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国企本身就是公益事业
2014-01-08

任志强:国企本身就是公益事业

2014-01-08 来源:慈传媒/中国慈善家 作者:宋厚亮

  中国的企业家第一代就开始参与公益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你参与公益事业这么多年,怎么看中美两国企业家对慈善的态度?

  任志强:在中国,最初大家都把所有的资金投入在企业的生存上,没有更多的余力去做大量的公益。那时候要求所有的企业家必须拿出钱来做公益是一种奢侈。在美国,除了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大部分都是第二代、第三代才开始做慈善。因为在市场充分竞争的条件下,很多企业并不具备剩余的能力用于公益,他们首先得考虑生存问题,他们都是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才把大量的资金用于公益和反馈社会。

  中国比他们好一点。中国过去处在一个贫穷时代,企业也是把大量资金投于生存,但有些企业已经具备了在第一代的时候就开始投入公益事业的能力。现在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加入到慈善行业,就是因为他们越来越多地具备了参与公益活动的能力,同时他们也被公益活动和公益机构所感动。

  我们可以看到这十几年发生的变化,我们最初成立阿拉善生态协会,是以治理沙尘暴为主。但今年沙漠化已经不在环保事业的首要位置,更多人关心的是水、食品污染、空气污染和雾霾,所以他们更愿意加入到环保当中去。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家在第一代就开始做公益,而美国是第二、三代呢?有文化的原因吗?

  任志强:和文化没什么关系。严格说起来,应该是我们政府的失误太多,逼着企业家不得不在没有太多能力的时候就开始做大量的公益。在发达的社会和民主的社会里,公民有权要求政府去做很多很多事情,在我们这个社会,我们没有办法要求政府去做这些该做的事情,所以企业就自己去做。发达社会的政府该做的事情不足以做全,但是政府给了很多优惠的条件鼓励社会去做。中国不鼓励,比如说过去只承认六大官方机构的捐款可以免税。在美国,任何一个公益基金都可以享受免税,甚至个人。我们的政府在鼓励社会公益事业方面,政策上出了问题。

  我们的公益组织全部加起来就几千家,美国是几十万家。产生这个差距就是因为社会制度的不同,我们的社会制度不足以让更多的NGO组织产生和出现。比如说我们要注册一个机构很难,壹基金一开始挂在红十字会下面,后来不得不转到深圳。大概只有深圳作为开放性的城市可以注册,在其他地方根本就注册不了。如果一个社会制度不能容忍NGO组织去从事公益事业的话,那这个社会一定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到政府身上,政府实际上做不到。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这几年,尤其是新一届领导人走马上任,是否已有一些变化?

  任志强:政府在发生变化,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特别强调了社会组织的发展,这在过去党的文件里面没有出现。说明这一届领导班子开始认识到这些问题,对社会公益发展是一个好事,以后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

  我反对企业家要承担多少社会责任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其实,很多企业家在用公益装点门面,你有哪些观察?

  任志强:企业的底线是最主要的,我们最怕的就是这边捐了钱,那边就去做大量的污染排放。这种企业以慈善为名,最不好,我宁愿不要你的钱。你应该把这个钱用于你的企业做环保,善待劳动工人,不要作假,要诚信。如果这些都做好了,我相信这个社会一定是最好的,而不在于你捐了多少钱以后这个社会就会好了,完全是两个概念。如果你在自己内部做好了以后,再拿出更多的资金做环保事业,这是更好的。如果企业没有做好,你拿出再多的钱也不能“买”回来。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最近一年,关于企业家在社会变革时期的角色和责任,有许多讨论,你的观点是什么?

  任志强:每个企业家愿意做什么,该做什么,能做什么,不是一个法律的规定。只要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企业家就会按照自己的兴趣做。曹德旺是慈善家,他的捐款比我们多多了,他有自己的想法,万通有万通的基金会,万科有万科的基金会,潘石屹也有自己的教育基金会,他们都有自己要做的公益事业。每个人的兴趣是不一样的,你做的他不一定做,他做的你不一定做,每个企业家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对某一个问题的认识更深刻的时候,他就会做某一件事情。潘石屹从大山沟里出来,他更愿意帮助家乡,有错吗?没错,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家乡变好的话,这对整个社会是一个好事。你绝不能批评他自私。只要是公益,一块钱跟一百块钱是一个道理。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除了公益的责任,是否还有其他的责任呢?中国仍在变革当中。

  任志强:企业家本身就在承担责任,不承担责任他纳什么税?不承担责任他怎么能把企业的产品发展起来?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这是基本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

  任志强:你们不要给企业家加那么多压力。如果他能养这么多人,让这么多人同时随着企业一块富起来,这就是一件好事。没有企业家,这些人就失业了。我反对社会上的一种说法,好像企业家一定要承担多少社会责任。最基本的社会责任就是遵纪守法纳税,我没有违法你还给我加什么责任。

  我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你既是企业家,又是微博上的意见领袖,两种角色是否会有矛盾的时候?

  任志强: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什么叫意见领袖?有些人的意见是正确的,有些人的意见是错误的,微博是一个公共的平台,怎么叫领袖?我不认为我是领袖,你们也别给我挂这个帽子。

  我只是说出自己的看法,每个人都有权利在微博上说出自己的看法。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那我们可以把意见领袖换为公共知识分子,与企业家身份相比,你更钟情于哪一个身份?

  任志强:我就是一个企业家,如果可以重新选择,我还是要做企业家。因为我没有做公共知识分子的才能,我们这一代人,在最需要教育的时候没有教育。所以我们的学识都不是系统的,我们是以实践为主,没有接触过传统的教育,初中都没毕业。尽管以后还可以去读研究生或者其他的,但不是一个完整的受教育过程。这当然是个遗憾,它是时代造成的,不是我们个人造成的。

  我更愿意做企业家,我觉得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让大家从穷变富。邓小平的改革让大家从穷变富,公共知识分子没有任何作用。企业家一样可以成为被大家认为的公共知识分子,因为你可以把在企业中所获得的收获、知识和经验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是用企业家的看法去看待社会存在的问题,知识分子可能是从理论的角度阐释问题。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或许民营企业家的身份更适合你。

  任志强:当然是民营企业更好一些。我已经说过多少次了,做国有企业是因为我母亲一定要让我做国有企业。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你为什么不主动改变呢?在母亲面前没了主见?

  任志强:不是主见问题,我觉得尽孝也是主见,是吧,如果你让一个家庭都不团结的话,你能说你有社会责任吗?它违反的可能是我自己个人的想法,但是不等于我不能把国有企业变得和民营企业一样好,只能说在国有企业里头,可能我的个人收入少。为了尽孝,我宁愿减少我的个人收入。我不认为他们的要求有什么错误,他们的要求没什么错误。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为什么不向母亲争取改变?

  任志强:不需要争。其他的问题可以去争取,在这个问题上不需要。目标很明确,为人民服务,有什么可争论的呢?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做公益事业,有什么不对呢?我认为国有企业本身就是一个公益事业。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国有企业本身就是一个公益事业”,这个观点是否会引起误解?

  任志强:我们有三大类国有企业,第一类国有企业是改革前的国有企业,大部分趋于濒临破产或大量已经破产,这部分恰恰最需要有一个好的管理者把它们带出泥坑,创造的是社会价值最大化,因为这些企业通常背着几万或者几十万的退休工人;第二类是柳传志、我们这些改革开放之后新成立的国有企业,一没钱,二没粮草,三没有计划,四没有特供,什么都没有,我们当时叫做计划外全民所有制,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完全靠市场闯出来的国有企业,挂了个牌子叫国有企业;第三类就是大家很痛恨的中石油、中石化,这些都是带有垄断性质的国有企业。

  现在社会上的人恨不得把这三类国有企业都放到一块儿分析,说国有企业怎么怎么地。其实这三种国有企业完全不同。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既然华远是挂了块牌子的国有企业,后来为什么没有将其私有化?

  任志强:今天你要让我说,我还得把它变成国有企业。只要上级不批准把它私有化,我就不能把它私有化。我们可以把下属的企业都私有化,没有挂全民所有制牌子的都可以私有化,但是只要挂了,借用了这个牌子,获得了银行贷款等各项支持或者政策优惠,你就不能干这事,不管它有没有国有资产。

  我是共产党员,我坚决要执行这些东西,我们不像一般人所想的,以个人利益为主或怎么样。你搞错了。再有冲突也得执行法律,有本事你就去修改法律,法律没修改之前,就得按法律走。市场经济的原则是不变的,我们可以把国有企业民营化管理。在我们的管理中,很多是民营化管理,比如说我们的激励机制、内部约束机制,等等,都是民营化,都可以做得到。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国有企业改革,最终的形态应是怎样的?

  任志强:国有的,最后不应该是企业,应该是事业。可以企业化管理,但你不能管它叫企业,不能用利润做指标。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这个观点和你的国有企业领导人的身份有些矛盾,你做了哪些推动?

  任志强: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就是急先锋。但是我们不能突破法律的界限,只能是逐步地去拱,一步一步推动改革。比如说我们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股份制公司,本来没有这个法律,但我们突破了,我们是合理合法地去拱了。所有的合资法上都写上有投资总额有合作年限,我们当时就突破这两点。所以我们双方打了很长时间的官司,最后一步步突破了,这种突破法律都是可以做的。而且我们是第一家通过境外上市的公司。

  我们是国有企业体制,但是民营化经营。所以我们在不断地突破法律的界限,但是突不破的也不能去违法,这是两个概念。能突破叫改革,突不破就是没有改革到位。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宁高宁说你并不是一个好的商人,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吗?

  任志强:什么叫成功?我觉得我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因为我们推动了中国的制度改革。企业家的成功,不在于你赚了多少钱,把企业做得多大,而在于你能对中国的改革发挥多大作用,让更多的企业能享受这套改革成果,这是最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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