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灵山慈善基金会秘书长。最近在忙于“灵青计划”培训和埃塞俄比亚的合作项目。在他看来，资助者应该清醒认识到自己相对于社会问题的渺小，公募基金会要做的就是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推动更多公众参与和资源汇聚。而成功与否关键在于从业者的胸怀和姿态。他最近很关注宗教或信仰在公益慈善领域中的作用，他看到了有信仰基础的组织在发展中所呈现的巨大力量。他认为，公益慈善事业要再往前走，必须得考虑行业的哲学支撑。
1.过去一周做了些什么？
王文：作为主要分享者，参与第四届灵山青年发展计划(简称“灵青计划”)骨干训练营。灵山基金会在全国100多所高校有灵青中心、灵青伙伴及合作的社团。基金会主要支持他们在乡村和城市社区开展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同时每年组织2次集中培训。集中培训更多侧重在理念方面，促使他们思考青年该怎样度过大学生活、自身和整个社会的关系、如何参与公益慈善等等。
再有就是，经过多次讨论，同中国扶贫基金会基本上确定了埃塞俄比亚“微笑儿童”项目的合作方案。
2.最近资助或了解到的最有趣的项目是什么？
王文：我想谈我们目前正在设计的一个项目。在灵青培训中，有很多青年朋友跟我讲，在学校里经常会碰到有人生了大病要筹款的事。令他们感到自责的是，他们觉得自己身为一个公益人，竟会对这样的事情表现得越来越冷漠。我跟他们讲：身为公益人，面对任何一个问题，都要再往前看一步。是什么让大家显现出这样的状态？我想，这种基于兜售苦难的筹款，使人们不断被可怜的状态所包裹，人们的承受能力就会越来越强。只有出现更悲惨情况的时候，人们才可能再去捐款。这实质上是一种爱心透支。
那么，贫困大学生生病救助难的原因是什么呢？缺乏托底机制。在托底机制不完善的时候，如何自己构建一个自救机制呢？我提出可否依托各高校的“灵青中心”建立“灵青大病医保基金”。现在全国有10000名灵青，每人每天出5毛钱，一年大概有200万。再去社会上进行配比资金的筹措，还可以把保险公司拉进来。这样基本可以保障灵青当中不会有人因为大病而无法得到有效救助。我们打算先从“灵青中心”开始试点做起来，看看效果会如何。
作为资助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面对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我们都非常渺小。在中国，慈善资金加起来才1千多亿，一方面任何社会问题的解决所需的资源都是巨大的；另一方面这样的体量与政府和市场所能支配的资源相比起来，也是极小的。那么，公益慈善要做的，必须是愿意找到问题的症结、推动更多的公众参与和资源汇集，而不可能自己包揽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
3.最近做的比较满意或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王文：应该就是促成这次与埃塞俄比亚的合作项目了。中国的非营利组织如何走出国门、更好地发挥社会作用，这是当前一个很大的挑战；另一个更大的挑战是，公众如何看待中国的非营利组织参与国际援助。现在很多人会说，中国还有这么多问题呢，为什么要去非洲呢，非洲跟我有什么关系。说这些话的人，我觉得他们中的大部分可能连中国西部农村的事情也不关注，甚至对自己周围事情的关注也很有限。因此，这次合作对基金会来说是一个新的起点，持续做下去，真能获得更多公众认同的话，对于整个社会也很有意义。
4.最近有没有觉得无力或者无意义感的时刻？
王文：今年是我进入公益慈善领域第9年了，也是无力感最强的一年。很多事情都不会像你想象的那样发展，我们也会越来越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感觉自己非常渺小。另外，随着机构的发展，人也越来越多。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无论是自身的道德洁癖，还是别人赋予NGO的那种克制，这种现实与应然之间的差异所带来的张力，会让人感觉有些无力。
5.最近在集中琢磨什么问题？
王文：基金会转型。我们是一家公募基金会，每年的捐赠人、捐款额都是不确定的。如何能够摆脱这种由于资金来源和结构所带来的发展局限，是我最近所考虑的。
目前我们在做一种尝试，即基金会控股社会企业，部分利润捐赠回基金会，以实现一定程度的稳定、可持续发展。我们开了连锁的“乐咖啡”(咖啡屋)，为聋哑人提供工作岗位，利润的30%用于聋哑人职业发展，70%捐赠回基金会。一年下来效果还不错。未来“乐咖啡”会接受社会资金加盟，基金会51%控股，部分利润会以定向或非定向的方式捐赠给基金会。
6.最近哪本书/哪部电影/哪个人对你特别有启发？
王文：《善款善用——聪明慈善的战略规划》。其中如何做战略的部分令我印象深刻，此外选择合作伙伴、监测评估的部分虽然与我们现在的做法有所不同，但也有所启发。
7.最近关注行业哪个议题/事件？
王文：宗教或信仰在公益慈善事业中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灵山慈善基金会是一家有佛教文化背景的基金会，我自己也是一名佛教徒。我深感朴素的“因果观”在机构发展中的重要作用。5月份的时候，我们在灵山开了一个“公益关怀”研讨会，探讨宗教在公益慈善中的角色定位，之后又去台湾参访了一些佛教慈善机构。我一直在思考，公益慈善领域再往前走，最需要的可能是什么？我认为整个行业都需要哲学支撑。
当然，不是所有机构都会以宗教信仰为自己的价值选择依据。肯定不是的，也不应该统一。我只是观察到，有信仰基础的组织在发展中呈现出的力量，以及信仰在这一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当时在台湾，我问证严上人，慈济基金会能做什么、在做什么？她说我们什么都能做、什么都在做。你看，他们从扶贫济困开始，随后觉得社区环保也很重要，就开始做；又觉得贫困与疾病有关，就开始做医院，医院也做得非常大；身体的病能治好，但人心里的病才是症结，就开始做人文教育。正是因为有“为众生”的发心，他们不会囿于我们是做环保的、我们是做教育的，而进入那种“专业化误区”。也正是这样的发心会感召更多的人，愿意支持这样的事业。尤其是对公募基金会来说，很关键的工作就是让社会资源汇集，那么什么样的人更容易让资源汇集呢？我想这就得看基金会从业者的胸怀和姿态了。
8.最近关注哪个社会议题/事件？
王文：没有。
9.假如要向行业外的人介绍你的工作和扮演的角色，你会如何描述？
王文：我一般都会抓住一切机会给他们讲，公益慈善不是简单的施舍救助，而是通过一种新的方式营造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在一个成熟的社会中，第三部门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市场是通过效率对社会资源进行一次分配，而政府是通过税收，强制地把社会资源聚合进行二次分配，而我们做的是通过一种自愿的方式，让社会资源再次聚合，有效地进行三次分配。
有些不了解这个领域的人第一次见到我，觉得西装革履的，还开着车，会问你们的钱是哪儿来的？你是全职工作吗？做慈善你怎么生活呢？我会跟他们讲政府其实是最大的“慈善机构”，通过税收的方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家都能接受公务员领这样水平的薪资。而我们这样的一群人所做的和某些政府职能有相似性，做得还更加的纯粹和有情怀，难道不应该拿体面的工资，过体面的生活吗？
10.【答资助者问@王志云】对于一个资助型的基金会来说，不管善款是来源于特定捐赠人还是普罗大众，需要做到什么，才能让捐赠人放心地把钱交给你？
王文：我自己很认同的一点是，公众把钱捐给一家公益组织，很多时候不是取决于你有多透明，因为这种透明有时也是不可信的。还拿慈济来说，它并不是一家透明的基金会，它几乎不披露它的财务状况。但每次在大灾时，都会看到一批穿着蓝白制服的志工，特别虔诚地给受难者奉上物资；台湾很多社区都活跃着慈济志工，他们会非常认真地向每个有兴趣的人介绍他们在做的事情，不管你是信还是不信。同时这么多年下来，慈济真的是做出了非常多影响他人生活的事情，现在大家看到那身制服就会肃然起敬。
至于需要做什么，我想从两个时间维度来说。一是刚起步时。你每次接触公众时说了什么、怎么说的，做了什么、怎么做的，他们都会观察和体会到。也不仅是对公众，你怎么对待服务对象、怎么对待其他合作伙伴，都会有人看到。这时你可能还没有做出什么事情，但已经开始建立信任关系了。二是你必须真的做出实事来。赢得信任永远不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你可以用各种创新的方式一时获得捐款。但从长期来看，发心才起核心作用。
【资助者问资助者】你有什么想问下一个资助者？
王文：我发现一个现象，很多资助型基金会都倾向于自己发起自己干一件事情，自己做一个平台，自己做规则的制定者。而不太愿意几家联手推一些事，或者找一些已有平台让它们变得更好，我想了解这背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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