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山基金会通过动员社区力量实现地区性的持续变革。图为2011年，洛杉矶港口地区的儿童也加入到反动港口扩建的抗议中来
基金会的工作重点之一是帮助低收入人群改善生活。图为当地工人的一次游行倡议
5层楼高、60万吨重，如果要移走如此庞大的一个碎石阵，任何人都不免要打起退堂鼓。然而，就是这样一座大山，从1994年起就赫然出现在美国加州南部的亨廷顿公园(Huntington Park)中。碎石来自于当年洛杉矶北岭(Northridge)地震中倒塌的高速公路，而堆积这座大山的公园则位于居民区，当地居民十余年来生活在这座大山带给他们的漫天尘土中。出于刺激经济的考虑，政府曾允许一家混凝土回收厂在这里“愚公移山”，但其效果可谓是杯水车薪。含沙的空气造成的呼吸道疾病与环境的恶化让居民叫苦连天，但由于这里居住的大部分都是低收入的拉丁人群，他们的呼声根本无法穿透这座大山。
直到“自由山基金会”(Liberty Hill Foundation)的介入，事情才开始出现转机——这家位于洛杉矶的基金会毅然资助起这些毫无抗争经验的居民们。随着活动声势的加大，这家基金会成功地组织起了集会抗议、环境研究，甚至策划出了一个对公众开放的实地参观团，让政府官员和媒体不得不聚焦到此事的解决方法上来。
2004年，在经过了长达十年的斡旋和对簿公堂，清理大山的工作终于开始了。此后，自由山基金会继续支持当地的公民活动，并在2009年成功帮助居民阻止了一所电厂在附近社区的修建。
“美好环境社区”组织(Communities for a Better Environment)执行总监比尔·加列戈斯(Bill Gallegos)也曾在当地居民中从事协调工作，他认为这场围绕大山的抗争“看起来原本毫无胜算，然而就是基金会的作用带来了最终的转变”。
和大多数的基金会不同，“自由山”并不资助诸如儿童看管和社区诊所类的社区服务。“带来改变，不做慈善”——带着这样的工作信念，基金会的工作重点是组织社区，目的是赋予人们影响公共政策的能力。
从1976年创建至今，基金会向外界提供了超过5000万美元的资金。2012年一年，基金会向洛杉矶地区的365家组织提供了约310万美元的资金，在这些组织中，既有刚刚起步的街道团体，也有历史久远的地方机构。如今，“自由山”的资金来源也多种多样，众多基金会、公司和富裕个人都是其资助方。
与其资助的受益方一样，自由山基金会向来敢于打破常规，在提供资金以外，它也积极培训社会团体领袖、组织大小会议与帮助促成社会合作。在许多其他基金会不愿触及的社会热点话题前，“自由山”经常挺身站在了最前线，也往往是第一个愿意提供资助的组织。
“自由山”的成功，尤其是在环境领域的成功，甚至激发了其他基金会的工作热情。克雷斯吉基金会(Kresge Foundation)主席瑞普·拉普森(Rip Rapson)说，他们的项目官员在研究环境对于人类健康影响课题的时候，“自由山”先前的工作成为了他们的指南。为了设法降低洛杉矶港口地区的污染，“自由山”集结了一个巨大的社会联盟，这个联盟的广度让拉普森印象深刻。也正因为这个联盟的影响力之大，最终使得港口方与之达成协议，不再使用尾气排放量高的货车，并动用港口行政收费创建了一个信托基金，用于提升周边低收入社区的生活质量。
如今，克雷斯吉基金会也出资维系“自由山”在洛杉矶地区的各项努力，并将“自由山”的策略模式作为模板应用于德克萨斯州的港口。“自由山基金会了解社区变革的复杂性和多方角色参与的重要性。”拉普森说，“他们关注的都是迫在眉睫的问题，是他们在让这些问题得到关注。”
让民众促成变革
尽管拥有威望和资金，自由山基金会并不希望自身被认作是社会变革的领头人或制造者。按基金会官员的话说，他们的职责是搭建社区架构，使社区成员能够在此之上实现话语权。
“让社区居民了解公共政策与公共话题，并让他们愿意致力于保障未来生存环境的工作，为自己，也为下一代——这是真正能实现持续性社会变革的作用。”基金会常规议题总监米歇尔·普理查德(Michele Prichard)说。
“自由山”相当看重公民参与，因此，他们的资助决定都是由社区成员和基金会捐赠者共同作出的。基金会的创办者认为，受社会不公影响最深的人最清楚社区症结所在，并且也知道打通症结的方式。在作出资助决定前，基金会也会走访到每一个申请款项的社区，亲自了解情况。
在资助以外，“自由山”还帮助社会组织进行能力建设。在基金会的“领导力学院”(Leadership Institute)，许多新社区的管理者来此学习发起倡议、募集资金和监督决策的要点。被资助方在这里相互结识，基金会也通过大大小小的会议让他们相互合作。
安吉洛·洛根(Angelo Logan)于2001年创建了“东部环境公平社区”机构(East Yard Communities for Environmental Justice)，他将机构第一笔来自“自由山”的1900美元资助称为“一切可能的种子”。洛根原本是一名航空制造厂的机械师，他十分忧虑铁路沿线站场和运输路线在他所住的洛杉矶东南部造成的污染，但他缺乏发动社区的经验，感觉无从做起。
他说他通过“自由山”的项目得到了技能和信心。“与这些社区的领袖和倡议者们交流得越深，你就越不再感觉孤单，你将有信心投入你坚持的事业。”
在资助与提供培训外，基金会也成为了众多项目与合作的促成者。普理查德认为，相对于搬走一座又一座大山，“自由山”更愿意以联合多方力量的方式带来根本性的改变。1996年，基金会发起“洛杉矶环境健康与环境公正联合机制”，这在其后来的环保之路上起到了扭转局势的作用。
2004年，该联合机制赢得了关键一役——加州环保署承认并正视环境污染给低收入人群带来的不公正负担。从那之后，该联合机制陆续说服了政策制定者在高速公路扩建方案中增添健康保证措施，并让洛杉矶的公共汽车全部使用清洁的天然气。
洛根将这些成功归功于为环境问题奔走的所有群众。“他们比自由山基金会要强大，比任何一个单独的组织都要强大。”他说，“这是一场运动。”
最佳方案：持久战
社区动员和政策性倡议经常会历时数年。“自由山”也充分认识到，社会变革需要时间来酝酿，因此，他们的策略是投入“耐心资本”。与许多基金会都不同，“自由山”从不限定资助单一机构的次数。任何机构都可以重复申请资金，只要他们在不断取得进步。
普理查德认为这种长期的承诺有助于缓和社区工作的压力。比如说，许多政策倡导者通常希望尽快推动某项谈判的进程，以至于所涉及的社区管理方并未来得及让更多的居民参与进来。但有了“自由山”的长期性资助，这种急于取得进展的压力被大大减少。“任何合作都需要时间。”普理查德说，“社区机构需要取得居民的信任和理解。”
洛杉矶主管环境的副市长罗梅尔·帕斯夸尔(Romel Pascual)说，“自由山”的长远眼光和源于社区的根基有助于政策的制定。2005年，在安东尼奥·维拉莱格萨(Antonio Villaraigosa)就任洛杉矶市长后，曾和政府职员一道与“自由山”商议经济增长的方案，其中就包括了对环境保护的考虑。
“我们需要确保驶向正确的方向。”帕斯夸尔说，“他们（基金会）对第一线有充分了解，知道社区内亟待解决的问题，清楚哪些是必要的参与方。”在自由山基金会的力争下，洛杉矶最终迎来了“绿色经济”的大方向。目前，洛杉矶正联合众多社区机构，设立优惠政策，吸引绿色企业进驻低收入社区，并加大力度投放防治污染的举措。
普理查德认为这一政策显示了洛杉矶地区环境公正运动取得的深刻进步。“过去，我们否决了别人的一个又一个方案，现在，我们自己提出了绿色经济方案。”她说，“这是全新的发展阶段。”
在亨廷顿，在这座居民起初不惜一切代价抵抗碎石山的公园内，面貌已然发生了改变。社区居民正与政府和环保署共同努力，将荒地改造成商业区与居民区。原本大山所在的位置，一所崭新的学校已经拔地而起。这所高中以原本正对大山的一家人命名，琳达·埃斯佩兰萨·马奎斯中学。“这所学校是向我们生活中普普通通的人致敬。”普理查德说，“当他们的手握在一起，那些原本构成威胁的事物也能变成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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