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世界需要良知资本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20年来，从你执掌《中国企业家》开始，到发起创办“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再到创办“正和岛”，以及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杂志，你提出了诸多思想，包括“道成肉身”、“先问是非，再论成败”、“让成功与财富更有意义”，等等。最近，你又独家首次提出“良知资本”。这其中是怎样的思想脉络关系?
刘东华：对我来讲，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认知过程。边做边悟，逐渐明白、清晰。
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小文章，《每个人都能让世界更美好》。文中我提出“人类是一个大公益体”。我不是音乐家，为什么能欣赏到那么多美妙的音乐?我不是作家、思想家，为什么能阅读到那么多伟大的作品?我不会种地、不懂养殖，为什么能吃到那么多鲜美可口的食物?我不会造汽车、轮船、飞机，为什么有机会坐着汽车驰骋大地，乘上轮船飘洋过海，登上飞机翱翔蓝天?我们每个人创造的价值微乎其微，但我们在享受一切物质和精神的文明成果。既然人类的大公益体给我们那么多馈赠，我们就应该用感恩之心努力回报。而我们越努力，越成长，越创造，越贡献，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回报就越丰厚。它就是一个正循环，人类完全可以通过正循环越走越好。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也就是人类公益体本身要求致良知?
刘东华：我提出的观点是，企业家不仅仅是要把企业做大做强，而且要找到一条正路，负责任，讲诚信，先问是非，再论成败，用这样的方式寻求一条内有尊严、外有尊敬的成功之路。也就是说，让良知成为资本的灵魂，让资本成为良知的载体，通过良知资本把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很好地统一起来。
企业家仅仅成功是不够的，你为什么追求成功?你如何获得成功?你成功之后干什么?给这个世界贡献什么?留下什么?你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如何修炼自己?如何让自己的境界越来越高?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但是企业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会不会有矛盾?
刘东华：几百年来商业世界的逻辑，从价值理念到商业模式，强调的就是利益最大化。股东利益最大化是天经地义的要求，从西方来到中国，都被接受了。
2008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我写过一篇文章，主题是“金融危机的背后是价值观的危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从企业的价值观到国家的价值观，都是一样的，企业是股东利益最大化，国家是国家利益至高无上。本来你们家就已是最富、最强大了，仍然以你们家的利益最大化为追求，那么谁还愿意跟你“玩儿”?
价值理性自毁根基后，被贪婪武装起来的华尔街工具理性依然按照固有逻辑发足狂奔，发生金融海啸、重创实体经济就是难免的了。虽然美国救市有力，全球施以援手，或可减缓其巨大的杀伤力，但若要治本，意欲挽狂澜于既倒，则必须从重新检视其自以为是的价值观开始。
金融危机带给商界乃至人类的反思还不够。商业世界病了，需要矫正方向，找到新动力，新动力一定源于新的价值观。良知资本就是对新价值理念的一种探索。
资本的工具理性被放大，良知被丢弃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这一轮金融危机，华尔街及全球金融系统遭到巨大打击。6年来，并无深刻而前瞻的思想来反思并“重整河山”。你所提出的“良知资本”思想，是试图为全球商业之病寻找良药?
刘东华：西方人认为自己的商业理念与商业逻辑天经地义，中国人借过来也在用。但中国传统文化跟西方的价值观不一样。例如稻盛和夫就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源自西方的商业文明做了很好的结合，他所崇尚的和践行的就是倡导敬天爱人、知行合一的阳明心学。阳明心学的核心就是“致良知”。
资本代表着工具理性，过去几百年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整体的进步，但资本的属性决定了它可能是盲目的。它把人类物质的力量无限放大，但是精神世界，不要说良知，就是灵魂和内心世界都迷失了。身体越来越庞大，只受身体本身欲望的支配，快感的支配，而不是灵魂乃至良知。人类之所以越来越危险，不是没有能力做对的事情，而是做了太多不该做的事情。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资本在助长人类的贪婪。
刘东华：可以这么说。2009年，在瑞士的冬季达沃斯论坛，我曾写过《致与会代表的一封信》。信中我提出，今天主流世界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治理模式出现了重大问题，已经不可持续，金融危机其实就是一个严重警告。打一个比方，就相当于给一架飞行中的飞机更换发动机。不幸的是飞机未到目的地就必须更换发动机，幸运的是为了换发动机在临时迫降的过程中没有机毁人亡。当我们在一个看似不该降落的时候和不该降落的地点安全着陆以后，才发现原来的飞行已经多么危险，前面等待自己的空难事故已经有多么接近。之所以这么危险，是因为驱动“人类号航班”两大引擎的物质动力与精神动力都已经糟糕到了必须更换的程度。
物质动力——不可再生的、同时又是高污染、使气候变化不断加剧的碳基能源越来越不够用也越来越不能用了。地球，这个人类唯一的家园已经被人类，这个地球上唯一智慧的生命折磨得不堪重负、不堪忍受。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一切可再生的、清洁的无碳能源、无碳动力必须尽快登上历史舞台，在不断战胜各种形态的短视和急功近利行为的过程中，承担起推动人类进步的新使命。
精神动力——“利己即是利他”、“欲望的最大化自然会导致价值创造的最大化”等为人类商业文明带来无数神话的“神话”终告破产;诚实的价值创造遭人嘲笑，贪婪的巧取豪夺成为时髦的时代正在成为历史。当人类文明已经跨入21世纪的时候，我们应该有智慧、有能力摆脱被追求无限快感驱动的“死亡发动机”，把人类精神中那种自私甚至邪恶的动力，转换为通过对别人负责、对世界负责追求生命意义最大化的高尚动力，并用这种高尚动力创造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两个发动机都要换。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我们也在学习模仿西方，师傅出问题了，我们怎么办?
刘东华：马克思·韦伯提出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新教在推动资本主义快速发展后，西方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尼采所说上帝已死。金融危机之后，西方的价值理念更加不能支撑他们的精神世界，所以越来越多的目光开始转向东方。
中国清末以后的问题，是价值理性高扬，工具理性坠地，二者不匹配。高扬的价值理性成为假大空，因为精神和肉体分离了，肉身支撑不了，精神就变成假大空。落后挨打，被打醒了之后，我们开始学习西方的工具理性。中国做企业基本上全是学西方的。这100多年来，是逐渐地借助人家的有效的东西，让自己变得强大、自信。现在需要回过头来研究把老祖宗的好东西，把我们基因里面本来就有的好东西激活，做到灵肉合一。
良知资本应服务于人类的共同价值观和地球村村民公约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因此换发动机是人类的当务之急?
刘东华：早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我就有意识地同全球各界精英接触，探讨人类整体利益和未来利益所面临的重大威胁。一方面，很多人根本不相信人类会有什么致命危险;另一方面，那些认可世界现有运行模式难以持续的人们接下来的反应更加令人绝望：这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既然大家都不想改变也无力改变，那就假装问题不存在好了。反正一旦飞机真地从天上掉下来，所有重要的人跟我们都在同一架飞机上。
那么，人类到底还有没有机会从既有逻辑的巨大惯性中拔出脚来，规避自我毁灭的可能性，去缔造一个人人梦想中的美好未来?答案是肯定的。要缔造这样一个未来，当务之急是认真寻求基于人类整体利益和未来利益的共同价值观，并基于这个价值观形成“地球村村民公约”。
“人类共同价值观”?“地球村村民公约”?这是可能的吗?当然。因为对于人类的能力而言，只有不必要的事，没有办不到的事。现在，为了人类对自己命运和地球家园的神圣责任，是认识到这个“当务之急”的必要性的时候了。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如你所说，仅仅依赖资本这个工具理性已经发生问题，那么如何解决?
刘东华：资本是工具理性，良知是价值理性，良知资本把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统一起来，为商业社会、企业家提供追求的方向。为什么要提倡良知资本?良知资本不是做给别人看，不是迫不得已而做;而是企业家的内在修为需要，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是一个正向的价值追求和正循环。资本只有有了良知，才可能服务、服从于人类的共同利益和未来利益，才可能更好地对地球家园负起责任。
良知资本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闭环系统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良知资本由你第一次提出，其内涵和外延应是什么?
刘东华：人类既有正循环的能力，也有负循环的能力。每个个体、企业都可以通过给别人带来价值，同时实现自我的更大价值，根本不必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减少或伤害别人的利益之上。这就是正循环。践行良知资本，不只是责任，也是自己的最大利益、长远利益所在。如何实现呢?良知资本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闭环系统，可以说是市场经济时代的“内圣外王”，内圣就是良知，外王就是资本。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儒家及王阳明在践行致良知时，高度重视知行合一。从知行合一的角度看，良知资本的实践与实现，企业家及企业在“行”上应如何做到?
刘东华：动静等观，知行本一。知和行本来可以是一回事，如果从根本上明白了知，行已经在其中了。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从全球商业及价值体系的发展趋势来看，现实与良知资本还有怎样的距离?
刘东华：距离越来越近。尤其随着移动互联的蓬勃发展，信息越来越对称，越来越透明。互联网把全世界的消费者联合起来了，资本做坏事，以前大家不知道，现在大家随时随地都会知道，一旦一个人知道，你就会成为全世界消费者的敌人。而且你原来积累的价值越大，可能崩溃地就越惨。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规范着企业遵循良知。良知资本从道德的、责任的要求，正在变为大家的内在需求。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企业家精神，主要指向创新和冒险，那么“良知资本”是否可以为企业家精神注入新的内涵和精神?
刘东华：企业家精神就是破坏性创造、创新，既有商业模式创新，也有制度创新。但是如果没有良知在前面，没有是非在前面，就很危险。人类今天乃至下一步最大的危险已经不是战争，而是失控的资本和失控的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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