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巍青:公益传播在网络时代的苦难呈现
2015-01-08来源:壹起社会研究中心 作者:郭巍青
       公益传播当中包含一个主题,就是把这个世界中存在的苦难或者不公现象揭露出来,向公众报道,以唤起社会的思考和行动。这可以叫做苦难表现或者苦难传播。


       一、伏尔泰开创先例

       关于这个主题,我先介绍一段历史。1755年11月5日,葡萄牙的里斯本发生地震;成千上万的人在灾难中丧生。消息传到法国,著名哲学家伏尔泰迅速做出回应,写了《里斯本灾难诗》:

        “那些口诵“一切都好”的误入歧途的哲学家们,来这里吧,穿越、沉思这些可怕的废墟,这些残骸,这些尸体,这些凄凉的灰烬;女人、孩子,层层枕籍于碎石之下,身首异处;千万不幸的人们被大地吞噬,鲜血淋漓,四分五裂,生命依然悸动;人们被埋于自家屋顶下面,在无助、恐怖、痛苦中死去。”

       伏尔泰进一步阐明,这场灾难中的什么因素在哲学上无法接受:

        “这些孩子犯下了什么样的罪孽、什么样的过错,以至于在母亲的胸脯上压碎、流血?里斯本难道不是与耽于淫乐的伦敦、巴黎同样堕落同样腐败吗?究竟是为什么,里斯本招致毁灭,我们却在巴黎纵情歌舞? ”

       为什么要提到这段历史呢?根据当代一位学者伊娃· 伊洛兹(Eva Illouz)的观点,伏尔泰在这个事情中开创了先例,这是哲学家第一次就同时代的、在远方发生的灾难直接面向其哲学界同仁与普通公众发言表态。(参见伊娃· 伊洛兹:“从里斯本灾难到奥普拉· 温弗莉:全球化时代作为身份的苦难”)。

       伏尔泰的表态引发了法国思想史上最著名的论战之一,哲学家们就“神意”(Providence)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

       在这之前,人们对于苦难抱一种“神正论”的态度。意思是,遭到惩罚者,必然有一种隐秘的罪孽。神意高深莫测,我们只能接受。

       除此之外,民间还有一种“感伤文学”式的态度,即以悲悯情怀和柔肠眼泪接受苦难,甚至把苦难看作是天命裁判而膜拜。

       伏尔泰的立场是完全相反的,他要求,苦难必须能够理解。即便苦难是上帝对于罪孽的惩罚,也必须被人类理解,否则不可接受。

       所以他问,天真无辜的孩子们能有什么罪孽?所以他问,如果里斯本这个城市因为耽于淫乱而遭受天谴,那么伦敦和巴黎不也一样吗?为什么里斯本遭受灭顶之灾,而我们却可以在巴黎纵情声色?这样一来,伏尔泰代表那个时代的思想者,第一次对“神意”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提出了强烈的质疑。

       伏尔泰所开创的这个先例,对于我们今天谈论公益传播,有许多启发价值。首先,他试图建立一种远距的同情和关怀,将遥远的他人的苦难视为人类共同的苦难。其次,这种普遍的同情中,包含了道德上的责任观念和反省态度。也就是说,面对他人的苦难时,我们需要反思自身。再次,人类的普遍而共通的道德情感,表明我们不需要依赖神意,也可以有一种人类整体的道德一致性的空间。

       在伏尔泰的时代,这个空间意味着一个世俗化的世界,而不是神的世界。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全球公共领域,或全球公民社会。

       二、信息过载之下的道德冷漠



       可见,通过对苦难的诠释和传播,伏尔泰试图建立一种独立的人类自身的身份,并在全球寻求认同。

       今天我们身处互联网时代,网络的逻辑是扎克伯格所说的“连接所有人”,这就等于实现了伏尔泰的理想。但是,由此而来的一个后果,却是伏尔泰没有想到的,这就是普遍的道德冷漠。这是因为蜂拥而来的信息导致信息过载,如果对每一件事情都要做出道德上的或其他方面的反应,个人就会负担太重,出现所谓审美疲劳。

       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提出过相反的问题。如果每一个人的个体生涯都对整个世界开放,如果我们总是需要在一种远距的道德关系中做出反应,那么就要想,在街角喝一杯咖啡,会不会成为压榨南非咖啡种植园工人的同谋?

       美国消费者曾发动过抗议运动:当你穿某个品牌的衣服时,你要想它是不是血汗工厂里的工人制造出来的。这会把你每一次个人的消费都跟遥远他人的苦难勾连起来,并要求你承担道德的拷问。可是这样一来,问题会无穷无尽,你用苹果手机吗?你穿皮草吗?你吃狗肉吗?……

       在此情形下,人们会下意识地拒绝做出反应,用忽略信息、用冷漠态度来保护自己。

       信息化、全球化、网络化的世界中,如何重新塑造人的关心和人的情感?人会在身份认同上存在两方面摇摆:一方面,借助技术便利知道更多,因此更容易发生道德的愤慨;另一方面,当你一旦引入对自己反思时,会感觉到负担太重。没有人能够承受天天在想遥远他人的苦难,因此基本心理保护就是冷漠,我不看也不想,我不可能去承担这么大的责任,我不能承担这么多东西。

       在这里,道德问题转化为心理问题。个体必须持久挺立,做出反应,因此承受力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也许这可以解释很多过去不能解释的事情。好好的一位学生,突然投毒害死了同寝室的舍友。大家第一反应就是,何以道德冷漠到这个程度?接着会想,他可能心理上出现问题了。

       三、冰桶挑战的创新

 

       对于媒体来说,讲述和报道遥远的、他人的苦难,呼唤普遍的反思和同情,这种伏尔泰式的做法,现在越来越难。当然这种做法永远都有其重要性,但是,至少是效果越来越不确定了。

       正在出现的,是一种苦难传播方式的转变。非常简化地说,原来是听别人“再现”一种苦难,例如伏尔泰向法国公众传播和解释发生在里斯本的事情;现在变成自己“直接呈现”自身的苦难。“直接呈现”也是一种呼唤,呼唤同样境遇的人走出来,各自呈现。

       典型的做法是美国一些知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做脱口秀节目,直接讲自己的隐私,例如多年来隐藏于内心的对于父母长辈的怨恨,年少时曾经被性侵,等等。节目招来大批的自愿参与的谈话嘉宾,讲出各种难以启齿的内心痛苦,吸引了大批观众日日追随,一同唏嘘。

       在这里,再现他人变成了呈现自己,对外界反应的需要变成了自己想参与的自愿,道德愤慨变成了“终于说出来”之后的道德减压。

       如果能够理解这些,就能够理解“冰桶挑战”。冰桶挑战是通过网络平台而传播的,它的典型特征是传播过程像水一样流动,没有固定形状。但是,基本的要素还是清晰可辨的。

       第一,它传播苦难,是他人的、可能遥远的苦难。与大灾害相比,这是一种“低度苦难”。

       第二,它提供了一种简单的代入体验的方式,这种方式有很强的游戏感,又有随机创作的空间,于是吸引了很多人参与。

       第三,整个参与过程产生出社交和快乐,这里确实没有什么道德愤慨w。

       从中再次看到,网络传播具有非线性、碎片化的特点,它消解宏大叙事。不过也正因为这样,它反而能够带来大规模的自愿参与。这里没有冷漠,却有很多热情,同时有非常可观的筹款效果,因此我们还是需要认真思考其中的道理。

       很多人认为这类事件是有推手推出来的,我也相信是这样,实际上,还有很多名人明星参与其中,他们也有推动的意图。不过在网络上,想推的人很多,推成的不多。所以不是你想推,想推就能推的。

       关键在于,大多数参与者是自愿的,并没有一个传统的组织动员的过程。这里表现出一种新的主体性。人除了是理性人、经济人、劳作人等等之外,更根本的,可能是荷兰学者赫伊津哈说的“游戏人”。人们自由平等地创作游戏,参与游戏,其中的激励因素不是功利,而是参与感、快乐与胜利者的荣耀。

       四、自我呈现的时代

       总的来说,由于有了网络自媒体,传播领域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自我呈现、直接呈现。主要承担“再现”功能的传统媒体就衰落了。

       当然这是从比较意义上说的,衰落不等于不存在,只是它不会再占据中心位置,而变成传播方式之一,变成表现方式之一。当我们讨论公益传播、苦难传播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基本面的变化。

       不少人担心,像冰桶挑战这种传播方式,会使公益慈善变得轻浮,作秀成分太重。我自己也把冰桶挑战称之为“轻慈善”,与传统的“重慈善”相区别。因为它不依赖宏大叙事,与那些艰苦、沉重、琐细的实务环节脱嵌开来了。

       如何看待这样一种情况呢,确实需要讨论。但是我们还是要面对这个变化,自己要参与进去。同时还要看到,在参与和自我呈现这个维度上,各种传播现象其实很复杂。我归纳了几种,当然还是非常简单化的。

        ■温弗莉脱口秀(低度苦难与隐私)

        ■冰桶挑战(低度苦难与快乐关怀)

        ■自杀直播(高度苦难、生命困惑、个体的)

        ■占领运动(高度苦难、身份困惑、社会的)



       温弗莉脱口秀

       关于占领运动,可以多说几句。那么多人跑到街头去睡觉,构成一种大型表演,它也是一种自愿参与的、直接呈现的苦难传播。

      他们可能有一种痛苦,一种困惑,我是谁呢,我的生活在哪里呢?既然没有一种话语能够“再现”他们的苦难,那他们就自己“呈现”自己的苦难。这种呈现是多种多样的,事实上我们看到,其中也有很强的参与游戏的成分。

       现在还很难对所有这些变化提供全面的解释。我只能简单地总结说,如果希望公众参与,那么,构建一种游戏场景和互动平台非常重要。不仅如此,人们越来越寻求自我阐述和直接呈现,而不依赖于让别人来“再现”自己的事情。这当中,有轻喜剧,如冰桶挑战。也有极为沉重的悲剧,如自杀直播。

       我们要发展公益传播,需要对这些事情有更多的思考。更需要的是创造性地发展出直接行动/直接呈现的传播方式。

       讲者介绍

       郭巍青

       中山大学博士生导师、壹起社会研究中心监事
       
       此文为由壹基金、壹起社会研究中心主办的“2014第三届全国公益•媒体年度交流会”上的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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