆融,强调返归本性,主张在现实生活中求得解脱。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到五四运动的2000多年以来,儒家学说始终是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思想。中国佛教在哲学上竭力与儒家心性论、道德观、境界说相协调。道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仅次于儒学,它的宇宙论、本体论思想对后世影响在相当长时期甚至超过儒家。汉魏晋时期的佛教,往往沿用道家术语来解释印度佛典。两晋时期带有中国特色的佛教般若学,更是佛教与魏晋玄学相结合的产物。隋唐时期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的思维路向和方式,也受到道家思想的深刻影响。

记者:佛教初传中国时,佛教教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有哪些?

隆慧法师: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目前我国学界一般采用“佛教是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说法。佛教初传中国时,人们视其如黄老道和神仙方术,认为它们均提倡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一开始,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内在冲突并没有凸显。东汉末年,一批印度和西域僧人来到汉地,以洛阳为中心译出大量佛教经典;三国时期,译经工作迅速发展,为人们广泛而深入地了解佛教教义提供了有利条件;至东晋时期,佛教在社会上已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就在这时,佛教教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矛盾暴露出来,尤其是与当时占据正统地位的儒家伦理价值观念发生了严重冲突。儒家学说讲究积极入世,强调每个人的社会伦理责任,要求尽忠于国家和君主,尽孝于家庭和父母。儒家学者们猛烈批判佛教的出世主义和出家行为,在是否应当落发、该不该跪拜国君等礼仪问题上二者发生了针锋相对的争论。在形而上的理论上,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冲突主要集中在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与神灭神不灭等问题上。佛教讲求个体自我的因果报应,而中国传统文化则强调家族同受共享的祸福。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信徒中流行着一种神不灭的理论,认为不灭之神是轮回的主体承担者,佛果也是永恒不灭的神。这与当时儒家、道家理论有所不同,南北朝时针对该问题还展开了一场大论战。

佛教与本土文化发生冲突的同时也在不断融合。在初期译经中,译经者大量借用儒、道名词概念来译述佛经思想,在沟通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方面,这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过程。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借助玄学融合儒道的理论和得意忘言的方法,进一步使佛教思想与中国传统儒道思想融合,涌现出诸如道安、慧远、支遁、鸠摩罗什、僧肇、道生等一批高僧,他们的思想在整个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佛教人生观:四圣谛与三法印

记者:佛教不单单是信仰体系,也是哲学体系、文化体系,传入中国后,其完整庞大的哲学体系经过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形成中国化的佛教。佛教人生观思想主要有哪些?

隆慧法师:佛教不同于中国固有哲学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人生价值论、宇宙论、认识论等几个方面。

从人生价值论来看,佛陀悟道之后,初转法轮,针对人生现象提出四谛说。四谛即四圣谛,也称四真谛,即苦谛、集谛、灭谛、道谛。“苦、集、灭、道”四圣谛,是整个佛教理论的总纲。“苦谛”是佛陀对凡夫生存状态的基本判定,人人无法逃离轮回中的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蕴炽盛;“集谛”揭示苦的原因,佛陀发现,众苦皆由于贪嗔痴所造作的有漏业所致,而贪、嗔、痴的逻辑起点是一念无明;“灭谛”是通过修行证得解脱的清净境界,达到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本如状态;“道谛”是达到解脱境地的方法,简略说有八正道、三十七道品,细说有八万四千法门。知苦、断集、修道、证灭就是四圣谛的内容。

佛教认为人生无常、无我。为论证这一观点,它提出三法印的根本准则,即: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诸受皆苦,后来再加上涅槃寂静成为四法印。佛教认为,人们的各种觉受和世间万事万物都是不断变化的,终归要坏灭。众生所依的色、受、想、行、识五蕴,以及所住的世界都是无常的。由无常可以发现无我。世间一切不断变化,对于众生来说是不自在、无主宰的,也就是无我的。无常无我都是苦,如果执着无常为常、无我为我,就永远在痛苦中沉沦、在轮回中流转。众生若能看破无常无我,放下执着,就能超越痛苦和生死、获得解脱,进入涅槃境界。

佛教的四圣谛和三法印说,根本上是关于人生的学说,是佛教对人自身生存本质和人类发展前景进行的探讨,是对人类自身价值的深刻反思。

佛教宇宙论、认识论:缘起与直觉

记者:佛教宇宙论从人身主体出发,是对世界立体层次和平面图景的宗教描述。缘起论是佛教理论的基石和核心,为何缘起论是佛教区别于其他流派思想的基本特征呢?

隆慧法师:世界如何生起、构成,怎样分析世界万象,一切现象的本性应如何解说,这些问题在任何一个民族的哲学体系中均会涉及,需要具体分析每个哲学体系的宇宙论。

从宇宙要素论来看,由于佛教不同派别的立足点和侧重点不同,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三科(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学说,它以人为中心,侧重于对人、人格、人身、人的肉体与精神构成的分类,把统一的人生现象分为若干分立的要素。这种分类以人的认识为重心,从对认识的官能和对象两方面考察出发,进而囊括人的构成要素和宇宙现象的全部分类。另一种是从全宇宙着眼,分析和排列分立的要素。这种分法有五位七十五法、五位八十四法、五位百法等不同分法。佛教宇宙要素论从人身主体出发,以认识的角度贯穿宗教道德的标准,为宗教实践服务。

佛教的宇宙结构论,是其对世界整体结构以及各个构成部分相互关系的学说,是对世界立体层次和平面图景的宗教描述。佛教典籍对世界结构通常以两种方式分类:一是把世界分为佛国世界和众生世界。大乘佛教中有无量无边的佛国世界,著名的有弥陀净土、华藏世界、琉璃世界等。众生世界又分为欲界、色界和无色界。欲界是深受各种欲望支配和煎熬的生物所居住的世间,有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欲界六天。色界物质与欲望的粗重物质不同,是有色有光而无重量无窒碍的物质,它是粗俗欲望已经断绝的地方,只是居住者仍然具有形状和身体,有居住的宫殿、国土。无色界是三界最高的,那里是既无欲望又无形体的生存者居住的处所,没有任何物质性的东西。二是把世界分为有情世间和器世间两种。

“情”指情识、情爱一类的精神活动,有情指有情识的生物,有情世间也称为众生世间。器世间也称为国土世间,指山河大地、草木禾稼、宫室园林、日月光明等无情识的事物,是有情众生所依止的生存环境。佛教认为宇宙在时间周期中经历成、住、坏、空四期,称为一劫。

佛教宇宙生成论和本体论主要体现在缘起论中。“缘”是结果所赖以生起的条件,“起”是生起的意思。“缘起”是指一切事物赖以生起的因缘,缘起论的实质就是关于事物间因果关系的理论。它是佛教理论的基石和核心,佛教各种理论都是对缘起论的展开,缘起论也是佛教区别于其他流派思想的基本特征。

随着佛教从小乘到大乘,佛教学者对缘起论的解释逐渐发生变化,内容不断充实,进而形成一个庞大完整的思想体系。佛教最原始的缘起论是业感缘起论,着重宣扬宇宙万事万物由有情识生物的业因感召而生成,十二因缘说是其主要内容。中道缘起论是大乘中观学派的学说,以否定有无、生灭等各种对立的两个极端,用不偏不倚的观点解释万物缘起,说明世间现象包括受用缘起、八不缘起、缘起性空等内容。印度大乘学者无著、世亲一系的瑜伽行派强调,人生转变的关键在于对整个宇宙人生的全面了解,从宇宙人生因果转变的法则上立论,提出赖耶缘起论,认为一切现象的种子均含藏在阿赖耶识中,由种子的变现而成森罗万象。7世纪以后形成的密教宣扬六大缘起论,认为世界万物、众生乃至佛都由地、水、火、风、空、识六大造成,六大是构成世界一切事物和现象的基本元素。《大乘起信论》提出真如缘起论,也称如来藏缘起论,认为世界万有是宇宙心的生起和显现,宣扬三界唯心的观点,认为众生的心原是离开妄念而有其体的真心,真心是大智慧光明的、遍照世界的。华严宗提出法界缘起论,认为世间和出世间的一切现象,均由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生起,在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的作用下,法界现象互为因果,相资相待,彼中有此,此中有彼,彼即是此,此即是彼,相即相入,圆融无碍,处于无尽的联系中。

记者:佛教学说的根本宗旨与特质,在于通过修心求得人生解脱,超越现实人生。而要超越自我和现实社会,就要解决如何认识人生、把握和达到解脱境界的问题。佛教的认识论有什么特征?

隆慧法师:归纳起来,佛教的认识论可分为对世间的认识和对出世间的认识,也可分为对客观存在的认识和对主观境界的认识。佛教认为,获得解脱境界,不是通过一般的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就能达到,而是要经历直接体验与内心体证。佛教主张破除对一切事物自性、实性的执着,人们的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都是与体悟真理乖离的。佛教对真实的认识,所用的工具、方法不是一般的概念、判断和推理,而是般若智慧。佛教着重阐发直觉内证,强调在至善至美的直觉情境中体悟真实,追求寂静的精神状态,实现人生的最高价值,获得解脱。直觉是佛教认识论的基本形态和方法之一,这种认识有别于一般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不同于逻辑思维,要在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时彻悟人生宇宙的实相。

人生价值论、宇宙论、认识论等思想体系是中国固有哲学中不常见的理论,佛教通过浩如烟海的经论阐发上述思想,令中国人耳目一新。中国哲学则吸收了佛教思想的理论精髓,丰富了自己的内涵,增进了中国人的智慧。

佛学影响宋明理学、近代哲学

记者:中国哲学与佛教思想的融合有哪些表现?

隆慧法师:二者的融合表现在方方面面,譬如,佛教对中国哲学中已有但比较模糊的思想进行了阐发和改造,使其更加明晰,更有体系,比如因果学说。中国哲学中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之说,而佛教思想通过业力、轮回、四缘六因五果(四缘即因缘、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六因即能作因、俱有因、同类因、相应因、遍行因、异熟因;五果即异熟果、等流果、士用果、增上果、离系果)等复杂的理论架构,使因果学说更加成熟完整。

中国哲学史上,许多理学家均曾出入于佛老,就连朱熹也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潜心于佛教。理学创始人之一周敦颐,其学以“主静”为圣人之道,此主静之说,实取于佛教之禅定。程颐《易传序》中有一句名言:“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这是程颐对理学基本理论所作的总体概括。然而这句名言,显然与华严宗理事无碍、即体即用的理论有密切关系。理学基本理论之一的“理一分殊”说,也与华严宗“理遍于事”、“一多相即”等理论不无关系。陆九渊、王阳明心学更是充满着浓厚的禅学色彩。

佛学对中国近代哲学的发展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维新派领袖康有为的哲学思想中就有明显的佛学成分。梁启超也是维新派的思想领袖之一,他十分推崇佛学。为维新变法而献出生命的谭嗣同竭力推崇佛学,他建构的仁学思想体系深受佛学影响。此外,近代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学者章太炎,推崇佛教、精于佛学,人所共知。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反封建礼教的主将之一吴虞,最后则以佛教为自身安身立命的归宿。被海外学者称为“中国最后的儒家”的梁漱溟,自谓“一生归宿于佛法”。

总而言之,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固有哲学因吸收佛学养分而更加丰富深刻。本土文明敞开胸怀接纳和消化异质文明,充实和改进自身结构,从而获得更加长久的生命力。不同文明间的良性交往必将促进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

佛教哲学具有现代价值

记者:今天,中国佛教哲学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有怎样的价值?

隆慧法师:佛教已延续2500余年,在中国也有2000多年的漫长历史,这表明它具有持久活力与恒久价值。传统与现代密切相联,传统只有经过价值重建才能富有鲜活的生命。佛教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信仰体系、哲学体系、价值体系。未来佛教如何重建价值、发挥作用,既是一个艰巨而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严肃而迫切的实践问题。

自从人猿相揖别以来,人类社会取得了空前的进步。20世纪70年代以来,知识经济崛起,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变,知识经济及其全球化等特点,给人自身、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现代化涉及物质生活、制度规约和思想观念等诸多层面,丰富的物质生活与匮乏的精神生活形成巨大反差,成为当今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之一,这也为具有宇宙整体理念、追求生命超越的佛教哲学,提供了调整人的心灵,进而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契机。

缘起、因果、平等、慈悲、中道、圆融等中国佛教哲学基本理念,均具有现代意义。缘起显示佛教对宇宙与人生、存在与生命的根本看法;因果律是佛教说明世界一切事物相互关系的基本理论;佛教宣扬、提倡平等,其平等的含义概括起来有4个层次: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众生平等、众生与佛的平等、众生与“无情”的平等;慈悲是佛教的特殊理念,是对众生平等、深切、真诚的关怀和爱护,慈悲不受等级和阶级的限制,排除狭隘和偏私;中道要求关注现象与本质两方面,提倡两点论,重视观察事物的全面性,包含了辩证思维的合理因素;圆融要求尊重事物的不同因素,尊重差异各方的共存共荣。

佛教以其人生的解脱之道,对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的本质、价值、理想等均有系统论述。佛教的无我观有助于缓解对现实境遇的执着,淡化享受、淡泊名利,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佛教解脱观的实质是生命意义的超越、精神境界的提升,有助于净化人心,完美人生,大而广之,也有助于提升社会道德、稳定社会秩序。

佛教哲学要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需要深入挖掘自身的思想资源并作出应机、应时的阐释,需要不断加强对现代社会的关注、关切,需要对社会新出现的重大问题作出及时应对。我认为,佛教哲学无疑具有现代价值,而佛教哲学价值在现代社会的真正落实和充分展示,关键在于人们的努力,也有赖于人们的努力。

佛教一贯重视慈悲济世,若能高扬佛教去恶从善、平等慈悲、自利利他的伦理准则,以及相关具有社会伦理意义的道德规范,使之普及于民众之中、渗透到各类人际关系之中,将有助于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友好与合作关系。(文:陆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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