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邱锐（采访整理）
不可否认，2014年的公益界和NGO内部也发生了一些负面事件。比如，杨六斤事件，壹基金、天使妈妈基金受质疑等。但总体来说，这些负面事件都属于2011年郭美美事件后的延续，能量明显衰减。公益界的社会声望在2011年触底之后，2014年开始反弹，正能量增长的速度较快，整体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无数国人奔向灾区，让世人看到了公民责任与公益力量。而2014年，无数国人将公益的关注投向那些不为人所知的群体，那些被遗忘的角落。与2008年相似，这样的关注同样来自普通公民，来自广大的志愿者和草根NGO组织；同样让全社会感受到：普通人的公益热忱一旦被激发就会喷薄而出；同样突破了社会对公益慈善的既往认知：原来公益还可以这样做。
如果说2008年是中国公民公益元年，那么2014年则可以说是中国公民公益拓展视野、自主创新的一年。
冰桶挑战颠覆传统慈善
2014年中国公益界最具影响力的事件莫过于“冰桶挑战”。这一始于美国的创意传播，要求参与者在网络上发布自己被冰水浇遍全身的视频内容，然后该参与者便可以指名道姓地挑战其他人来参与这一活动。活动规定，被邀请者要么在24小时内接受挑战，要么就选择为对抗ALS（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捐出100美元。活动的最终目的，是让更多人通过瞬间被冻住的感觉体验这种俗称“渐冻人”的罕见病，同时为服务“渐冻人”的NGO募集善款。这个公益游戏自8月17日进入中国后，瞬间发酵并蔓延开来。科技大佬、文娱明星、媒体人士在浇下了一桶又一桶冰水的同时，纷纷慷慨解囊，用捐赠传达对渐冻人的关切。“冰桶挑战”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获得近40亿次的点击量，超过2008年对汶川大地震的点击。截至2014年8月30日，这项活动在中国的组织者——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已经筹到814.6万元人民币。
尽管该活动充满争议，NGO组织活动中也要总结经验教训，不过，“冰桶挑战”的确刷新了国人对公益的认知，让人们睁大眼睛惊奇地仰视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原来公益存在如此多元、多样的新生态。当然，这要成为常态还有待时日。不过，“冰桶挑战”已经被定格在中国乃至全球公益史上，成为一个重要节点，它将文化公益以崭新的生态推举到世人面前，起码从四个方面革新了传统观念和传统方式。
首先是筹款形式，原来慈善募捐还可以用如此充满戏剧性、娱乐性的方式；其次是传播方式，“冰桶挑战”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跨越国界的世界性公益活动，就在于成功地运用互联网进行传播；三是公益也能启动科学普及，让世人了解到类似渐冻人这样的罕见病有5000到8000种之多；四是类似当年中国乒乓外交“小球推动地球”一样，一个“冰桶挑战”引发世界深思，人类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必须依靠全球协作和努力才能解决。
一百多年前，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美国刚刚成立时，声称基金会的宗旨是“为了全人类的幸福和利益”。而直到当下中国还有很多人认为，公益慈善的地位哪里有这么高？但“冰桶挑战”在世界的活动就是这一宗旨的注脚——罕见病的研究和治疗机制的破解，确实是“为了全人类的幸福和利益”。
F4 等新计划彰显新农村公益
“冰桶挑战”让世人知道了罕见病，“F4”则让国人见识了农村新公益。
2014年6月12日，四个年轻人发起的新农人组合——Farmer 4宣告成立。这四个年轻人都满怀浓浓的乡土情怀，以新时代的新知识为乡村、为农民服务多年。刘敬文曾在南疆乡村协助维吾尔农户组成合作社，创建“维吉达尼”品牌，通过网络的社会化营销帮助维族农民成批量地销售当地农产品；陈统奎在家乡海南创办返乡青年论坛，创立“火山村荔枝”品牌，以微博、微信把家乡的自然农法荔枝宅配进千家万户；赵翼创立“乡土乡亲”，带红了家乡的茶叶；钟文彬则创立了新农业企业家的学习交流平台。
F4的组合为愿意返乡的青年揭示了新的路径，这就是返乡并非只能回家种地，而是可以做农村新知识、新技术、新方式的引领者，可以把“三农”与合作社、互联网、城市消费者等等连接起来，这就为农民和农村公益赋予了新的含义。
令人欣喜的是，就在2014年，中国首次出现成规模的支持新农村公益的行动和项目。由著名公益人邓飞联合其中欧国际商学院的校友发起“e农计划”，以“购买就是公益”为口号，动员中欧商学院的校友为购买经过参与式认证的偏远地区的农产品，用支持社区经济的方式帮助农民实现自我造血。与Farmer 4由年轻人组成不同，“e农计划”的成员是社会的中坚骨干，属于新中产阶层。
已经成立数年的草根NGO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也在2014年末召开首届乡村社区工作者年会，在培养三年的150名扎根乡村的本土人才中，给30名优秀者颁发乡村社区工作者合格证书，给12名能够为乡土人才授课的本土讲师颁发乡土培训师合格证书，使中国乡村社区建设力量得到专业化认证。
上述活动表明，中国农村新公益的格局正在形成。与以往的方式不同，新型NGO、新型公益人不是带着怜悯心“扶贫济困”，而是以积极向上的心态，以培育有知识、有技术的新一代人才的方式，以公益带动商业的方式去形成新的价值观和新的事业体系。尤其值得提出的是，这些投身乡村新公益的人群，既有老一代，也有青年一代和中年一代，而且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他们对农村价值，尤其是具有经济、社会、文化等多元功能的看法相当一致，所以才能从当下农村的衰落中看到复苏的希望。应该说，这是一股非常重要的社会力量，与单纯以资本改造农村使之城市化的力量相对立。这股力量在未来如能进一步成长壮大和联合起来，就是中国农村之幸、中国公益之幸。
民间组织地位上升
除了上述突破性进展，2014年公益事业还有许多常态性的进步：阿里巴巴的两位创始人马云、蔡崇信宣布，将成立个人公益信托基金，带动企业慈善多元化；诸多NGO从雅安到鲁甸的联合救灾行动推动中国民间救灾应急反应机制日臻成熟；江苏环保公益诉讼获赔1.6亿元等等。
这些成绩的实现离不开良好的政策环境支持。2014年以来，国务院以及多个部门在公益领域出台了众多法规。12月19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中国慈善领域第一个以国务院名义出台的规范性、纲领性文件。在此之前一个月，11月19日，国务院通过了《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提出以健康和教育为重点，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农村困难家庭儿童给予从出生开始到义务教育结束的关怀和保障。这是迄今为止最高级别国家领导人就困境儿童工作进行的直接部署。
此外，各个部门也相继出台了大量配套政策。2014年仅民政部出台关于社会养老的政策就多达19个。这些政策对2014年以及今后的公益事业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在2014年有大发展。2014年元月，财政部召开全国政府购买服务工作会议。会议勾勒了今后一段时间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的改革路线图。民政部也于2月10日公开了《2014年民政部购买社会服务指导目录》，就保证基本民生、基层民主和社会自治、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专项社会事务管理及其他等五个性质的公共服务向社会力量伸出了橄榄枝。在这些政策的指引下，2014年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总量有很大的提升，保守估计超过2013年50%-80%，乐观估计为一倍以上。购买服务让政府与NGO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合作关系，让社会组织的社会地位得到提升。同时，据观察，目前一线城市政府实施强行募捐等直接干预社会组织工作等行为已经有所减少。
2014年的慈善公益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自年初全国人大将慈善法立法提上日程，带动全国各地的学者专家在公益界的配合下，掀起研究慈善法民间版本的热潮。12月21日，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将全国的5个慈善法民间版本收集起来，召开有政界、学界、慈善界、企业界、传媒界等各界代表共同参与讨论的研讨会，既为人大立法做贡献，也为未来慈善法出台后的知识普及和法律宣导进行铺垫热身。可以说，这是社会各界群策群力参与立法的一次给力尝试，是四中全会关于“立法机关主导、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一次积极探索，是展现大社会价值，即公民参与社会、社会协同国家、国家依靠社会的一次实践。
不过，目前公益组织注册仍然存在困难，是更应重点关注的问题。虽然国务院明确要求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但民政部门有关直接登记的社会组织细则等相关配套政策尚未出台，公益组织仍面临注册资金高门槛、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税收不合理、公益基金投资收益用于公益也要收税等政策限制。尽管有些地区如江苏、浙江等地出台了一些利好政策，不过，就全局而言，这些政策性的禁锢并没有得到彻底松绑。很多政府官员把社会组织直接登记仅仅视为管理手段的改进，没有认识到其背后的重大意义——为自愿组织起来的公民赋权。公民注册社会组织与公民注册企业一样，都是国家必须落实的公民的宪法权利。
老年服务将成公益新大陆
2015年的公益事业发展，我认为会出现“两个半”的趋势：第一个趋势，是2015年在农村公益领域还将有新气象，“三农”整合的复合公益、乡村与城市互联互益会继续成为趋势。只要“三农”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农村的公益就一直大有可为。在政策方面，目前国家文件倡导的供销社综合改革试图走向日、韩和中国台湾的综合农协模式——合作组织不仅要发展经济，还要将所得经济盈余用于社区福利、教育、文化和人才培养。所以，上述政策或者方向是对农村公益发展很重要的利好消息。
第二个趋势，是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管理会加强，走向规范化。目前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总量已经很大，还在持续加大。但由于管理和政策跟不上现实发展，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所以，2015年的政府购买工作将面临管理必须上台阶的挑战，这就是需求决定供给。
至于“半个趋势”，是指长期照护服务即针对失能失智老年人的服务开始进入社会的视野。中国正在步入人口寿命提高和老龄人口比例大幅增加的“长寿时代”。这个时代的最大挑战是国家、社会、家庭如何三位一体，承载人口比例不大、但耗资源很大的失能老年人照护服务，让每个人在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也能拥有尊严和有质量的生活。目前中国老龄化不断加剧，65岁以上人口已经达到1.3亿。按照重度失能者占老年人口的3％-5%计，需要全面照顾的重度失能者约在395万到655万之间。这至少会拖累400万个家庭，影响数千万人的生活质量。
显然，对他们的照顾不是家庭能独自承担的。按照国际做法，长期照护服务需要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这是继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之后的新型社会保障领域。这不仅要求国家出台长期照护服务法、筹措资金、培养人才，也需要社会组织，尤其长期照护机构提供长期的公益性服务。但是目前的政策并没有对失能失智老人做全面的分类分级评估，更没有将失能度与收入水平挂钩，制定针对老人的多级照护补贴。而是不分失能与否，不分程度如何，不分老人服务的不同类别，都给予机构和床位补贴，甚至还给大资本免费提供养老院的建设用地和免征各类税收，这其实是将公益服务与商业服务混为一谈了。针对这类突出的社会政策问题，12月2日，中华慈善总会长期照护专业委员会联合几百家老人院，发布了《长期照护2014北京共识》，提出为深度失能失智老年人服务应当入列国家基本公共服务，需要国家立法、政策倾斜。尽管这种由民间公益组织提出的正确主张不一定能在2015年就被政府接受，不过，可以预言，这片土壤一定会在未来成为公益领域的新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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