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传统慈善有什么不一样?

　　社会创投是什么?一句话，如何运用风险投资配合战略管理的思路来投资公益组织。这个名词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还很陌生。

　　2014年11月初，当福斯站在北京论坛的讲坛上，他不是来这里传播DNA诊断技术的，尽管这是他的老本行。他此行的目的是把社会创投的方法论更多地分享给中国。

　　十年前，还在硅谷担任一家DNA诊断技术公司——第三次浪潮科技公司CEO的福斯对社会创投产生了兴趣，当时在美国这还是一个很潮的名词。他用了最简单的方法——谷歌搜索，找到了日后的合作伙伴之一：SV2(Sillicon　Valley　Social　Venture　Fund)，一家本地社会创投基金。

　　当时，SV2手头投资了几个小项目，包括“阅读伙伴”计划，即邻里社区的志愿者为5到11岁阅读滞后的在校生提供一对一的课外伴读。

　　2003年，“阅读伙伴”的运营预算只有18万美元，为当地一所学校服务。SV2提供了包括资金在内的三年项目支持。福斯随后的加盟，并当选“阅读伙伴”董事会主席，更是为项目带来了雄心勃勃的远景规划。

　　2012年，“阅读伙伴”总运营预算已达800多万美元，覆盖美国3个州、60多所学校。而到2014年，这些数据又翻了一番多，保持了几何增长态势。

　　回过头看美国慈善圈，二十多年前，大型基金会盘踞在生态链顶端，它们认为自己扮演着银行开支票的角色，而下游是为数众多的草根组织。普通捐赠人更像一个消费者，为自己喜欢的项目买单。直到社会创投的出现，提供了一个以社会影响为驱动的新模式。

　　有意思的是，社会创投的诞生在美国西海岸并非偶然。从西雅图到硅谷一带，不缺的是一夜暴富的科技大佬、寻找金子的风投公司和崛起的中产阶级。

　　福斯说，以前，慈善家多半是六七十岁的退休富人。现在，40岁以下、和互联网一起成长起来的一代，他(她)更希望干预式的慈善。

　　“老的慈善是你捐钱，你自我感觉良好，你也不知道这么做有没有产生社会影响。现在，人们更想要的是卷起袖子，参与进来。不光给资金，你要给它打造战略计划，做领导力培训，提供你自己的时间和专业技能，跟踪项目发展。”福斯说。

　　从免费到收费

　　当你的产品足够好，为什么不能收一笔合理的费用呢?让福斯自豪的是“阅读伙伴”目前一半资金、高达几百万美元都由合作的170所学校支付。这个项目正朝着财务自主的方向发展。

　　曾经，美国的公益组织日子过得很滋润。从1995年到2005年，美国的非营利组织数量增长了3倍，因为互联网泡沫带来的热钱，不仅创造了财富神话，也让很多草根公益轻而易举获得资助。

　　福斯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涉足公益圈。不过，他认为，很多组织的问题恰恰就出在“免费给予”上，免费模式只适用小组织运作，一旦组织开始扩张，需要有人愿意花钱。也正因如此，当2008年金融危机降临时，人们不再慷慨解囊，一下子把很多公益组织抛入巨大的困境。

　　然而，“阅读计划”却把这当成是难得的机遇，顺利实现了从免费向收费的转型。

　　“在美国，有相当一部分低收入家庭的儿童阅读能力要比平均水平滞后1到3年。‘阅读伙伴’的理念足够简单，就是把孩子们阅读提高到平均水平以上，而学校老师是没有办法对所有这类孩子进行单独辅导的。”福斯说。“学校看到了学生明显的进步，愿意掏这笔钱。”

　　如同风投一样，社会创投也有投资周期，一般在3到7年。它最终目的是帮助非营利组织“断奶”，走上一个自我良性循环的轨道。

　　投资的核心永远是人

　　当然，社会创投有风险。福斯承认，在他参与投资的项目中，40%非常成功，25%虽然还没“死掉”，但也远没完成设想目标。

　　“我创办第三次浪潮科技公司时，总有人问我，在投资中，到底是钱还是技术比较重要?我的回答是人最重要。这个答案也适用于公益组织，你要看你去投资的是什么人，他有没有潜力，有没有领导力?”福斯说。

　　他把这种投资人与公益团队的关系比作从恋爱到步入婚姻的过程，“你不可能在第一次吃饭时就求婚。还需要吃更多的饭，去约会，去磨合。”福斯告诉记者，社会创投一般都是针对1-10人的小团队，处于公益创业早期，这样的团队往往只有身边亲友支持，它真正需要的是擅长于能力建设的专业人士帮忙。

　　但他同时承认，参与社会创投是有一定技术门槛的，不仅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家人、邻里的组合，更需要是企业家的思维和眼光。在美国，不少成功的社会创投组织都有企业家背景。

　　福斯的另一个身份是SVPI(Social　Venture　Partnership　international)董事会主席。2013年，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将社会创新合作伙伴的公益模式引进中国，与SVPI合作成立了SVP中国。

　　“中国社会财富、科技都成长很快，现在正是进行社会能力建设的好时机。”福斯说，也许种下一千个花种子，只有十朵能开花，但不尝试又如何知道谁能成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