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奸文化依旧,但妇女已走上街头
2015-03-16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赵思乐
        印度政府近日因一部纪录片而跟英国广播公司(BBC)较上了劲。BBC耗时两年拍摄的纪录片《印度的女儿》,原定在3月8日国际妇女节在英国和印度等国同步上映。然而,印度官方3日对该片发出了禁播令。得知这一消息,BBC4日在英国提前播出了该片。这部影片随即在Youtube等网站被广泛转载,其中一个片源在12小时内就收获了10万点击量。但在印度政府施压下,Youtube很快下架了该片,印度政府还向BBC发出法律通告威胁起诉。


       怎样的一部纪录片让印度政府深感威胁?《印度的女儿》讲的故事关于2012年12月16日在新德里的一辆黑公交上发生的强奸案。23岁的医学院女生Jyoti晚上9点多看完电影,跟一名男性友人一起搭公交回家,却在车上遭到了六名男子的轮奸和殴打,犯罪男子用铁器刺穿她的腹部、生殖器并将她的肠子拉出体外。之后Jyoti被抛出车外,第二天才被路人发现送往医院。

       这起骇人听闻的强奸案随即引发了印度近年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的抗议示威,各地妇女们纷纷走上街头要求印度政府还女性安全和自由。媒体普遍认为,这是女性对印度长久以来的性暴力泛滥、妇女人权状况低下的不满的总爆发。而印度政府为压制示威动用了催泪弹、高压水枪,并警棍殴打示威群众。

       印方此次对《印度的女儿》的禁播理由是“内容敏感,容易造成骚乱”,看来印度政府对影片播映可能带来的社会反弹心有余悸。Jyoti的故事确实体现着多方面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我们不妨从它开始,谈谈印度社会的妇女权利状况。

       强奸文化与报案羞耻

案件施暴者Mukesh Singh

       什么是强奸文化?案件施暴者Mukesh Singh给自己的辩护就是最典型的体现:“在强奸案中女孩的责任远远大于男孩。”

       强奸文化就是一整套将强奸、性骚扰的责任归咎于受害者的文化:女人就等于性;女人晚上出现在街上、女人穿着漂亮的衣服、女人跟男人一块儿都等于在要求性;女人应该服从于男人的强奸,否则就该死;强奸不应该被说出来,强奸犯不应该受到惩罚,否则受害者就辜负了施暴者的“不杀之恩”——这些都是巴士强奸案的施暴者和他们的辩护律师说的。

       “在我们的文化中,女人是很珍贵的,比红宝石和钻石还要珍贵,应该得到良好的保护,如果你让她随便在大街上走,那么自然要被狗叼走。”强奸者的辩护律师ML Sharma说。从这句话我们或许可以尝试理解强奸文化和声称“尊重女性”是如何共存的:女人当然是可以被爱护和重视的,但不是作为一个平等的人,而只是作为男人,或者说家庭,所拥有的一件重要财物。

       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物化女性经常是以赞美和抬高女性、声称女性需要特殊保护来实现的。因为女人是圣物,所以她必须听话、服从、接受保护、放弃自由,否则,遭到强奸和伤害就是活该。于是,只要男权社会可以找到女人“不够圣洁”的理由,谴责受害者就顺理成章,施暴者也不需要觉得愧疚或遭受惩罚。

       性化女性的身体、物化女性的人格,基本上是强奸文化得以滋长的前提。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印度国家犯罪档案局数据显示,平均每20分钟就有一名女性遭到强奸,这还仅包括有报案的强奸。

       在印度,与任何一个强奸文化盛行的社会一样,被强奸者报案将面临沉重的社会压力。Jyoti案的施暴者们在把她 扔下车后都认为她绝对不会向人控诉遭到强奸,因为这在印度社会是极其羞耻的事。尽管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但直到Jyoti案发生后4个月,在强大社会压力下,印度才在刑法中的性暴力内容里移除了“羞耻”、“穿着得体”之类的说法。与报案的艰难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在有报案的强奸中只有26%的案件施暴人被定罪。

       娃娃新娘和焚烧新娘

       与性暴力的泛滥相伴随的现象是早婚——有女孩的家庭因为惧怕她们一旦受到“玷污”就嫁不出去,所以让她们早早成婚。在印度,44.5%的女孩在18岁之前就结婚了。这又进一步地造成人们对“强奸”无感,正如Jyoti的妈妈所说:“在一个12、13岁的女孩就得嫁人的社会,人们对强奸一个大上10岁的女孩能有什么罪恶感呢?”

       早婚的习俗还来自于认为女孩是“赔钱货”,不如早点嫁掉好给儿子娶媳妇的想法。在印度,嫁女儿是要支付高额的嫁妆的,21世纪以来,置办嫁妆的费用高达6-13万美元。年纪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女孩就要支付越高昂的嫁妆,这也是许多家庭不愿意让女孩上学的原因。

       为什么嫁妆会那么贵呢?这与印度的种姓制度有密切关系。随着种姓制度稳固和种姓阶级细分,男方被规定不能娶地位比自己高的女性,那么地位低的女性就得通过嫁妆抬高自己得身价,免得被夫家嫌弃。

       如果嫁妆不够会怎么样呢?夫家会怀恨在心,然后呢?他们会把娶回来的媳妇“推进火坑”。这并不是一个比喻,夫家在不满嫁妆后会使用各种各样的方法逼新娘“自杀”,但更多的还是直接谋杀,其中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制造“厨房事故”,印度中下阶层的灶开在地面,女人在做饭时很容易就被从后推进火坑,这就是著名的“焚烧新娘”。“焚烧新娘”之后呢?当然就是再娶一个再赚一笔。

       在2012年,有8233名妇女因嫁妆相关的原因丧命,平均每小时有一个。而新娘被杀后,娘家的报案率极低,因为他们往往也正考虑杀死一个儿子的新娘,再娶一个好弥补嫁女儿的损失。

       阶级与性别的混合压迫

       近年来,也有不少女孩和较为开明的家庭在反抗女性的不平等婚姻和命运。Jyoti从小就有学医的梦想,然而她出身自一个贫困的家庭,学医却所费不赀。当母亲问她,家里哪有钱给你学医呢?Jyoti回答:“请你们把存给我做嫁妆的钱用来教育我吧。”后来Jyoti的父母为供她上学卖掉了家里的田,而她的叔叔非常不理解:“干嘛要为一个女孩卖田?”

       在印度,通常一个女孩的出生对家庭来说并不是什么喜讯。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在2008年,印度有60多万应出生的女婴没能出生或5岁以下的女孩超出正常数量地死亡,这个数字位于全世界第二。第一,是中国,有近120万。但Jyoti出生时她的父母非常高兴,他们把她取名为“光明”。

       越了解Jyoti,就越能明白她的受害和她的死为何引起印度妇女的巨大愤怒:她代表了在那样一个社会中女人仅有的通过努力改变自己命运的可能,坚持接受教育、打工挣学费、获得实习医生资格——而在这个国家,女性的就业率仅有33%。眼看着她的命运就要因她的优秀和执着而改变,一切却轻易地被男权社会轰然摧毁。

       牛津大学博士、女权主义作家Maria Misra说:“轮奸,就是在释放一种信息,你没有能力打破界限,这是划定在你和我们(女人与男人)之间的,权力的界限。”

       巴士强奸案的六个施暴者全都来自同一个贫民窟,他们的生活就围绕着这辆巴士,开车、拉客、清洁,浑噩度日,难以养活家人。印度贫富悬殊、等级森严,这又与男尊女卑相混合,底层男性如果说还有什么对象可欺负,那就只有女人了。“有钱人花钱干(女人),我们没钱有胆,我们靠胆量干(女人)。”犯罪心理学专家如此解释施暴者们的行为。

       同样的“没人可欺负就欺负女人”的心态,还体现在对家庭暴力的理直气壮上,而且许多女性也对此容忍和认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2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印度15到19岁的青少年中,有57%的男孩和53%的女孩认为家庭暴力是合乎情理的。

       印度的性别不平等问题与贫富阶级问题、种姓等级问题相纠缠,成为一团难解的乱麻。

       妇女参政与街头政治

在2012年12月Jyoti案发生后,以妇女安全和平等为诉求的运动此起彼伏。

       但印度的妇女地位是不是全面的落后呢?当然不是。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4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印度的性别平等列世界第114位,中国是87位,虽然比2013年下滑了18位,也仍在印度之前。但是,印度在妇女参政方面的成就位列世界第15,而中国则是第140。

       印度的妇女参政之所以排名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印度的最高领导人曾多年由一位女性担任——英迪拉·甘地,她执掌印度长达18年,最后在总理任上被刺杀身亡。她是印度独立后首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女儿,出身“婆罗门”也就是印度最高贵的种姓。英迪拉有着煊赫而且高贵的政治家族背景,很大程度上她的掌权并不能代表印度普通女性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地位,但她在任时也提倡过一些提高妇女地位的政策。长期的女性执政历史也对印度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妇女自主参与政治的程度一直在提高。

       印度妇女的投票权利是在1930年在英国殖民统治下获得的,独立以后,妇女的投票权被保留了下来。但是女性一开始并没有被认真作为选民看待,出门投票对妇女来说是十分困难的事,她们也似乎很少对政治议题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然而从英迪拉的政治影响不断上升的1960年代开始,这种情况有了变化。印度全国选举委员会的数据显示,从1962年开始,男性和女性投票人之间的差异开始逐渐减少,到2009年选举中,这一差异降到最低。在2004、2009年选举中,女性选民的投票比率接近50%。另外,印度议会中女性候选人数在近年来上升势头迅猛,也不乏闪耀的女性政治明星。

       除了议会和投票所,妇女的政治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发挥在街头。

       在2012年12月Jyoti案发生后,以妇女安全和平等为诉求的运动此起彼伏,持续了数个月之久,蔓延了新德里、孟买、加尔各答、马尼拉等多个主要城市,迫使印度政府一再承诺痛下决心改善妇女的安全状况。数百名警察被调动对5000多个私人客车司机进行问讯调查;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被建立起来,收集和处理公众对改善性暴力问题提出的83000多份建议;2014年3月19日,印度下院通过了刑法修正案,拓宽了性骚扰的定义、加重了对性侵害的处罚……这次被称为“打破沉默”的浩大妇女权利运动,势必将为印度女权打开全新的局面和可能性。

       曾有人提问:印度的民主为什么没有能够保护印度妇女的权利呢?这个问题在过去两年似乎逐渐有了答案,民主并不能一蹴而就地保障弱势群体的权利,但民主开拓了空间,让弱势者在议会更重要是在街头为自己的权利呐喊和抗争。而不是像近日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的中国女权行动者那样,在巴士上派个反性骚扰传单就有可能被抓。

       Jyoti的故事的结局似乎是:6名施暴者中,1名主犯在监狱中自杀身亡,剩余4名成年施暴者被判绞刑,1名未成年犯被判3年徒刑。但印度的女权主义者们并不满意,这一次她们似乎站在了“主流”的反面——反对绞刑。她们说,嗜血和死亡并不能解决问题,这是整个社会的责任,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很多,教育、抗争、行动、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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