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良:对他人和世界充满好奇
2014-10-11来源:社会资源研究所

  
       陈文良,United way全球联合之路大中华区网络发展总监。此前曾担任台湾联合之路多年的负责人。他觉得教育从本质上讲就是要相信人尤其是孩子,给他们以机会。当自己的经验能够分享给其它实践者,并对其思考的问题有所回应时,他觉得很有成就感。他认为,过去的专业分工和线性思维可能会限制我们对于一些现象思考的广度,而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都是复杂混合的,没有一个问题可以单独解决,需要跨界合作。要做好资助官员,除了具备基本的逻辑框架和评估能力之外,还需要对他人和世界充满好奇心。
 
       1.过去一周做了些什么?
 
       陈文良:来大陆拜访一些合作伙伴,认识一些项目和机构,比如活力社区、真爱梦想等。有几方面印象非常深刻。
 
       一是发现很多组织和项目都在关注打工子弟和留守儿童。人口的流动为的是经济的自由,这是全球现象,中国这么大,国内移民就变成一个普遍现象。现在整个国家贫富差距这么大,为解决这个问题,很多人愿意投资于下一代的教育。无论是本土组织还是国际NGO,几乎都会涉及这一块内容,因此我很好奇大家都是从什么视角切入这个议题。
 
       二是感受到整个公益行业生态系统的发展。以前讲情怀、讲理想,或是讲形式的多,现在生发出上下游、支持型、监督型等各种公益组织,也开始进行相关科目的本科和硕士学位教育。如今国际组织来与本土组织交流时的那个深度,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局面了。
 
        2.最近资助或了解到的最有趣的项目是什么?
 
       陈文良:我觉得最有趣的是真爱梦想。一方面,他们对于教育的想象,不只是学习,而是人本身,这一点很打动我。其实很多国家都面临下一代教育的问题,这与国家的发展程度没什么关系,美国也一样。教育问题从本质上讲就是你相不相信人,尤其是孩子,他是具有学习能力和学习动机,就看你给不给他机会。另一方面,他们看到中国未来的希望,在于这些孩子的全人发展,在于培养出尊重人的价值观。关注人的完整发展,而不是只有不断地竞争,不断地凸显自己,不断地追求财富。应该要培养能与人合作、知道自己专长所在、具备有历史反省能力的人。
 
       第三,他们也关注老师这一群体,重视老师的身心平衡发展,给老师以自信。老师要能够成为人师而不只是教师,他们的快乐是很重要的,真爱梦想兼顾了这一点。比较全球各个地方,能够兼顾老师身心状态的平衡,教育就能够做得更好。美国很多地方教育失败,就在于其实他也不尊重老师。
 
       此外,整个项目的复制性强、透明度高也令我印象深刻。他们相当于用社会组织的形式,带动产业,将项目的实施规模化了。同时,它是跨部门,综合运用了企业、科技、研究各方面能力。我甚至觉得,全球之路开世界大会的时候,可以请真爱梦想去介绍,到拉美、非洲这些地方去做经验输出。
 
       3.最近做的比较满意或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陈文良:能够去给那些学习动机很强的基金会,比如儿慈会、扶贫基金会等,去分享我们的经验,让我很有成就感,觉得自己的知识能为人所用。最近我学到一个词叫“话痨”,因为一直到处讲课,有时候可能也会讲得比较空泛。而当对方思考过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需求或具体的困难时,通过我的经验能对他有所回应,这让我很开心。
 
       关于公益圈的自我学习和改善,我感觉就如同商业上一样。这是一个市场天天扩大的国家,所有的组织都被市场追着跑,必须不断增强自己的竞争力或是发展的能力,公益这个市场也不例外。每个人都在不断地寻找各种机会,吸取各种可能的知识,并不断尝试应用,用得好就看能否扩大。不同行业之间,激荡出非常多的公益创意。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信息传播变得非常快。十年前讲一些全球前沿的东西,大家会觉得很新鲜,现在在国外开会时觉得很新的东西,到大陆来看时发现已经有人在尝试做了。例如服务设计(service design)的概念,简单说就是设计师参与到公益项目。之前我在上海就听到壹基金的合作伙伴YANG DESIGN的杨明洁的救灾帐篷设计。他做了非常全面的调研,关注于人的使用经验,设计出来的东西考虑到很多方面,比如对色彩的感受、居住隐私等等。后来我去拜访他们的时候,也了解到他们正进入养老行业做一些服务设计。
 
        4.最近有没有觉得无力或者无意义感的时刻?
 
       陈文良:刚才提到这个行业有主动学习的人,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抱着一份就业的心态完成事情,缺乏热情和学习成长动机,不太关注行业的发展。与这样的人工作起来,形式性的讨论多于实质性的讨论,就会觉得很可惜。
 
       另外一种无力则是我在台湾的经历。很多人都说台湾这个行业发展得比较专精,但专精到某个程度本位思想就会很重。这不必然是好或者坏,是相对而言的挑战,例如当跨界合作时代来临时,如何打破本位主义去跨界合作的挑战就很大。
 
       5.最近在集中思考什么问题?
 
       陈文良:最近关注基金会战略集团(Foundation Strategy Group)发表在《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2014夏季刊上的《复杂世界中的战略性慈善》[1](Strategic Philanthropy for a Complex World)。该文章提出,过去能用项目解决的问题都是相对简单的问题,而复杂问题的解决是需要打破线性思考的,是需要跨领域合作的。比如打工子弟教育问题,人口流动背后有经济发展阶段的问题,经济发展阶段可能引出人口技术老化,这里面经济、社会、教育问题都混合在一起,没有一个问题可以单独处理。这时候你说公益组织能线性地发展吗?我看不太行。这样一个思路框架的提出,特别吸引我去阅读那些研究报告。
 
        6.最近哪本书/哪部电影/哪个人对你特别有启发?
 
       陈文良:美国前任副总统戈尔写的《未来——驱动全球变化的六大力量》。观察非常有趣,不过偏美国观点。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人类集体的心智功能,对社会和市场改变的规模程度,远大于人类过去历史的总和。对我的启发是,以过去那种专业分工和线性思维可能会限制你对一些现象观察的规模。因为它太过专业,会把一个大现象细琐化、区块化,拼凑起来它并不是完整的。他这本书的思维解答了我部分对于某些错综复杂问题的疑问。
 
        7.最近最关注哪个行业话题/事件?
 
        陈文良:冰桶挑战。一个很冷门的议题,原本少数人在玩的活动,却带来了很大的关于筹款创意的刺激。同时很多话题开始被讨论,比如中国大陆罕见病议题是不是被关注了,不同的人用这种方式表达了什么样的关怀等等。另外,这个事情通过互联网传播得特别快,好像一次考试,检验了这个信息在行业里目前被理解的程度,哪些议题发展的成熟度能够承载这样的一个筹款创意,中国能否形成这种类似的全国性话题,或者全球性的筹款形式。
 
       还有就是鲁甸地震,出现了两周筹款高潮,最近关注度有下降。这好像另外一个考试,考验公益组织的反应如何。从汶川到雅安再到鲁甸,像是几个里程碑。汶川地震时中国公民力量的爆发,让政府看见非营利组织可以为社会所用;到鲁甸则更沉淀下来,大家更成熟地去回应,该动的动,动不了的不会动。在专业上我觉得有逐渐成熟的趋势。
 
       8.最近关注哪个社会议题/事件?
 
       陈文良:最大的冲击是全球化之后,贫富和机会的差距。由于工作关系,我去了很多地方,能看到贫富差距是个全球现象。人们也在从各个角度去思考,例如单独用公益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什么样的国家政策,国际组织之间应该怎样合作。有从哲学层面去思考社会契约,国家和政府、企业应该如何开创一个更符合人性的经济形态。还有从宗教角度,例如天主教的新教宗,提出对于人性有害的经济是人类应该要反省的。不管你相不相信宗教,这都值得思考。这背后的意思是,每个国家要解决的问题可能都是表象,根本问题在于我们的经济形态可能不利于家庭、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甚至不利于夫妻关系、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因为他过度崇拜财富的过程中,伤害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9.假如要向行业外的人介绍你的工作和扮演的角色,你会如何描述?
 
        陈文良:我主要着重在能力建设,这个工作的性质有点像顾问,又有点像一个教育者,但不是上对下的教育,比较像是一个不断和人对话的人。在和不同的人对话中吸收、成长,在互动中激荡出新的创意,交流彼此的经验,是一个公益能力建设者和同行者。也可以说是“行动中的默观者”,不断地做、也不断地省思。
 
       【答资助者问@胡小军】想了解其他基金会是怎么培养项目资助官员的。对千禾来说,资助官员需要有广阔的社会视野、对所资助的领域有深入的理解、很强的沟通协作能力,还要带着筹资、合作的视角去看待所做的工作,其实要求是非常高的,怎么有效地培养这样年轻人? 
 
       陈文良: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觉得要不断地让资助官员认识到他不是一个行政程序的官员。我担任台湾联合之路十年副秘书长,三年秘书长,这十几年有失败也有收获。我收获的是,培育了一群有逻辑思考能力的资助官员,而且也把逻辑思考带进台湾公益圈,在台湾社会工作相关科系都开了课程,从项目规划一直到项目评估。资助官员对于问题的理解,既要能够微观到足够厘清它的基本事实,又要能够宏观到理解它所处的大环境、大背景和其根本问题所在。
 
       我在2006-2008年参与联合之路全球标准的制定,同时也是其中文版的审核人员。这是全球工作人员一起整理出来的一套标准,它再次提醒我们做资助时,要看项目是否回答了那个根本问题。具备基本的逻辑框架和评估能力,这是资助官员最基本的素质。同时,资助官员还要是一个对他人和世界充满好奇心的人,永远不会停止发问,并不断追寻事情发生的根本原因。如此,他就能当一个好的资助官员。这种能力会随着你遇到更多的人、经历更多的事而增长,重要的是你愿意仔细听向你申请项目的人的故事。资助官员应该经常问问题,而且问对问题,不断观察、聆听和分析。有时候项目建议书本身只是表象,你必须跟那个提出项目的人讨论,才能知道这个项目提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资助者问资助者】你有什么想问下一个资助者?
 
       陈文良:资助者在寻找资助项目的时候,是否曾思考过自己最根本的那个价值观是什么?因为这会涉及到你选择的标准,或者说你希望你选择资助的项目未来能改善人类的什么。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想了解其他资助者在资助的背后,相信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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